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載」《蘇東坡傳》第四章 應試

第四章 應試

在蘇東坡兄弟年二十歲左右，已經準備好去趕考之時，不可免的事，婚姻問題也就來臨了。他們若是未婚晉京，並且一考而中，必然有女兒長成之家託人向他們提親。那時有求婚的風俗。京都中有未婚之女的富商都等待著考試出榜，向新得功名的未婚舉子提親。所以科舉考試舉行的季節，也是婚姻大事進行得活躍的季節。在父母的眼光看來，讓兒子娶個本地姑娘，他們對姑娘的家庭知根知底，自然好得多。按照當年的風俗，青年的婚姻一向是由父母妥為安排，蘇東坡年十八歲時，娶了王弗小姐。王弗小姐那時十五歲，住家在青神，在眉山鎮南約十五里，靠近河邊。次年弟弟子由成家，年十六歲，妻子比他小兩歲。當然算是早婚，但是並不足為奇。

在根本道理上看，早婚，當然並不一定像蘇氏兄弟那麼早，在選擇與吸引合意的配偶時，可以省去青年人好多時間的浪費，和感情的紛擾。在父母看來，年輕人若能把愛情戀愛早日解決，不妨礙正事，那最好。在中國，父母自然應當養兒媳婦，年輕的男女無須乎晚婚。而且一位小姐愛已經成為自己丈夫的男人，和愛尚未成自己丈夫的男人，還不是一樣？不過在拚命講浪漫風流的社會裡，覺得婚前相愛更為驚奇可喜罷了。無論如何，蘇家兄弟婚後卻很美滿。但這並不是說由父母為兒女安排的婚姻不會出毛病，也不是說這樣的婚姻大多都幸福。所有的婚姻，任憑怎麼安排，都是賭博，都是茫茫大海上的冒險。天下畢竟沒有具有先見的父母或星相家，能預知自己兒女婚姻的結果，即便是完全聽從他們的安排也罷。在理想的社會裡，婚姻是以玩捉迷藏的方式進行的，未婚的青年男女年齡在十八歲到二十五歲之間，雖然當地社會倫理和社會生活十分安定，但是幸福的婚姻的比例，也許還是一樣。男人，十八歲也罷，五十八歲也罷，幾乎沒有例外，在挑選配偶時，仍然是以自然所決定的性優點為根據的。他們仍然是力圖做明智的選擇，這一點就足以使現代的婚姻不致完全墮落到動物的交配。婚姻由父母安排的長處是簡單省事，容易成就，少廢時間，選擇的自由大，範圍廣。所有的婚姻，都是締構於天上，進行於地上，完成於離開聖壇之後。

次子子由成婚之後，父子三人啟程赴京。他們先要到省會成都，拜謁大官張方平，後來張方平對蘇東坡幾乎如同嚴父。為父的仍然打算求得一官半職。他現年四十七歲，但自上次科舉名落孫山之後，一直苦讀不懈。在那段期間，他已經寫了一部重要的著作，論為政之道、戰爭與和平之理，顯示出真知灼見，此一著作應當使京都文人對他刮目相看。當時只要有名公巨卿有力的推介，朝廷可以任命官職。蘇詢把著作呈獻給張方平，張方平對他十分器重，有意立刻任他為成都書院教席。但是老蘇意猶未足。最後，張方平在古道熱腸之下，終因情面難卻，乃寫信給文壇泰斗歐陽修，其實當時張與歐陽相處並不十分融洽。另外有一位雷姓友人，也寫了一封推薦信，力陳老蘇有「王佐之才」。懷有兩封致歐陽修與梅堯臣的書信，父子便自旱路赴京，迢迢萬里，要穿劍閣，越秦嶺，為時須兩月有餘。

在仁宗嘉佑元年(一○五六)五月，三蘇到了汴梁城，寄宿於僧廟，等待秋季的考試。這是禮部的初試，只是選擇考生以備次年春季皇帝陛下親自監督的殿試。在由眉州來京的四十五個考生之中，蘇氏昆仲在考中的十三名之內。當時除去等候明春的殿試之外，別無他事，父子三人乃在京都盤桓，在城內遊覽，參加社交活動，與社會知名人士結交。蘇洵將著作向德高望重的歐陽修呈上。歐陽修一副和藹可親的樣子，兩耳長而特別白皙，上唇稍短，大笑時稍露牙齦。歐陽修，看來並非美男子，但是一見這位文壇盟主而獲得他的恩寵，卻足以使天下士子一慰其夢寐之望。歐陽修之深獲學術界敬愛，是由於他總是以求才育才為己任。他對蘇洵熱誠接待，並經他介紹，老蘇又蒙樞密韓倚邀請至家，又轉介紹認識一些高官顯宦。不過蘇洵的冷淡自負的態度，在朝廷的領袖人物心目之中，並未留下什麼好印象。

蘇氏兄弟則遊逛華美的街市，吃有名的飯館子，站在寒冷的露天之下，以一副羨慕的心情注視大官在街上乘坐馬車而過。宋朝共有四個都城，河南開封為首，稱為東都。開封有外城內城。外城方十三里，內城七里，城周有城門十二座，入城處有兩層或三層的城圈，用來圍困進犯的敵軍。城牆上築有雉諜，供發炮射箭之用。因為國都地處一低下之平原，無險可守，只有北部黃河綿延約有二百里(今日之隴海鐵路即沿河而行)，可以拱衛國都，因此擬定了一個設想極為周密的軍事防禦計劃。

在西部洛陽，距開封約一百三十里，建立西都，用以扼制經軍事要隘渲關自西北而來的進犯。在東部約八十里以外的商丘，設立另一軍事重鎮，是為南都。並不怕有敵人自南部而來。在另一方面，唐朝末年，蠻族已自北方侵入中國。當時有一軍閥，由於向北番異族一霸主效忠，在其卵翼之下，遂成立朝廷，對抗中國。石敬塘向契丹王以兒子自稱，但自謂深愛中國並關心國家之太平與百姓之幸福。他自稱「兒皇帝」，稱契丹王為「父皇帝」。他在世之時，使中國形成分裂，獲取外族之讚美。但是國家應當慎謀嚴防有此等情形出現。不論古今，在中國總是有打著愛國旗號的漢奸，只要自己能大權在握顯赫一時，便在救國救民的堂皇名義之下，甘心充當異族的傀儡。石敬塘後來以「兒皇帝」之身，為「父皇帝」所廢，羞憤而死，此一事實並不足以阻止十二世紀時另一傀儡張邦昌之出現。而在張邦昌失去利用價值後，立即被推翻，棄之如敝展，但並不足以阻止清末另一個漢奸吳三桂向關外借兵，進入長城，讓滿州人毀滅了中國政府。宋朝因此在河北南部的大名府，建立了北京，遏止北方異族的南侵。

開封是中國首都大城，保有皇都的雄偉壯麗，財富之厚，人才之廣，聲色之美，皆集於朝廷之上。城外有護城河圍繞，河寬百尺，河的兩岸種有榆樹楊柳，朱門白牆掩映於樹木的翠綠之間。有四條河自城中流過，大都是自西而東，其中最大者為洋河，從安徽河南大平原而來的食糧，全在此河上運輸。河上的水門夜間關閉。城內大街通行，每隔百碼，設有警衛。自城中流過的河道上，架有雕刻的油漆木橋相通。最重要的一座橋在皇宮的前面，乃精心設計，用精工雕刻的大理石築成。皇宮位於城市之中央。南由玄德樓下面的一段石頭和磚建的牆垣開始，皇宮的建築則點綴著龍鳳花樣的浮雕，上面是光亮閃爍的殿頂，是用各種顏色的琉璃瓦建成的。宮殿四周是大街，按照羅盤的四角起的街名。皇宮的西面為中書省和樞密院。在外城的南部，朱雀門之外，有國子監和太廟。街上行人熙來攘往，官家的馬車，牛車，轎子——轎子是一般行旅必需的——另外有由人拉的兩輪車，可以說是現代東洋車的原始型，這些車轎等在街上川流不息。坐著女人的牛車上，帘子都放了下來。在皇城有個特點，就是必須戴帽子，即使低賤如算命看相的，也要打扮得像個讀書人。

殿試的日子到了。皇帝任命歐陽修為主試官，另外若干飽學宿儒為判官。在讀書人一生這個緊要關頭到來之際，大家心中都是緊張激動，患得患失。過去多年來三更燈火五更雞的苦讀力學，都是為了這一時刻。考生必須半夜起身，天甫黎明就要來到皇宮之外，身上帶著涼的飯食，因為沒考完是不許出考場的。在考試時，考生要各自關閉在斗室之中，有皇宮的侍衛看守。朝廷有極嚴厲的規定，藉以防止納賄或詢私。考生的試卷在交到考試官之前，先要由書記重抄一遍，以免認出試卷的筆跡。在重抄的試卷上，略去考生的名字，另存在檔冊里。考生在考完放出之時，考試官則關入宮中閨場，嚴禁與外界有任何接觸，通常是從正月底到三月初，直到試卷閱畢呈送給皇上為止。考生首先考歷史或政論。次考經典古籍，最後，在錄取者的試卷已閱畢，再在皇帝陛下親自監察之下考詩賦，然後再考策論。宋仁宗特別重視為國求才，對這種考試極為關注。他派貼身臣僕把題目送去，甚至有時為避免泄露，他還在最後一剎那改變題目。

蘇氏兄弟都以優等得中。蘇東坡的文章，後來歐陽修傳給同輩觀看，激賞數日。那篇文章論的是為政的寬與簡，這正是蘇東坡基本的政治哲學。不過，不幸有一個誤會。歐陽修對此文章的內容與風格之美十分激賞，以為必然是他的朋友曾鞏寫的。為了避免招人批評，他把本來列為首卷的這篇文章，改列為二卷，結果蘇東坡那次考試是名列第二。在仁宗嘉佑二年(一○五七)四月八日，蘇東坡考中，在四月十四日，他那時才二十歲，成為進士，在三百八十八人之中幾乎名列榜首。得到此項榮譽，於是以全國第一流的學者知名於天下。

蘇東坡這個才氣縱橫的青年，這次引用歷史事例，卻失之疏忽，而且在試卷上杜撰了幾句對話。他發揮文意時說，在賞忠之時，寧失之寬厚，在罰罪之時，當惻然有哀憐之心，以免無辜而受戮。他寫道：「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日殺之，三。堯曰宥之，三。」這幾句對白讀來滿好，顯示賢君亦肯用不肖，使之有一展長才之日，這種史實頗可證實明主賢君用人之道。判官梅聖俞閱卷至此，對堯與皋陶有關此事之對白，不敢公然提出查問，因為一經提出，即表示自己對年久湮沒的古籍未曾讀過。蘇東坡因此，才得以混過。考試過去之後，梅聖俞一天問蘇東坡：

「可是，堯和皋陶這段話見於何書？我一時想不起在何處讀過。」

蘇東坡這位年輕學者承認說：「是我所杜撰。」

梅聖俞這位前輩宿儒大驚：「你所杜撰！」

東坡回答說：「帝堯之聖德，此言亦意料中事耳。」

主考官錄取一學生，即表示自己克盡其職發現了真才，二人彼此之間即形成了「老師」與「門生」終身不渝的關係。考中的門生要去拜謁主考老師致敬。並修函感謝恩德。歐陽修為當時文學權威，一字之褒，一字之貶，即足以關乎一學人之榮辱成敗。當年一個作家曾說，當時學者不知刑罰之可畏，不知晉陞之可喜，生不足歡，死不足懼，但怕歐陽修的意見。試想一想，歐陽修一天向同僚說的話，那該有何等的力量啊！他說：「讀蘇東坡來信，不知為何，我竟喜極汗下。老夫當退讓此人，使之出人頭地。」這種話由歐陽修口中說出，全京都人人都知道了，據說歐陽修一天對兒子說：「記著我的話。三十年後，無人再談論老夫。」他的話果然應驗，因為蘇東坡死後的十年之內，果然無人再談論歐陽修，大家都談論蘇東坡。他的著作在遭朝廷禁閱之時，有人還暗中偷讀呢。

蘇東坡的宦途正要開始，母親病故。根據儒家之禮，這當然是極其重大之事，甚至官為宰相，也須立即退隱，守喪兩年三個月之後，才能返回復職。東坡的姐姐已於數年前去世，因此蘇家全家三個男人晉京應試之後，家中只有母親和兩個兒媳婦。母親死時還沒聽到京都的喜訊。蘇家父子三人急忙返家，到家只見母親已去，家中一團紛亂，籬牆傾倒，屋頂穿漏，形如難民家園。

正式辦完喪禮之後，他們在一山坡之下名為「老翁泉」的地方，挑選一處作為蘇家的寶地。這個泉之所以得名，是因為當地人說月明之夜，可見一白髮俊雅老翁倚坐在堤防之上，有人走近時，老翁則消失於水中。後來蘇洵也葬埋於此，因為那片地方的名稱，蘇洵通常亦稱為「蘇老泉」。

蘇洵在祭妻文里說：

我知母心，非官是好，要以文稱。昔余少年，遊盪不學；我知子心，憂我泯滅。感嘆折節，以至今日……有錯其丘，惟子之墳。鑿為二室，期與子同。……嗟余老矣，四海一身。自子之逝，內失良朋。我歸舊廬，無有改移。魂兮未混，不日來歸。

居喪守禮之下的一年又三個月的蟄居生活，是蘇東坡青年時期最快樂的日子。兄弟二人和年輕的妻子住在一起。東坡常到青神岳家去，青神位於美麗的山區，有清溪深池，山巔有佛寺，涉足其間，令人有遊仙尋異超然出塵之感。東坡常與岳家叔伯表兄弟等前往廟中遊歷，坐在瑞藻橋附近的堤防上，以野外餐飲為樂。在夏季的夜晚，他坐在茅屋之外，吃瓜子和炒蠶豆。岳家為大家庭：有岳父王傑，兩個叔叔及其妻子兒女。在岳家約三十個人之中，有一個小姐，名喚「二十七娘」，是命定與蘇東坡一生不可分的。

這時，老蘇正在等待京中的任命消息。這時他接受官職並無不當，因為妻喪和母喪不同。京師已經有巨官顯宦答應提拔他，但是他已等了一年有餘，尚無消息到來。最後，終於有聖旨下降，要他赴京參加一種特殊考試。這一來，使此翁著了慌。因為這時他已經有了一種懼怕考試的心理。他給皇帝上一奏摺，謝絕前去，以年老多病為辭。但是在給朋友的信里則說：「仆固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佳者……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權衡，以自取輕笑哉……向者權書論衡幾策，乃歐陽永叔以為可進而進之。苟朝廷以為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耶？」給梅聖俞的信里說：「惟其平生不能區區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窮困……自思少年嘗舉茂林，中夜起坐，裹飯攜餅，待曉東華門外，逐隊而入，屆膝就席，俯首據案。其後每思至此，即為寒心……」

第二年，仁宗嘉佑四年(一○五九)六月，他又接到朝廷的聖旨，仍是上一次的內容。並未言及免除任何考試，自然不足展足老泉之望。朝廷主其事者當對他前所呈奏信而不疑才是——相信固好，否則即擱置亦可。他是不肯像學童一樣去接受考問的。所以他又再度辭謝。他的奏摺上說他已年近五十。五十之年又何以能報效國家？身為讀書人之所以願居官從政，欲有以報效國家也，否則為一寒士足矣。倘若他此時再入仕途，既無機會以遂報國之志，又不能享隱逸賢達之清譽。他最後結束說，時已至夏季，下月其子之居喪將滿，他將隨子入都一行。屆時當一謁當道，細敘情由。全信中之語氣顯示他在五十之年，實已無意入朝為官，除非有力人士能使他不再如童子之受考試。

事實上，蘇洵的妻子已死，他已準備遠離家鄉而不復返。非常明顯，他是適於住在京都的。他的兩個兒子既然已中進士，下一步就看朝廷何時有缺可以派兒子去任職，他自己倒也罷了。在居喪滿期之後剛過兩個月，父子三人又再度啟程入京，這一次有兩個兒媳同行，出發之前，已經把亡母之靈樞安派妥當。蘇洵使人請了六尊菩薩像，安放在兩個雕刻好鍍金的佛龕中，供在極樂寺的如來佛殿里。那六尊菩薩是：觀世音菩薩、勢至菩薩、天藏王、地藏王、解冤王者、引路三者。出發之前，蘇詢正式把這些佛像供在廟裡，並且去向亡妻靈前告別。祭文的結語是：「死者有知，或升於天，或升於四方，上下所適如意，亦若余之游於四方而無系云爾。」

蘇軾（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蘇仙= 。漢族，北宋眉州眉山（今屬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欒城，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

嘉祐二年（1057年），蘇軾進士及第。宋神宗時曾在鳳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職。元豐三年（1080年），因「烏台詩案」受誣陷被貶黃州任團練副使。宋哲宗即位後，曾任翰林學士、侍讀學士、禮部尚書等職，並出知杭州、潁州、揚州、定州等地，晚年因新黨執政被貶惠州、儋州。宋徽宗時獲大赦北還，途中於常州病逝。宋高宗時追贈太師，謚號「文忠」。

蘇軾是宋代文學最高成就的代表，並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獨具風格，與黃庭堅並稱「蘇黃」；其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同是豪放派代表，並稱「蘇辛」；其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與歐陽修並稱「歐蘇」，為「唐宋八大家」之一。蘇軾亦善書，為「宋四家」之一；工於畫，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有《東坡七集》、《東坡易傳》、《東坡樂府》等傳世。

待續.............

附：蘇東坡的文學成就

詞作

蘇軾在詞的創作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種文體自身的發展而言，蘇詞的歷史性貢獻又超過了蘇文和蘇詩。蘇軾繼柳永之後，對詞體進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終突破了詞為「艷科」的傳統格局，提高了詞的文學地位，使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轉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從根本上改變了詞史的發展方向。

蘇軾對詞的變革，基於他詩詞一體的詞學觀念和「自成一家」的創作主張。

自晚唐五代以來，詞一直被視為「小道」。雖然柳永一生專力寫詞，推進了詞體的發展，但他未能提高詞的文學地位。這個任務有待於蘇軾來完成。蘇軾首先在理論上破除了詩尊詞卑的觀念。他認為詩詞同源，本屬一體，詞「為詩之苗裔」，詩與詞雖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別，但它們的藝術本質和表現功能應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將詩與詞相提並論，由於他從文體觀念上將詞提高到與詩同等的地位，這就為詞向詩風靠攏、實現詞與詩的相互溝通滲透提供了理論依據。

為了使詞的美學品位真正能與詩並駕齊驅，蘇軾還提出了詞須「自是一家」的創作主張。此處的「自是一家」之說，是針對不同於柳永詞的「風味」而提出的，其內涵包括：追求壯美的風格和闊大的意境，詞品應與人品相一致，作詞應像寫詩一樣，抒發自我的真實性情和獨特的人生感受。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其文如其為人」（《答張文潛縣丞書》），在詞的創作上自成一家。蘇軾一向以文章氣節並重，在文學上則反對步人後塵，因而他不滿意秦觀「學柳七作詞」而缺乏「氣格」。

擴大詞的表現功能，開拓詞境，是蘇軾改革詞體的主要方向。他將傳統的表現女性化的柔情之詞為擴展為表現男性化的豪情之詞，將傳統上只表現愛情之詞擴展為表現性情之詞，使詞像詩一樣可以充分表現作者的性情懷抱和人格個性。蘇軾讓充滿進取精神、胸懷遠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詞世界，改變了詞作原有的柔軟情調，開啟了南宋辛派詞人的先河。

與蘇詩一樣，蘇詞中也常常表現對人生的思考。這種對人生命運的理性思考，增強了詞境的哲理意蘊。蘇軾雖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夢，但並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脫，始終保持著頑強樂觀的信念和超然自適的人生態度。

蘇詞比較完整地表現出作者由積極轉而矛盾苦悶，力求超脫自適而不斷追求的心路歷程和他疏狂浪漫、多情善思的個性氣質。繼柳永、歐陽修之後，蘇軾進一步使詞作中的抒情人物形象與創作主體由分離走向同一。

蘇詞既向內心的世界開拓，也朝外在的世界拓展。晚唐五代文人詞所表現的生活場景很狹小，主要局限於封閉性的畫樓繡戶、亭台院落之中。入宋以後，柳永開始將詞境延利到都邑市井和千里關河、葦村山驛等自然空間，張先則向日常官場生活環境靠近。蘇軾不僅在詞中大力描繪了作者日常交際、閑居讀書及躬耕、射獵、遊覽等生活場景，而且進一步展現了大自然的壯麗景色。

蘇軾用自己的創作實踐表明：詞是無事不可寫，無意不可入的。詞與詩一樣，具有充分表現社會生活和現實人生的功能。由於蘇軾擴大了詞的表現功能，豐富了詞的情感內涵，拓展了詞的時空場景，從而提高了詞的藝術品味，把詞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學殿堂，使詞從「小道」上升為一種與詩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體。

「以詩為詞」的手法則是蘇軾變革詞風的主要武器。所謂「以詩為詞」，是將詩的表現手法移植到詞中。蘇詞中較成功的表現有用題序和用典故兩個方面。

有了詞題和詞序，既便於交代詞的寫作時地和創作緣起，也可以豐富和深化詞的審美內涵。在詞中大量使事用典，也始於蘇軾。詞中使事用典，既是一種替代性、濃縮性的敘事方式，也是一種曲折深婉的抒情方式。蘇詞大量運用題序和典故，豐富和發展了詞的表現手法，對後來詞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從本質上說，蘇軾「以詩為詞」是要突破音樂對詞體的制約和束縛，把詞從音樂的附屬品變為一種獨立的抒情詩體。蘇軾寫詞，主要是供人閱讀，而不求人演唱，故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雖也遵守詞的音律規範而不為音律所拘。正因如此，蘇軾作詞時揮灑如意，即使偶爾不協音律規範也在所不顧。也正是如此，蘇詞像蘇詩一樣，表現出豐沛的激情，豐富的想像力和變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語言風格。雖然蘇軾現存的362首詞中，大多數詞的風格仍與傳統的婉約柔美之風比較接近，但已有相當數量的作品體現出奔放豪邁、傾盪磊落如天風海雨般的新風格，如名作《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

在兩宋詞風轉變過程中，蘇軾是關鍵人物。王灼《碧雞漫志》卷二說：「東坡先生非心醉於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強化詞的文學性，弱化詞對音樂的依附性，是蘇軾為後代詞人所指出的「向上一路」。後來的南渡詞人和辛派詞人就是沿著此路而進一步開拓發展的。

詩作

蘇軾對社會的看法和對人生的思考都毫無掩飾地表現在其文學作品中，其中又以詩歌最為淋漓酣暢。在二千七百多首蘇詩中，干預社會現實和思考人生的題材十分突出。蘇軾對社會現實中種種不合理的現象抱著「一肚皮不入時宜」的態度，始終把批判現實作為詩歌的重要主題。更可貴的是，蘇軾對社會的批判並未局限於新政，也未局限於眼前，他對封建社會中由來已久的弊政、陋習進行抨擊，體現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識。

蘇軾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閱歷極為豐富。他善於從人生遭遇中總結經驗，也善於從客觀事物中見出規律。在他眼中，極平常的生活內容和自然景物都蘊含著深刻的道理，如《題西林壁》和《和子由澠池懷舊》兩詩。在這些詩中，自然現象已上升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轉化為理性的反思。尤為難能可貴的是，詩中的哲理是通過生動、鮮明的藝術意象自然而然地表達出來，而不是經過邏輯推導或議論分析所得。這樣的詩歌既優美動人，又饒有趣味，是名副其實的理趣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和「雪泥鴻爪」一問世即流行為成語，說明蘇軾的理趣詩受到普遍喜愛。蘇詩中類似的作品還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飲湖上初晴後雨》、《慈湖夾阻風》等。蘇軾極具靈心慧眼，所以到處都能發現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蘇軾對沉浮榮辱持有冷靜、曠達的態度，這在蘇詩中有充分的體現。蘇軾在逆境中的詩篇當然含有痛苦、憤懣、消沉的一面，但蘇軾更多的詩則表現了對苦難的傲視和對痛苦的超越。

蘇軾學博才高，對詩歌藝術技巧的掌握達到了得心應手的純熟境界，並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對待藝術規範，縱意所如，觸手成春。而且蘇詩的表現能力是驚人的，在蘇軾筆下幾乎沒有不能入詩的題材。

以「元祐」詩壇為代表的北宋後期是宋詩的鼎盛時期，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等人的創作將宋詩藝術推向了高峰。就風格個性的突出、鮮明而言，王、黃、陳三家也許比蘇軾詩更引人注目。然而論創作成就，則蘇軾無疑是北宋詩壇上第一大家。在題材的廣泛、形式的多樣和情思內蘊的深厚這幾個維度上，蘇詩都是出類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蘇軾具有較強的藝術兼容性，他在理論上和創作中都不把某一種風格推到定於一尊的地位。這樣，蘇軾雖然在創造宋詩生新面貌的過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詩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這兩個主要缺點。所以蘇軾在總體成就上實現了對同時代詩人的超越，成為最受後代廣大讀者歡迎的宋代詩人。

文章

蘇軾的文學思想是文、道並重。他推崇韓愈和歐陽修對古文的貢獻，都是兼從文、道兩方面著眼的。但是蘇軾的文道觀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獨特性。首先，蘇軾認為文章的藝術具有獨立的價值，如「精金美玉，文章並不僅僅是載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現功能便是人類精神活動的一種高級形態。其次，蘇軾心目中的「道」不限於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規律。所以蘇軾主張文章應像客觀世界一樣，文理自然，姿態橫生。他提倡藝術風格的多樣化和生動性，反對千篇一律的統一文風，認為那樣會造成文壇「彌望皆黃茅白葦」般的荒蕪。

正是在這種獨特的文學思想指導下，蘇軾的散文呈現出多姿多彩的藝術風貌。他廣泛地從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藝術營養，其中最重要的淵源是孟子和戰國縱橫家的雄放氣勢、莊子的豐富聯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風格。蘇軾確實具有極高的表現力，在他筆下幾乎沒有不能表現的客觀事物或內心情思。蘇文的風格則隨著表現對象的不同而變化自如，像行雲流水一樣的自然、暢達。韓愈的古文依靠雄辯和布局、蓄勢等手段來取得氣勢的雄放，而蘇文卻依靠揮灑如意、思緒泉涌的方式達到了同樣的目的。蘇文氣勢雄放，語言卻平易自然，這正是宋文異於唐文的特徵之一。

蘇軾擅長寫議論文。他早年寫的史論有較濃的縱橫家習氣，有時故作驚人之論而不合義理，如《賈誼論》責備賈誼不知結交大臣以圖見信於朝廷，《范增論》提出范增應為義帝誅殺項羽。但也有許多獨到的見解，如《留侯論》謂圯上老人是秦時的隱君子，折辱張良是為了培育其堅忍之性；《平王論》批評周平王避寇遷都之失策，見解新穎而深刻，富有啟發性。這些史論在寫作上善於隨機生髮，翻空出奇，表現出高度的論說技巧，成為當時士子參加科場考試的範文，所以流傳極廣。蘇軾早年的政論文也有類似的風格特點，但隨著閱歷的加深，縱橫家的習氣遂逐漸減弱，例如元祐以後所寫的一些奏議，內容上有的放矢，言詞則剴切沉著，接近於賈誼、陸贄的文風。

史論和政論雖然表現出蘇軾非凡的才華，但雜說、書札、序跋等議論文，更能體現蘇軾的文學成就。這些文章同樣善於翻新出奇，但形式更為活潑，議論更為生動，而且往往是夾敘夾議，兼帶抒情。它們以藝術感染力來加強邏輯說服力，所以比史論和政論更加具備美文的性質。

蘇軾的敘事記游之文，敘事、抒情、議論三種功能更是結合得水乳交融。

由於蘇軾作文以「辭達」為準則，所以當行即行，當止就止，很少有蕪詞累句，這在他的筆記小品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如《記承天夜遊》，全文僅八十餘字，但意境超然，韻味雋永，為宋代小品文中的妙品。

蘇軾的辭賦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辭賦繼承了歐陽修的傳統，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蕭散之氣，吸收了詩歌的抒情意味，從而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創作了《赤壁賦》和《後赤壁賦》這樣的名篇。《赤壁賦》沿用賦體主客問答、抑客伸主的傳統格局，抒寫了自己的人生哲學，同時也描寫了長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駢散並用，情景兼備，堪稱優美的散文詩。

蘇軾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樣體現出行雲流水的風格，他在翰林院任職時所擬的制誥曲贍高華，渾厚雄大，為台閣文字中所罕見。他遭受貶謫後寫的表啟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體中難得的性情之作。

蘇軾的散文在宋代與歐陽修、王安石齊名，但如果單從文學的角度來看，則蘇文無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書法

蘇軾擅長寫行書、楷書，與黃庭堅、米芾、蔡襄並稱為「宋四家」。他曾經遍學晉、唐、五代的各位名家之長，再將王僧虔、徐浩、李邕、顏真卿、楊凝式等名家的創作風格融會貫通後自成一家。他曾自稱：「我書造意本無法」、「自出新意，不踐古人」。黃庭堅稱他：「早年用筆精到，不及老大漸近自然。」這說明蘇軾一生屢經坎坷，致使他的書法風格跌宕。存世作品有《赤壁賦》、《黃州寒食詩》和《祭黃幾道文》等帖。

繪畫

蘇軾擅長畫墨竹，且繪畫重視神似，主張畫外有情，畫要有寄託，反對形似，反對程序的束縛，提倡「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而且明確地提出了「士人畫」的概念，對以後「文人畫」的發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其作品有《古木怪石圖卷》、《瀟湘竹石圖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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