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在家養了47個歌舞姬！

文／

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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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泛娛樂化」現象，指的是電視、網路等媒體製作、播出的格調不高的娛樂類、選秀類節目過多，人為製造笑料、「戲說」過濫，連新聞、社教類節目也摻進「娛樂」元素，甚至用打情罵俏、大話「性感」、賣弄色相的情節和畫面來取悅觀眾，令收視率增高。

有人說，泛娛樂化不僅僅是降低受眾的文化品位，還大大減弱受眾的社會責任感，弱化媒介的社會職責。嚴重點說，影響到國家的發展。

八百年前的大宋朝可以說亡於上流社會的泛娛樂化。

現代人認為古人一直都是「重男輕女」，其實在大宋朝不然，《暘谷漫錄》記載：北宋時期首都開封出現「中下之戶不重生男，生女則愛護如捧璧擎珠」的現象。

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中等收入以下的人家不重視生男孩，生了女孩視若掌上明珠。

造成這一奇怪現象的根源是，大宋朝上流社會的泛娛樂化十分猖獗，許多達官顯貴、富商地主豢養由歌姬、舞姬、樂人組建的私家歌舞團，從皇宮到貴族人家再到市井之間，大興欣賞歌舞飲酒娛樂之風。

中等收入以上者雖然比不上貴族富商，但也有眾多娛樂場所供其消遣。

娛樂業發達，就造就了大量的美女就業機會，社會上需求有姿色、善歌舞的美女，這就不難理解宋朝為何重女輕男了，很多低收入家庭想通過女兒改變貧困現狀。這就如同明清兩代，臨近京城的河北出現大量太監，太監雖然失去了那玩意，但有失就有得，可以出人頭地，可以光宗耀祖、可以享受除了女色之外的人間榮華富貴，貧困人家巴不得孩子有個好前程，沒那玩意了總比在家挨餓強百倍。

宋代權貴家中都有大量的歌姬，這些又漂亮又有才藝的女孩既要為主人表演歌舞，也會隨時為主人提供性服務。

北宋神宗時，駙馬王銑的妻子蜀國公主很賢惠，但是駙馬卻不愛她，偏偏喜歡那些歌姬，尤其寵愛一個叫囀春鶯的歌姬。常常在公主面前親熱，公主的哥哥神宗皇帝都看不下去了，就對妹夫做了降職處理。

蜀國公主好說歹說，丈夫官復原職。可是王銑照舊與歌姬們廝混。公主憤愧成疾，不久病逝。

宋神宗又傷心又生氣，再次將王銑做了降職處理，令其遣散了為數眾多的歌姬。

蘇東坡有個叫陳慥的朋友，是當時工部尚書陳希亮的兒子，為人狂放不羈，雖然是高幹子弟，卻從不坐香車寶馬，不戴華麗的官帽，偏偏喜歡欣賞歌舞，在家中養著三十多個歌妓，客人來了，就以她們的歌舞相待。

陳慥怕老婆柳氏，每當陳慥與客人宴飲、欣賞歌妓歌舞的時候，柳氏就會醋性大發。通常是手裡拿著一根擀麵杖，一邊狠狠擊打牆壁，一邊吵鬧嚎叫，弄得以名士自居的陳慥十分尷尬。

遭遇了幾次不歡而散的宴飲後，蘇東坡就寫了一首詩惡搞陳慥：

龍丘居士亦可憐，

談空說有夜不眠。

忽聞河東獅子吼，

拄杖落手心茫然。

這就是成語河東獅吼的出處。

到了南宋，重女輕男現象依然存在，大有愈演愈烈之勢。

南宋杭州城「風俗尚侈，細民有女則喜，生男則不舉」——首都人崇尚奢靡，平民生了女兒非常高興，生了男孩竟隱匿不報甚至丟棄。

文天祥也曾在家中辦過歌舞團。

《宋史》記載：「（文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就是說文天祥工資很高，年薪可以保障歌舞團的大量開銷，經常是歌姬舞姬圍繞身邊。

文天祥自編的《指南錄》與《紀年錄》等史料明確記載，文天祥二十歲中狀元，娶妻歐陽氏，做了官以後納妾顏氏、黃氏，隨著升職，又陸續納了七個妾。家中歌姬舞姬達四十七人。

宋岳珂《桯史》記載：以豪放詩詞著稱的辛棄疾在鎮江府為官時，每次宴會都喜歡請來當地的當紅女星。歌姬唱和，舞姬伴舞，樂人伴奏，辛棄疾打著拍子，搖頭晃腦，吟誦著自己得意的詞句：「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每至此，輒拊髀自笑。」——每次吟誦這段時，忍不住拍著大腿笑個不停。

官員可以在家中欣賞歌舞，當然也可以到瓦舍勾欄等大型娛樂場所與民同樂。這裡不僅能欣賞到歌姬舞姬的歌舞演唱，還可以觀看雜技、武術、相撲、說書、魔術等綜藝類節目。當時在開封城比較著名的娛樂場所有南瓦、中瓦、大瓦等十三家歌舞劇院。

表演水平稍差的女藝人——藝妓只能出現在酒樓，當時有和樂樓、中和樓、春風樓等較為著名。藝妓們「莫不靚妝迎門，爭妍賣笑，朝歌暮弦，搖蕩心目。」

如遇到新來的客人，就會有藝妓提瓶獻茶「雖杯茶亦犒數千」，小費給得蠻高哈！當時著名的酒樓藝妓有賽觀音、孟家蟬、吳憐兒等，色藝俱佳，收入頗豐。

南宋杭州城角妓（色藝俱佳的交際花，與單純賣淫的妓女有區別）唐安安，最為富有，所使用的酒器、水果盤、熏香爐、化妝盒都是金銀製作的，窗帘、被褥的用料都是絲綢錦緞。她的物品多得使不完，就租賃給同行。

唐安安善於歌舞，紅極一時，後來同一些著名的歌舞明星被宋理宗帶回皇宮，成為了皇家第一歌舞團的名角。

《東京夢華錄》記載：北宋時歌舞劇院當紅歌舞明星有李師師、徐婆惜、封宜奴、王京奴、安娘、俏枝兒、楊總惜、周壽奴、張真奴、楊望京等，其中的李師師與大宋皇帝宋徽宗還一度傳出緋聞。

說書藝人有文八娘、王顏喜、蓋中寶等，小品雜劇演員有朱婆兒、俎六姐等。

這些藝人收入不菲，《宋稗類鈔》中記載：宋孝宗時，南京城的新瓦有個姓屈的歌姬，自幼苦學技藝，十餘年後可譜曲，其表演的《柘枝舞》很受觀眾歡迎，每日可表演七八場，除去交個經紀人——劇院老闆的分成，每日可收入二十多貫（宋孝宗時期，一貫錢可買九十斤大米）。

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同當年陳朝君臣、上流權貴沉湎於歌舞昇平的絲竹管弦之中一樣，大宋朝比較正直的大臣也都在家中與歌姬調笑，權貴們終日唱艷詞，喝花酒，摟著美人醉，誰有閑功夫謀劃軍國大計。

醉生夢死的民族如何能抵抗整天在林中奔跑追逐獵物的女真人？

萎靡不振的軍隊如何能抵抗彎弓射鵰，可以十幾天吃喝拉撒睡在馬背上蒙古人？

歌姬們成就了宋詞，宋詞卻埋葬了大宋，皇帝士大夫們大力倡導，整個民族都在泛娛樂化，大宋不滅，天理難容。

針對時下文藝界、娛樂圈的低俗浮躁，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文代會上講話指出：「廣大文藝工作者要珍惜自己的社會形象，不為一時之利而動搖、不為一時之譽而急躁，不當市場的奴隸，敢於向炫富競奢的浮誇說『不』，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說『不』，向見利忘義的陋行說『不』。」「 要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傳播者，把崇高的價值、美好的情感融入自己的作品，引導人們向高尚的道德聚攏，不讓廉價的笑聲、無底線的娛樂、無節操的垃圾淹沒我們的生活。」

總書記的講話一針見血，為社會的泛娛樂化頑疾開出了一劑猛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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