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明復：在秦城監獄的日子

來源：人民網

編者按：秦城監獄有中國「第一監獄」的稱號，專門關押重要犯人，曾關押過國民黨戰犯，各類大案、要案的案犯。「文革」中關押著不少當時所謂的重要「政治犯」，包括由第一專案辦公室審查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由第二專案辦公室審查的軍隊系統的相關人員，由第三專案辦公室審查的中央委員、省部級領導。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成員後來也被關在秦城監獄。

秦城監獄

曾任毛澤東的俄文翻譯、中央辦公廳翻譯組組長的閻明復，文革中在秦城監獄度過了七年半噩夢般的人生。文革後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兼統戰部長。

84歲的閻明復近期出版了95萬字的回憶錄，本文是其中的一部分。

代號：「67124」

1967年11月17日夜，我這個被「公審」、「逮捕」的「蘇修特務」，坐在兩名軍人的中間，一路漆黑，弄不清楚黑色轎車開向哪裡……走了很久，終於到達了目的地。

在夜燈的照明下，看到馬路北側有一大排平房，當中有一個緊閉的大門，外表看上去同農村地區的政府大院沒什麼兩樣。押送我的軍人把我帶進一間平房，交給了那裡的軍人，他們就走了。

值班的軍人叫我把衣服脫光，換上他們發的白色粗布的襯衣襯褲、黑色的棉襖棉褲。褲子沒有褲帶，只在上端縫了兩根短短的窄布條，用以系扎褲子，棉褲根本扎不緊，走路時要用手提著。值班的軍人叫我把鞋襪都脫下來，用一種探測棒反覆伸到鞋裡，可能是想找到微型收發報機吧。

接著，一名軍人帶著我走過庭院，來到一座設有電網的高牆院子，高大的鐵門緊閉著，旁邊的哨兵接過通行證，打開了小門，放我們進去。高牆院子里有幾座院落，每個院子都有大牆圍著，從一個小門進去，就是關押犯人的樓房了。

在樓里，押送我的軍人把我交給了管理員。管理員領著我走過很長的過道，其一側是灰牆，一側是一間一間的牢房。走到一間牢房的門口，他用鑰匙打開了門上的鎖，打開外面的鐵門，接著又打開裡面的木門，讓我進去，對我說，你的代號是「67124」，在這裡不允許叫外面的名字，只叫代號。他還接著宣布了其他幾條紀律：一、不許大聲說話、唱歌；二、不許在牆上亂畫；三、按哨聲起床和就寢，有事報告；四、不準和任何人交談。他發給我兩個搪瓷飯碗、一個搪瓷缸、一把勺子、洗臉手巾、牙刷、牙粉和手紙。他說，每次開飯的時候發開水。說完他就走了，先關上木門，後關上鐵門，最後聽見了上鎖的聲音。

這是一間不算太小的囚室，長方形，橫向有十多步，豎向有五六步。門對面的牆上有兩扇關得嚴嚴實實的長條鐵窗，距地面有一人多高。鐵窗下面擺著一張矮矮的木床，上面疊著一床薄薄的舊棉被和棉褥。門的左側牆角有帶小門的廁所，裝有沖水的坐式便桶，牆上有「窺孔」，犯人上廁所時哨兵從走廊可以觀察。廁所旁邊的牆上裝有自來水的洗臉池。牢房高高的天花板上懸掛著一隻裝有兩層防護罩的電燈。每天傍晚時燈就亮了，可能是一百瓦，就寢哨吹響後，燈光就調弱，可能是四十瓦，保證哨兵夜間能看清犯人的一舉一動。哨兵若有什麼懷疑，可隨時將大燈打開。

我正在觀察，突然聽到門上傳來聲音催我睡覺。我抬頭一看，原來門的上方有一正方形的小門，此時小門打開了，只能看見哨兵的臉。我趕快脫下棉衣，鑽進被窩。這時才發現，好像室內沒暖氣，被褥又太薄，又沒枕頭，當晚凍得我徹夜未眠。

次日清晨，我聽見哨聲立即起床——我始終沒搞清楚幾點鐘起床，可能是六時或六時半，也可能是七時。過了一會兒，走廊里傳來小車的輪聲。小車很快到我門前停了下來，突然看見木門下端的小門打開了，管理員說，開飯了，把飯碗、水杯拿出來。於是，我連忙把兩個碗和水杯放在小門外面，管理員用大勺舀了一勺稀飯放在一隻碗里，另一隻碗里則放了一個窩窩頭和一點鹹菜，又用大勺舀了開水倒在水杯里，說一天就三杯開水，省著點兒喝。我把飯碗和水杯拿進來後，小門就關上了。昨夜徹夜未眠，早飯後困勁上來了，就和衣躺在床上，沒等合眼，木門上端的小門打開了，哨兵厲聲地說，白天不準睡覺！我立刻爬了起來，坐在床上。

「秦城人」的特徵

我們的牢房是一幢「U」字形的三層建築物，東、西、北側各有五間囚室，由走廊相連，北側牢房走廊的兩端有鐵門與樓內的管理區相通，其中有若干間審訊室和看守人員辦公室。在牢房中，犯人是在看守、管理員的眼皮底下被「牢規」管制的。

天天同犯人打交道的是管理員、看守。我不知道他們應怎樣稱呼。

所謂的看守，也就是士兵或哨兵。我們的牢門外是一道長長的走廊，一個士兵看三到五名囚犯。他們在走廊里巡視，從每間囚室門上的窺孔監視犯人，發現有違規時，如白天卧床、大聲說話，等等，當即糾正，或報告管理員處理。每天起床哨一響，就得迅速地爬起來，誰起來得慢或起不來，他們就來干涉。白天不能躺在床上休息，只要一躺下，士兵就會命令你站起來。睡覺時如果不面向門，他們也會立刻踢門。晚上睡著了，不慎翻身臉向牆，那可不得了了，只聽見哨兵用大皮靴使勁踢鐵門，直到把人吵醒，再翻過身來，或身體正卧或朝向鐵門。哨兵一定要隨時看到犯人的面孔，以免發生意外。成年累月地單側睡眠，不少犯人的臉的一側都變形了，成了「秦城人」的一個特徵。

他們不能隨意開門進入囚室。這些士兵很少有熟面孔，常常換新的。

管理員是不常換的，通常少言寡語。管理員做的事情，據我看到的，則是處理犯人的日常生活事務，如放風、洗澡、發飯、發報、押送犯人去審訊室、去門診室、去探訪室（如有親屬來探監），等等。犯人有事都要向他們講。同他們講話要先說「報告」。管理員有權打開囚室的門，進入囚室，對犯人進行管制。在囚室里毆打、虐待犯人都出於他們之手。

秦城的伙食

入獄後的大半年，的確嘗到了「饑寒交迫」的滋味，可以用量少質差概括我的伙食。一碗稀飯、一個小窩頭，就是一頓早飯；中飯或晚飯，有時是兩個小窩頭或一碗糙米飯和半碗菜。我們吃的菜可能是勞改農場供應的。每年春天差不多都是菠菜下來了就吃菠菜，一吃就連續吃上個二十多天，然後就是小白菜、蘿蔔，等等。這些蔬菜看來根本不涮洗就放到大鍋煮一下，盛到碗里上面是菜葉，下面是泥湯，菜里夾著螞蟻、蒼蠅是司空見慣的事。

最難熬的是星期天和節假日，一天只給兩頓飯，而且早上一大早就送來早飯，大都是兩個窩頭，下午兩三點鐘就開中飯，也是兩個窩頭。這樣要熬到第二天早上才有飯吃，這十五六個小時真是餓得心裡發慌。而遇到五一、十一節日連續放兩天假時，更是難上加難。

1968年夏天以後，伙食有明顯改善。我獲釋後了解到，當時有幾位老同志在獄中死去，周總理聞訊後特地到秦城視察，指示要認真改善審查對象的生活。於是，每個星期菜里也出現一兩小塊肉，或菜湯里有一點點兒的油花。這已是了不起的改善。

而每次過春節，伙食大改善，不是吃大肉包子就是吃炸大油餅，我們要幾個，管理員給幾個，而且還來回地打開每個囚室的小門問，還要不要……記得一次，我吃過十多個包子、八九個大油餅，吃完以後，胃脹得難受。

囚徒生活

獨牢中孤獨漫長的七年半（前六年不許探監）是一天天熬過去的。每天的生活是機械的：看報、讀書、吃飯、睡覺、自言自語、唱歌、轉圈散步，還有隔三岔五的放風，以及每月一次的洗澡，理髮、剪指甲……

入獄一個多月後，就允許我看《人民日報》了。每天上午，管理員把當天的報紙發給我，第二天發報時收走前一天的。當時，每三個犯人看一份報紙，第一天管理員發給我當天的報，第二天發報的同時要收回前一天的報紙，再發給鄰室的犯人，第三天再把這份報發給第三位犯人。

並不是所有的犯人都能得到報紙。我記得，有一次管理員給我右邊囚室的犯人發了報，接著他又對這位難友說，發錯了，發錯了，你現在沒有資格看報，快退給我！這位難友可能與外界隔離已久，好不容易得到一張報紙，哪裡肯退給管理員。管理員只好打開囚室的門，走進去把報紙搶了回來。這樣我才明白，讓我看報，顯然是我的問題基本查清了。

入獄初期，發給我的書籍有限，只發了《毛澤東選集》，我反覆通讀了兩三遍，有些文章還能背誦。可以說，獄中精讀毛選，對我1976年參加《毛澤東選集》五卷的翻譯工作時領會精神、查找出處都有極大好處。後來監獄圖書室的藏書，包括《列寧全集》、《斯大林全集》、《魯迅全集》等等，以及家屬探監時送來的大量書籍，無論是《三國演義》、《水滸傳》、《紅樓夢》，還是王亞南譯的艱澀難讀的《資本論》，甚至中學幾何、小學生英語自學讀本，只要我到手的書，一律通讀。

讀書之餘，為了休息眼睛，打發時間，我常常在囚室里一邊散步一邊小聲地唱歌。先從中國歌唱起，從《解放區的天》、《團結就是力量》唱起，把我學過的革命歌曲都唱遍了，又唱起孩提時代學的童歌，什麼《采菱歌》呀、《小放牛》呀，唱完了童歌又唱起了抗戰歌曲，什麼《松花江上》呀、《游擊隊之歌》呀，最後又唱起了《何日君再來》之類的情歌。唱著中國歌曲熬過了大半年，接著又哼起了學生時代學的蘇聯歌曲。

唱歌之外，我還常常在牢內散步時自己跟自己說話，小聲地用俄文自言自語；有時還大段大段地背誦《毛澤東選集》的文章……既可以避免因長期不講話而失聲，又能多一種度日的「遊戲」。

不知不覺地，打發了漫長的獄中歲月。

單人獨浴

「文革」初始，公安系統受到極大衝擊，軍隊進行接管，秦城監獄也不例外，原來的管理制度也被破壞了。比如說，我入獄後很長一段時間沒有放風，整天憋在囚室里。幸虧是冬天，牢房又大，沒感到空氣污濁。頭幾個月一直沒理髮，頭髮長得長長的，這倒也能忍受。最難受的是頭幾個月無法剪手指甲和腳趾甲，指甲不僅長得老長老長的，而且向肉里長，我只好用牙齒來咬斷手指甲。當然，更談不上洗澡了。

直到第二年春天，對犯人的生活管理才走上正軌。每個月管理員給犯人剪一次頭。剪頭的時候，管理員叫犯人到走廊里，坐在凳子上，披一塊布，就動手推起來了。當然剃成光頭，而且是快速的，咔嚓咔嚓幾下就完工，推子鈍有時免不了連推帶拔。剪指甲當然也是每月一次，管理員打開囚室的門，走進來，說剪指甲啦，然後遞給犯人一把剪指甲刀，讓犯人自己剪，他站在一旁嚴肅地監視，一言不發，直到剪完，把剪指甲刀收回，退出囚室。

大概是1967年年底或1968年春節前後，開始安排犯人洗澡。因為是隔離性的監獄，每個犯人住獨牢，不能讓彼此有任何接觸，所以不論是洗澡、放風或提審，都要嚴守犯人彼此不見面的監規。浴室就在這座樓內的北邊，有五間淋浴間排成一排，每間有門，對面的牆只砌了一半，大概到洗澡的人的腰部。每次洗澡，在囚室外面的走廊里有一個管理員，在第一個拐角處有第二個管理員，以此類推，只要有拐角就有人看守，直到浴室。

洗澡時，第一個犯人在走廊里走過拐角，才讓第二名犯人走出囚室，沿走廊走到拐角，等第一個犯人走過第二個拐角，才讓第二個犯人轉彎走到第二個走廊，此時才讓第三個犯人走出囚室，走到走廊的拐角處，以此類推。在浴室，第一個犯人走進最裡面的淋浴間，管理員從外面把門閂上，才讓第二個犯人走進浴室，進到倒數第二個淋浴間，如此類推……從第一名犯人走進淋浴室起，就有一個管理員在只砌了一半的牆外走來走去地監視。洗完了押送回囚室的順序也是如此，只不過是倒過來。洗浴的時間大概不到十分鐘，動作慢了，管理員就會大聲催促，快一點兒，快一點兒……習慣了以後，每次聽到要洗澡了，我事先在囚室里就解開衣扣，用手搓掉身上的泥垢，到澡堂用熱水沖幾下就萬事大吉了。

放風也差不多是在1968年的春天開始的。

「U」字牢房，中間就是放風場，由長方形的格子間組成，東西兩側各十間。每個格子間都是露天的，有個小門，進去三面是牆，放風就是在格子間里「坐井觀天」。

放風場上面有一「天橋」，哨兵在上面來回巡視，監視每個格子間里犯人的動靜。犯人從囚室到放風場的押送辦法，同前面提到的洗澡的辦法相同，只不過多一些拐角、多一些哨兵罷了。

放風的時間大概是四十分鐘。一開始是隔三岔五，1973年以後，放風的時間多了，一周至少有一兩次。每次放風，都走進不同的格子間，地上總是有掃帚掃過的痕迹，後來才猜到，這是防範犯人們在地上留下什麼暗號，在前一批犯人走出後，哨兵們趕快掃一遍。

父子同獄

在牢房裡，與我同在的唯一大個兒的動物是蜘蛛。

我常常坐在床上仔細觀望這些長著長短不一的毛茸茸的腿、鼓鼓囊囊的肚子、畸形腦袋的黑灰色的小動物，默默地看著它們如何在屋頂牆角編織網羅食物的大網。當小蟲被網粘住而拚命掙扎時，它們又怎樣迅速地撲上去，用黏黏的蛛絲把獵物纏得嚴嚴實實，把針尖似的嘴插進它的軀幹，從容地吸干它的汁液。有時，我在想，多虧這些蜘蛛吞噬小蟲，否則自己肯定會遭到更多蚊蟲的叮咬。

1968年四五月，我偶爾聽到十分熟悉的咳嗽聲，像我父親的聲音。但轉念一想，我父親怎麼可能被捕呢。一來，我父親早已淡出政壇，不是當權派，更不是走資派。二來，他是周總理介紹入黨的，在白區一直在總理領導下，工作，歷史上也沒有什麼問題。

不久後一天，我突然發現從門底下的縫隙中鑽出來一隻蜘蛛，徑直朝著我的床爬來，我馬上聯想到，是不是老父親出了什麼事，它來預示什麼？我默默地說，蜘蛛呀，你如果想告訴我什麼的話，我知道了，你就轉身走吧，我不會傷害你。說也奇怪，它果然向左邊的牆壁爬去，爬上牆後卻掉進了牆邊的洗臉池裡，怎麼也爬不出來。我連忙走過去，用手紙把它撥拉出來。之後，它又慢慢地爬向門口，從門縫裡鑽了出去。

後來，一連幾天我一直心神不寧，為父親的安危而擔憂，又為自己的迷信想法而自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