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敗投降的60萬關東軍，在西伯利亞服役的日子過得咋樣？

曾經不可一世的關東軍，面對各國的聯合打擊，只好宣布投降。

這支部隊曾經給中國人們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傷害。

戰敗投降後，這支部隊去了酷寒之地西伯利亞服役。

那麼，他們在西伯利亞服役的生活如何？

1945年8月10日，日本大本營下達命令，指示關東軍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可以放棄滿洲，退守朝鮮。但長期以日軍「王牌」自居的關東軍為了維護自己「皇軍之花」的臉面，仍然負隅頑抗，不肯投降。可是，這種打腫臉充胖子的姿態並不能重新喚起日本的士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公開宣布投降，但驕橫的關東軍借口沒有收到日軍大本營的停戰命令，仍然繼續抵抗。到1945年8月17日，除海拉爾、虎頭和東寧等少數築壘地域的殘餘日軍仍在頑抗外，關東軍已經完全喪失了抵抗能力。眼看敗局已定，關東軍最後一任總司令山田乙三大將終於向蘇軍提出了停戰談判的請求。

1945年8月19日中午，蘇軍阿爾捷緬科上校率5名軍官、6名士兵組成的軍使團，在9架殲擊機護航下到達長春機場與日軍進行談判。

迫於壓力，山田乙三向蘇軍代表交出了象徵指揮權的軍刀，宣布自己和部屬成為蘇軍俘虜。此次戰役中，關東軍損失約67.7萬人，其中8.3萬人被擊斃，59.4萬人投降，而蘇軍僅傷亡3.2萬人。

不僅如此，那些靠關東軍發家的日本高級戰犯大都也沒有逃脫正義的審判。曾任關東軍憲兵司令、參謀長的東條英機，曾任關東軍副參謀長、參謀長的板垣征四郎，曾任關東軍參謀長的木村兵太郎，曾供職於關東軍司令部、後任第7方面軍總司令的土肥原賢二，曾供職於關東軍司令部、後任第14方面軍參謀長的武藤章，均被送上了絞刑架。其他一些臭名昭著、惡貫滿盈的關東軍將領要麼受到懲罰，要麼背著千古罵名苟且偷生。

近60萬關東軍被解除了武裝後，被押往蘇聯西伯利亞的上千個集中營服苦役。

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期間不僅給亞洲乃至世界人民帶來了深重苦難，而且也給自己千千萬萬名普通士兵帶來了滅頂之災。要知道，西伯利亞的嚴冬氣溫可冷至－30℃至－40℃，不少日本戰俘經不住嚴寒而被凍傷，甚至被活活凍死。

據一名現年80歲的倖存戰俘三木回憶，當時他們大多只能居住在簡陋的土屋甚至帳篷里，由於缺乏燃料和取暖設備，屋內常常和屋外一樣寒冷。

因此每天清晨，都有凍僵的日本戰俘屍體從屋中被同伴拖出。由於野外土地凍得如石頭般堅硬，他們甚至難以「入土為安」，而只能被同伴無奈地拋屍荒野，等候著飢餓、兇惡的野狼吞食。

日軍戰俘的勞役也讓這些一向作威作福的關東軍士官難以承受。他們採礦石、修鐵路、伐木、挖河，每天必須幹活12小時以上，稍有懈怠，就可能迎來監督蘇軍士兵的拳打腳踢。恰恰二戰結束的那一年蘇聯遇上了饑荒，集中營里更是缺糧，飢餓、疾病和繁重的勞役，使這些日本人在進入集中營的第一年便有不少命歸西天。

昔日自詡為「無堅不摧」的「鐵軍」關東軍官兵在一夜之間便潰不成軍，最後竟然統統成了蘇軍的階下囚——可以想像這些一向自命不凡的日軍強盜的失落感有多大！此外，或由對前程的空前絕望，或無法承受超負荷勞作以及蘇軍的虐待，或經受不住西伯利亞嚴酷的氣候，或難以忍受傷痛、病痛，或思念家人、親人心切，大約有3000名日軍戰俘在集中營罹患上精神分裂症或抑鬱症、狂躁症等心理疾患。

自殺也成了集中營里的家常便飯。

據不完全統計，至少有200名戰俘在集中營自殺。也許是條件有限，他們普遍採用了諸如服毒、投河、上吊等在日本人看來有點不太「壯烈」的自殺方式，而放棄了日本武士道所採用的剖腹自殺的方式。這對這些「忠於」天皇的日軍戰俘來說，也許是人生走到盡頭時的「最後的遺憾」。

發人深省的是，集中營里的日本戰俘儘管吃盡了苦頭，但參加暴動者幾乎沒有，這與日軍或德軍關押中國戰士或盟軍士兵的集中營里頻頻發生戰俘暴動形成了鮮明對比。其實箇中原因也很簡單：當時的日軍戰俘已悲觀絕望到了極點，根本沒有精神力量去跟蘇軍抗爭。

據悉，日軍戰俘組織的最嚴重的「反抗」只是為抗議吃不飽而怠工，或趁夜色三個一夥、五個一群地逃跑而已。據一名倖存日軍戰俘板橋的回憶，他和幾名同伴因實在受不了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而多次逃跑，但寒冷無邊的西伯利亞本身便是一個大墳場，因而每次逃跑的最後結果竟然是：在部分同伴命喪雪原後又乖乖地回歸，並心甘情願地接受蘇軍的處罰。好在蘇軍對逃跑日軍戰俘也還寬容，往往在罰以數天的禁閉或挨餓後便也不作計較了。其實蘇軍這麼做也有自家的打算：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日軍戰俘作最廉價的勞動力，來為自己國家賣力，而其中不少有技術的戰俘，甚至可以充當重要部門的技術人員。

在這60餘萬名日本戰俘中，有5.5萬相繼死在西伯利亞荒原上，倖存者中有47萬後來終於返回日本，其餘人至今下落不明。莫斯科中央檔案館保存有二戰中330萬名各國戰俘的檔案，其中也包括日本戰俘的檔案。後來前蘇聯政府曾批准日本廣播公司的記者採訪此館，許多日本戰俘在集中營的「最後命運」才「曝了光」。日本記者們已證實，檔案上記著戰俘的出生年月日、家庭經濟狀況、死亡時間、死亡原因、死亡證明書以及埋葬地點等等。一份死亡調查書上寫著：1947年3月28日，日軍戰俘××××在採礦時從25米高處失足跌落而亡。另一封死亡證明書上則寫明：1947年3月30日日軍戰俘××××因患淋巴癌又拒絕治療而亡，終年35歲。

日本廣播公司的記者還走訪了當年某個日本戰俘集中營的所在地德利亞諾夫斯克。這是蘇聯中亞地區阿爾泰山以西的一個小鎮，人口僅1萬，海拔1000多米，屬蘇聯最偏僻、最貧窮的不毛之地，冬日氣溫可低至－40℃以下。如今，當年的集中營那一排排簡陋木屋已蕩然無存。但當時僅19歲的蘇聯護士安娜·伊凡諾娃尚健在，她回憶說，她曾親眼看見日本戰俘一個接一個地凍死、餓死、病死、累死，她甚至還記得他們的埋葬地點。

其實，當時在蘇聯各地集中營的不只是日本戰俘，還有300萬德國戰俘以及另一些國家的戰俘。原來在二戰中蘇聯死了2000萬人，戰後重建家園勞動力缺乏便成了個大問題。於是，大批的外國戰俘竟成了蘇聯重建工業的「生力軍」。據說斯大林做出此決定的法律根據是俄羅斯加盟共和國刑法第58條，但實際上此法令本來是用以懲罰國內反革命分子的。戈爾巴喬夫上台之後，許多斯大林時代被打成「階段敵人」的間諜、反革命分子、叛徒等都相繼恢復了名譽。前蘇維埃代表、俄國中央政法大學的雅可布列教授就明確指出，所謂的「刑法第58條」並不符合國際刑法原則，因而很有必要對以往的做法重新做出評判。

至於今天的日本國民，有許多對當年蘇聯「不人道」對待日軍戰俘仍然耿耿於懷，強調「日本本身也深受戰爭之害」。日本一些右翼人士從中大做文章，企圖為關東軍翻案，甚至還叫嚷要向俄羅斯討還這筆「西伯利亞血債」。但他們也許忘了：二戰時期日軍在亞太地區開設的眾多集中營，關押的不僅有亞太地區許多國家的戰俘，還有更多手無寸鐵的無辜的平民百姓，被虐待致死的人數高達幾百萬之多。正如目前尚健在的日本關東軍戰俘水田根據其自身的經歷做出的對比：「其實我們日軍對中國等亞洲國家戰俘的虐待和迫害，無論從規模還是程度上看，都比蘇軍對我們要厲害得多。從這一點來講，我們既不能怪命運不公，也不能怪蘇軍對我們的嚴厲甚至近乎殘酷的懲罰。可以說我們是得到了報應，我們完全是罪有應得呀。」要是某些日本人不知道或已忘記了日本曾經強加於中國、朝鮮等亞洲國家人民的這段侵略史，那麼實在應該給他們補上一堂歷史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