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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驍驥:工作到死或許是我們的最終結局

孫驍驥:工作到死或許是我們的最終結局



文 |孫驍驥

2016年底本應出台的養老金全國統籌方案,結果卻沒有如期而至。想必是方案還在進一步的商討籌劃之中。全國各地養老金繳費比例並不完全相同,不同城市的收入水平也差距頗大,在這樣的複雜情況下,想要統一協調全國養老金,搞出一個大鍋飯式的養老方案,幾乎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無論在哪一個地方,如今關心養老金方案的人,都不可能是老年人,而是繳納社保養老金的主力人群,正在為事業打拚奮鬥的青中年人群。大家關心的問題說起來無非是:按照現在的養老金標準,等到我們退休的時候,究竟社保退休金能不能夠讓已經步入老年的我們繼續體面的生活?


我們大部分人都或多或少有中國式的贍養老人的經驗,大部分是從父輩和祖父輩獲得的。比如我們祖父輩們的養老,基本上是依靠他們的眾多子女共同負擔,似乎養老金並不是他們考慮的事,因為平日的大部分開銷都是由家庭成員負擔,即使生病住院等等也有社保醫保分減負擔。


但這種情況在我父輩身上漸漸有所改變,他們開始關注養老福利金這件事,並且,由於生育後輩子女的時候剛好受到計劃生育政策限制,因此依靠眾多子女共同負擔的「養兒防老」策略完全行不通。而到了我們自己這一代,情況只怕是會比父母輩更加堪憂。

80後一代人從工作的第一天開始就一直在繳納社保金,距離享受到社保金的切實福利,至少要等到65歲以後,以本科畢業23歲計算,要42年以後才能拿到第一筆社保養老金。如此久遠之後的未來,確實讓人難以預料期間的各種變數。但無論如何,作為沒法指望子女養老,而只能依靠社會養老金來安度退休生活的一代人,總難免憂心:假如交了一輩子錢,到頭來這筆基金不能負擔自己的生活,那麼我們的未來將變成什麼樣子?


顯然,當我們老了,確實有從中層收入跌入底層的危險,或者說,我們都有成為「下流老人」的可能。


讓我們透過近鄰的經驗反觀自身。在窮困者支援NPO組織工作的日本作家藤田孝典在《下流老人》一書里,提到了日本普遍存在的老年人限於貧困的情況。作者定義所謂的老年人的貧窮,是指個人收入未達到所在地區收入中位數一半的情況。「下流」兩字,是指收入水平和社會階層從工作時候的中等水平向下層滑落,以至於滑落到貧困階層的事實。不僅收入變得極低、沒有足夠存款,而且在社會上沒有可依賴的人(社會性孤立)。因此,「下流老人」一詞,也可以被解釋為一種「失去所有安全網路的狀態」。

孫驍驥:工作到死或許是我們的最終結局


根據作者在書中所說,日本年金制度(社會養老金)已經越來越無法有效發揮功能。2014年高齡社會白皮書顯示,全日本只有20%認為能領到10萬日元年金,19%認為能領到15萬年金,預計能領到30萬日元以上的只有 2.8%,超過一半的人年金在10萬到20萬之間。不難看出,能夠獲得高額年金的人數非常之少。然而,在普遍拿不到高額退休年金的情況下,退休後的生活將呈現何種面貌?


據日本總務省在2014年的統計,如果是夫妻兩名高齡者一起生活,那麼包括衣食住行和社會保險等所有的費用,平均一個月需要27萬日元。也就是說到了六十五歲,就算一個月有20萬日元的年金和其他收入,一個退休者即使有三百萬存款,也會在大約四年時間內全部用完。哪怕存款達到一千萬日元,也撐不到14年,最終也會陷入貧窮。那些在退休前收入貌似不錯的白領工作者,最後都可能無法倖免遇難,陷入到「下流老人」的境地。


情況確實不容樂觀。如果日本的老年人貧窮問題都已經如此嚴重,那麼可以推知,在人均收入遠不及日本的中國,普通人因為養老問題而從中產向底層滑落,甚至陷入經濟崩潰的實際人數比例,也將會遠高於日本。


根據民政部公布的數據,我國老年人口在2025年將達到3億。如此龐大的老年人口數量,要想維持基本體面的生活,需要耗費多少錢呢?假如取社會平均收入的一半的演算法,最少需要約2600元(2015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63241元)。一年下來光是發放養老金就得花9.36萬億元,比兩個08年的經濟刺激計劃總量加在一起還多。而且,這個粗略的計演算法還沒考慮通脹和工資標準上調等推高養老成本的因素。


上哪裡去弄這麼多錢來發放?雖然現在的社保金對外宣稱的盈餘超過4萬億,但考慮到現在養老金標準每年上調6%左右的幅度以及數量與日俱增的老年人口,可預見,將來的社保要麼入不敷出,壓得年輕人喘不過氣,要麼像現在一樣,只能保障一部分人。

退休金實際上不足使用的現實,必然會促使越來越多的老年人放棄閑散的退休生活,繼續工作。「工作到死」不僅是日本社會的現實,應該也會成為我們未來的常態。


藤田孝典在書中引用內閣府「平成二十六年(2014)版高齡社會白皮書」說:雖然年齡已經超過65歲、但還是迫於生計想要繼續工作的人比例高達50.4%,超過總數的一半。希望繼續工作的理由當中,約76%的人是因為「可以得到生活費」。而根據日本總務省統計的65歲以上高齡者統計,如果退休後不繼續工作,很多人的生活無法持續,這倒逼他們成為了就業市場上高齡的勞動者。每五個退休老人中,至少有兩個人依然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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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高齡勞動者


關於退休人員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數據,目前國內尚缺乏相關的統計數據。但是,從我們今天的日常經驗來看,有意願將「活到老,干到老」的目標付諸實踐的人,今後可以說是越來越多。若不如此,成為「下流老人」的機會會增加很多。


在操勞一生之後,如果期待維持體面的退休生活,恐怕我們不能寄望於社保養老金。自己投資、自己養老,才是當下靠譜的自我贍養之道。雖然全民性的養老計劃對於每個人都有很強的吸引力,但實際上,在政府普遍差錢的今天,大部分國家的全民養老計劃,都或多或少有缺陷,挖東牆補西牆屬於常態。這不僅僅是中國、日本面臨的全民性養老問題,「環球同此涼熱」已成目前的共同趨勢:前幾年,經濟一度瀕於崩潰的希臘,計劃在未來把平均退休年齡由61歲提升至63歲;義大利政府宣布,公務員退休年齡從61歲提高至65歲;法國內閣則通過退休制度改革法案草案,將法定退休年齡從60歲逐漸延長至62歲;法國對岸的英國政府建議取消65歲退休的規定,5年內調高退休年齡至 66歲……


退休年齡越往後延遲,實際上也就越表明這是一種解決養老金不足的緩兵之計。而這種政策推行的直接後果便是,人們不得不工作更長的時間去供養老年人,社會福利資源也將進一步向老年人傾斜,例如醫療資源的80%以上都被老年人佔據,年輕人反而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救助,工作人群需要為老年人繳納的養老金負擔越來越重。長此以往,年輕人群和退休高齡人群的矛盾和裂痕只會日益加深。


「如果長壽的人變成社會的包袱,生命的價值本身或許就會受到輕視。」藤田孝典不無憂慮地寫道。越來越多的「下流老人」的出現,其最為惡劣的影響在於整個社會價值觀的崩潰,高齡者將不再受尊敬。高齡退休者是對社會或經濟發展有貢獻的人,在大部分文明社會中,高齡者都應該受到眾人敬重。但是,如果養老政策無法協調退休人群和工作人群之間的平衡,那麼,高齡者雖然已經充分盡了社會責任卻無法得到尊敬的時代,或許很快就會到來。


於是,最後我只能求諸於己:別退休,接著打工吧,否則我們的結局就很可能照應了科恩兄弟那部絕世好片的名字——老無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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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驍驥|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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