DNA傳奇：傲慢自大、夸夸其談的人怎麼開創新時代

弗朗西斯·克里克站在卡文迪許實驗室的一支X射線管旁邊。攝於20世紀50年代早期

撰文 | 詹姆斯·沃森

從來沒有見過克里克表現出謙虛謹慎的態度。也許，在有些人眼裡，他就是一個自大傲慢的傢伙，但是我並不認為有任何理由可以這樣去評價他。這與他現在享有的盛名毫無關係。現在，人們經常談起他，談論時通常都頗有敬意。我還相信，總有一天，公眾很有可能將克里克與歐內斯特·盧瑟福（Ernest Rutherford）或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這樣的偉大人物相提並論。但在1951年秋天，情況卻並非如此。當時我剛剛來到劍橋大學，在卡文迪許實驗室加入了一個由從事蛋白質三維結構研究的物理學家和化學家組成的研究小組。[1]

卡文迪許實驗室，位於劍橋大學。攝於20世紀40年代

那一年，克里克35歲，在科學界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雖然他周圍的同事都承認，他思考問題時思維敏捷、見解深刻，同事們都常常向他請教，但是從更大的範圍來看，他並沒有獲得足夠的賞識，甚至許多人都覺得他有些過於夸夸其談。

克里克所在實驗室的負責人是馬克斯·佩魯茨（Max Perutz），他是一位出生於奧地利的化學家，於1936 年來到英國。佩魯茨從事結晶血紅蛋白質X射線衍射的資料收集工作已經有十多年了，當時剛剛取得一些實質性進展。卡文迪許實驗室主任布拉格爵士為他提供了全面的支持。作為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同時又是結晶學的創立人之一，布拉格爵士在長達40年的時間裡一直密切關注著X射線衍射法在解決日趨困難的結構問題中的作用。一種新方法能闡明的分子結構越複雜，布拉格爵士就越高興。[2]

馬克斯·佩魯茨。攝於20世紀50年代

就這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幾年時間裡，他對解決蛋白質分子結構的各種方法特別著迷，因為蛋白質分子是所有分子中最複雜的。在管理工作允許的情況下，布拉格爵士跑去佩魯茨的辦公室，與其探討新近積累起來的X射線資料。即使在回家之後，布拉格爵士也仍然沉浸在對這些資料進行解釋的思考中。

克里克既不是一個像布拉格爵士那樣的理論家，也不是一個像佩魯茨那樣的實幹家，他是介於這兩種類型之間的科學家。克里克偶爾會做些實驗，但更多的時間都在埋頭思考解決蛋白質結構的理論問題。他經常會突然冒出一些新想法，然後整個人就變得非常激動，並立刻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任何願意聽的人。然而經過一兩天的沉澱後，他通常會意識到自己的理論原來站不住腳，於是又回過頭去做實驗，等到做實驗做得厭倦了，他又會陷入沉思，對理論發起新一輪衝擊。伴隨著克里克層出不窮的新想法，卡文迪許實驗室發生了許多戲劇性事件。這大大活躍了整個實驗室的氣氛。要知道，這個實驗室里的許多實驗經常會持續幾個月甚至幾年之久。對氣氛的活躍部分要歸功於克里克的大嗓門。他說話的聲音比較大，說話的語速也比其他任何人都快。只要他開懷大笑，大家就知道他身在卡文迪許實驗室的哪個地方了。我們幾乎每個人都享受過克里克帶來的快樂，特別是當我們傾聽完他的想法，表示對他說的東西完全摸不著頭腦時。

我們中也有例外，那就是布拉格爵士。克里克的談笑經常打擾到布拉格爵士，因為他的嗓門實在太大了，布拉格爵士經常不得不躲到更加安靜的房間里去。布拉格爵士很少參與卡文迪許實驗室的早茶和午茶，因為那意味著必須忍受克里克震耳欲聾的「雜訊」轟炸[3]。當然，即使布拉格爵士不參加，他也無法保證自己是完全「安全」的。有兩次，布拉格爵士辦公室外的走廊就被從克里克所在的實驗室里不斷漫出的水給淹沒了。克里克完全沉浸在對理論的思考中，竟然忘記了把抽水機龍頭上的橡皮管綁緊。

威廉·勞倫斯·布拉格和他的父親，威廉·亨利·布拉格。攝於20世紀30年代

我到卡文迪許實驗室時，克里克的理論研究已經遠遠超出了蛋白質結晶學的範圍。任何重要的問題都能吸引他的注意力，他經常到其他實驗室去，目的只是為了了解一下別人都完成了哪些新實驗。[4]

一般來說，克里克對待實驗里的其他科學家都表現得彬彬有禮，而對那些並不理解自己實驗真正意義的同事，他也會顧及他們的感受，但是他從來不隱瞞自己的目的。克里克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可以設計出一系列能夠證實自己的解釋的新實驗。緊接著，他就會開始夸夸其談：克里克會告訴所有願意聽他講解的人，他聰明的新想法將會怎樣推動科學的進步。

克里克這種做法通常會引發其他科學家對他的一種心照不宣的、真實的恐懼，尤其是在那些尚未成名的同輩人中，這種傾向更明顯。克里克掌握別人的資料並將之簡化為內在一致性的統一模式的速度之快，常常令他的朋友們倒吸一口涼氣。他們擔心，不久的將來克里克取得成功後，會在全世界面前揭露：劍橋大學各學院給外人留下的謹言慎行、溫文爾雅的良好印象只是一種掩飾——掩飾他們頭腦的糊塗。

在凱斯學院（Caius College），克里克有每周吃一頓飯的權利，但他仍然不是任何一個學院的在編研究員。這是他自己選擇的結果。很顯然，他不想讓本科生過多地找他，那會加重他的負擔。[5]另外，他的大笑也是一個原因，如果每個星期都要忍受他那種雷鳴般的笑聲好多次，許多學監肯定會跳起來反對。我確信，這一點偶爾也會使克里克自己感到煩惱。克里克非常清楚地知道，「高桌吃飯的生活」 都被那些學究式的中年人把持住了，而這些人既不會使他感到愉快，也不會使他得到任何教益。幸好還有國王學院，它歷史悠久、財力雄厚，又素來不受古板傳統的羈絆。國王學院接受了克里克，無論是他還是學院本身，都不用放棄自己的風骨或特色，因此這是一件相得益彰的事情。[6]然而，克里克的朋友們卻不得不時刻如履薄冰，儘管他們都知道克里克是一個討人喜歡的午餐夥伴，但他們都無法迴避這樣一個事實：在酒桌上的每一次偶爾失言，都可能給克里克提供機會，從而使自己的生活遭受莫大的衝擊。

劍橋大學岡維爾學院與凱斯學院內的四方院子

註：

[1]卡文迪許實驗室（Cavendish Labora tory）成立於 1874 年，由德文郡第七代公爵威廉·卡文迪許（William Cavendish）出資建成。第一位卡文迪許實驗室的實驗物理學教授是鼎鼎大名的詹姆斯·克拉克·麥克斯韋（James Clerk Maxwell），其他著名的卡文迪許實驗室教授還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瑞利勛爵 (Lord Rayleigh)、約瑟夫·約翰·湯姆遜（Joseph John Thomson）、 盧瑟福勛爵、勞倫斯·布拉格和內維爾·莫特（Nevill Mott）等。

[2] 威廉·勞倫斯·布拉格及其父親威廉·亨利·布拉格闡明了利用X射線衍射法來分析晶體原子結構的方法，他們兩人因此榮獲191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這是諾貝爾獎歷史上唯一一個「父子檔」。獲獎那年，小布拉格只有 25 歲，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諾貝爾獎獲得者，這個紀錄迄今仍未被打破。小布拉格得知自己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的他正身處戰壕之中。

[3]早茶和午茶是英國學術機構的一個慣例。在早午茶期間，實驗室的成員或大學院系的老師可以聚到一起，邊喝茶邊交談（運氣好的話，還可以吃到點心）。不過，早午茶也可能會固化階層差異，在某些機構里，只有教授和有正式身份的科學家才能坐在舒適的房間里喝茶，而技術員、秘書和研究生則只能在條件差得多的地方應付一下。

[4]克里克的漫畫肖像，畫中展示出了他廣泛的興趣愛好。這幅漫畫出自斯特蘭奇韋斯實驗室（Strangeways Laboratory）的弗雷德里克·斯皮爾（Frederick Spear）之手。1948 年前後，克里克在斯特蘭韋斯實驗室工作。

[5]每個學院的在編研究員，都要參與該學院的管理，如果克里克成了一個在編研究員，那麼他就可以擁有更多的權利（而不是只能每周吃一頓飯），但是這些權利都是有代價的，例如，在編研究員通常必須要給本科生上輔導課。

[6]國王學院之所以財力雄厚，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他在擔任學院總務長時經營有方，並且早早就立下遺囑, 要將遺產捐贈給國王學院。然而，這個學院一向被視為左派大本營。

本文節選自《雙螺旋》（插圖注釋本），原標題為：沃森：我的好搭檔克里克。

圖書簡介

《雙螺旋》（插圖注釋本）

The Annotated and Illustrated Double Helix

作者：詹姆斯·沃森

譯者：賈擁民

出版時間：2017年1月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沃森簡介]

1928年4月出生於美國芝加哥。

15歲考入芝加哥大學，1947年獲得芝加哥大學動物學學士學位。1950年獲得印第安納大學遺傳學博士學位。

1953年4月25日，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在一篇題為《核酸的分子結構》的論文中向世人宣告：引導生物發育和生命機能運作的脫氧核糖核酸（DNA）具有雙螺旋結構。而這篇論文僅用了1100個單詞和1張圖片。1962年，沃森和克里克與英國分子生物學家莫里斯·威爾金斯分享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20世紀60年代，詹姆斯·沃森入主冷泉港實驗室，在他的努力下，冷泉港實驗室從一個瀕臨破產的小機構成了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綜合性科研教育中心。

1988年，詹姆斯·沃森加入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並於1990年被任命為「人類基因組計劃」主任。詹姆斯·沃森是「人類基因組計劃」的主要發起者和推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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