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昂和南京：國際絲都沉浮錄

文/黃小凡

在國際範圍內，「絲都」經歷了一次現代轉換：傳統的手工作坊最終被工業革命所淘汰，像里昂這樣的新興工業城市成為了新的國際絲都，而像南京這樣的傳統絲都，則陷入衰落。伴隨這一過程的，是西方對中國的侵略，也是中國這一古老文明國度艱難的現代轉型。

里昂：從手工業到大罷工

在相當漫長的時期，瓷器和絲綢一直是中國文化的凈輸出產品，在西方國家，只有貴族才穿得起絲綢做的衣服。

絲綢之路，實際上就是一個先進文化的輸出之路，絲綢作為商品，當然有實用價值，但是其文化價值卻是更重要的，由於其技術先進，又有相當高的藝術性，因此穿絲綢成為身份的象徵。

但是，西方國家率先開始了工業革命，體現在紡織業上，就是機器的大量應用，讓絲綢和布匹產量激增。

世界上三次著名的大罷工，有兩次都是紡織工人所為，分別是法國的里昂和德國的西里西亞，罷工的激烈程度可以用「起義」來形容。

這樣的罷工，也被視為無產階級走上歷史舞台的標誌——新技術革命所帶來的生產力的提高，生產同樣的產品，所需要的工人大為減少，不少人面臨失業的威脅，紡織工人的處境確實悲慘。

里昂是法國著名的工業城市，紡織業在城市的繁榮和發展中佔據過十分重要的地位。絲綢為里昂帶來了財富和聲譽。為了使人們更好地了解本地的絲織業發展史，里昂把昔日的市政府建築闢為絲綢博物館（musée des tissus）。

一進入館內，一種屬於絲的輝煌光澤立刻映入眼帘。這裡有路易十六的王后用過的布簾，它是用116種色彩的絲線細織成的，還有拿破崙的皇后所用的壁布，高雅精美之處，使人不得不同意，絲向來具有皇族的氣息。

館內的另一邊，同時也收藏了法國大革命前一般人的服飾，從鞋子、帽子到衣服，都說明了人類對於絲織品的愛好，是不分貴族和平民的。當然，館內還有一些歷史人物，生動地反映了1831年1834年里昂紡織工人兩次反抗壓迫的武裝起義。

自從16世紀起，絲綢生產就是里昂最重要的手工業，絲綢生產給城市帶來了最早的一大批財富，經營絲綢的富人也擁有了越來越高的政治地位，甚至里昂這座城市，在法國的地位也因此而提高。

16世紀之前，歐洲最大的絲綢產地是義大利，法國王室和貴族們所用的絲綢及絲絨全部都是從那裡進來的。

1536年，里昂設置了第一個絲綢紡織作坊，在此工作的所有熟練工匠都是專門從義大利的熱那亞聘請來的。國王法蘭西斯一世對發展本國絲綢紡織業抱有極大熱情，到了1544年，里昂的絲織工人人數一躍達到了一萬二千多人，這樣，它名正言順地成了法國的絲綢之都。

到了17世紀，里昂變成了全歐洲最重要的絲綢產地，是法國王室及貴族所用的珍貴絲綢的唯一源泉，這裡出產的產品不僅是上等的衣料，而且也成了珍貴的室內裝潢用料，所有最豪華的大廳內的幃幔、窗帘、壁布、傢具鑲料都用它，里昂的絲綢一時遍布全法最大的城堡和宮殿，它們包括楓丹白露堡、凡爾賽宮和巴黎城內的羅浮宮。

里昂從一個傳統的絲都到紡織城的轉變，關鍵人物是里昂人賈卡，他是紋板提花織機的積極改革創新者。

1777年，他製成了配置整套紋板傳動機的腳踏式提花織機，只需一個人操作便能夠織出六百針以上的大型花紋織物，許多式樣較為簡單的花紋由此達到了自動成形的程度。後來，這種織機發展成了全自動織機，在紡織業上被稱為賈卡機。

賈卡1752年出生於里昂，一成年便在絲綢工坊打工，並且很快成為一個有創意的、技藝嫻熟的工匠。他的改革計劃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多次中斷，但1805年，一大批改革後的半自動織機終於在這裡運轉了起來。

新織機不但縮短了產品的成形時間，更重要的是減輕了勞動量、減少了工作人數，這必然引起了大批工人的恐慌和隨之而來的抵制及破壞。因為使用賈卡織機後，原來需要六名工人完成的工作現在只需一名，這就意味著大批工人的失業。

賈卡多次受到人身攻擊，甚至有人對他以死相逼，更嚴重的是，工坊里的新型織機不斷被損壞和焚燒。儘管如此，革新的成果還是遍及全國。1812年，整個法國已裝置了一萬一千多台賈卡自動織機。

和這些新式生產線相比，那些手工作坊就很不幸了。尤其是裡面的工人，受到極為殘酷的剝削，每天要工作15到16個小時，而每天所得到的工資，僅僅能買到一磅麵包，難以維持最低的生活水平。至於女工和童工的處境，就更加悲慘凄涼。

1831年10月和1834年4月，里昂的工人發動了兩次大罷工，最終都發展為武裝鬥爭，工人們拿著武器，一度佔領了整個裡昂城，但是，正如同教科書所寫，這兩次工人大罷工最終都被鎮壓了。從根本上說，工業革命方興未艾，新的生產力必然會帶來更深的社會變革。

南京：絲織衰落與民族榮辱

如果說古絲綢之路是先進的中國文化向西方輻射的話，鴉片貿易則是西方文化向東方的輻射。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和平的方式，而後者則充滿了血腥與罪惡，並發展為戰爭。

鴉片戰爭之後，伴隨著對西方全面入侵的，是民族工業的興起。紡織業，因為技術含量相對較低（後來被稱為典型的輕工業），同時也由於其方便繼承傳統的工藝，獲得了相當程度的發展，一度給民族資本家以希望。

但是，即使在江南這樣的「開放」地區，人們的認識也是相當落後的——南京的絲織業，採用西方新式技術的非常少，絕大多數都是傳統的手工作坊。這種落後的生產方式面對西方「洋布」的傾銷，很難有抵抗的資本。

清代，南京堪稱全國絲織業中心，以至於「南京布」一度成為出口國外的高級男裝布料的代名詞。事實上在明朝，政府就在南京、蘇州、杭州3處，設置提督織造官，設廠監造。

後來清承明制，在底定江南後便立即恢復了3處織局，改稱織造。所謂明朝的資本主義萌芽，指的就是這一帶的紡織業。

3處織造所織品種各有側重，從清代典制和現存檔案來看，江寧織造主要生產各種制帛、誥敕、駕衣、綵綢和線羅及大紅蟒緞、大紅緞、金拆纓等項。

據史料記載，乾隆、嘉慶年間，江寧織造平均每年就需織造各色緞匹近4000匹，實際動用白銀在6萬兩以上。

那時南京絲織業的具體從業人數，各方記載不一，但人數都不少。清末文獻追溯其全盛時稱：「城廂內外緞機總數常五萬有奇，以此為生產者達二十萬人。」南京堪稱清代的全國絲織業中心。

晚清開始，中國逐漸陷入內憂外患之中。太平天國時期，清廷的官辦織造系統被摧毀殆盡，南京原有的手工業產銷體系也遭到破壞，，私營手工業織機則被全部收歸公有，織工也被編入織錦衙，實行軍事化管理。

由於工作繁重，又沒有相應的薪酬等級，嚴重挫傷了熟練工人的積極性，加上戰爭升級，不斷徵調工人上前線，織匠們紛紛逃亡，不過一年時間，「所存只四分之一」。

時任兩江總督曾國藩派人至各地招集機戶等回來。1865年，復立江寧織造，並設置隸屬於織造的織局。內置織機共129台，由織機選擇熟練匠人充作「領機」向織局領取原料，僱工生產，機工工資按照工作量來計算。

同年，江寧知府凃宗瀛還在南京設立桑棉局，鼓勵、資助貧民種桑。在這些措施下，南京桑蠶事業逐步復興，「附郭內外，比戶業蠶」，絲織業也恢復到有七八千台織機、男女織工5萬餘人、每年出緞20餘萬匹的水平。

西方國家的工業化如火如荼，資本的擴張要求形成一個全球性的市場。幾乎每一次戰爭，都會強迫清政府簽署不平等條約，「開放通商口岸」便成為這些條約的「標配」，其目的就是傾銷其本土生產的大量商品。

1899年，南京開埠，洋貨可直達下關，在南京銷售。1900年進口的貨物，除鴉片外，其餘系布匹。在近代工業規模化生產的洋布、人造絲等外洋廉價紡織的競爭下，工藝繁瑣、價格昂貴的南京絲織品市場進一步萎縮。

外患同時還有內憂。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八國聯軍佔領天津和北京後，南京絲綢在北方基本滯銷，當年運出的數量減至七成有餘，「是時機戶率多閉歇，織匠失業者甚多」。

據金陵關統計，至此南京的織機已僅剩5000台。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被推翻，原有的官辦絲織業解體，此後南京禮儀性絲織品的生產趨於停頓，其他絲織品的需求也銳減，出現了「機戶停機、工人分散」的局面。

不過，自清末日漸衰微的南京絲織業，在1912年到1918年間，曾經一度出現「起死回生」的跡象。

首先是清中後期以來，南京手工絲織品已在上層社會及富裕階層中相當普及，有一定的銷路。

第二，是因為民國臨時政府在此階段推行以黑色作為服飾主要色彩，而元緞恰好以黑色為主，故而「金陵元緞花素盛行，銷路最旺」，大有供不應求之勢，「凡購貨客人，皆先為付款定貨」。

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此時一戰正興，列強無暇再東顧傾銷，對中國特產的需求量反而增加，於是南京織緞業得以迅速發展，高峰時有織機萬餘張、織工約5萬人，每年織緞達20餘萬匹，年產值達1200萬元。

可惜好景不長。一戰結束後，列強逐漸恢復與擴大對華輸出商品，而同時，國內服裝款式和衣著習慣也發生了變化：隨著歐風輸入，西裝日漸流行，學生裝與中山裝亦日見普及。

而這些服裝的原料，大多採用外來之毛織物，中國傳統的綢緞不能適用。就算是做傳統袍褂，不少人亦傾向於改用西式面料，「故京緞銷路，受重大打擊」。再加上日本在朝鮮、法國在越南均加重關稅，嚴重妨礙南京緞品出口。

於是，南京的緞業再度蕭條，至1929年，南京織機已減至3100張。到上世紀30年代，南京絲織業已是一派蕭條：1931年，絲織品全年出口僅8擔。

而至1948年，全城僅存織機百餘台，其中能使用的竟然還不足七八台。南京作為絲都的故事，是中國現代歷史的縮影，等到新中國成立，建立了完善的工業體系，像無錫這樣的城市，成為新的紡織業中心，則是這個故事的續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