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燕：《三國志》與陳壽的「舊君故國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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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最負盛名的學者王鳴盛曾說：「計蜀亡之歲，壽年已三十有一，舊君故國之思，最為真切，具見篇中，可一一尋繹而得之。 」

當陳壽後來身居洛陽，編寫三國史時面臨的一個難題，便是如何在魏、蜀、吳三國的歷史中，在故國與新朝之間，做出自己的評斷。對於一個史家來說，這幾乎又是前所未有的挑戰，司馬遷作《史記》、班固作《漢書》，都不曾遇到這樣的問題。

1994年電視劇《三國演義》劇照

文 | 戴燕

太康元年（280），晉武帝司馬炎滅吳，結束了漢末以來「合久必分」的歷史。這一年，陳壽（233—297）四十八歲，他從成都到洛陽，已經有十多年。泰始四年（268），原來的巴東太守羅憲有機會向晉武帝推薦他認為應該得到聘用的蜀人，名單中就有陳壽。陳壽就這樣進入西晉王朝，舉孝廉、為平陽侯相、任佐著作郎和著作郎。由於他在著作局的時間較長，能夠接觸到魏、蜀、吳三國的檔案文獻以及相關書籍，因此才有條件寫出總計六十五篇的《魏書》《蜀書》和《吳書》。

陳壽是蜀後主建興十一年（233）出生在巴西郡安漢縣（今四川省南充市）的，這是劉禪繼位的第十一年，也是蜀建國的第十三年。他兩歲時，丞相諸葛亮死在漢中，接替諸葛亮的，陸續是蔣琬、費禕、姜維等。陳壽早年為姜維丞相主簿，還做過東觀秘書郎、散騎、黃門侍郎，都是文職。當他二十五歲前後，蜀後主任用宦官黃皓，姜維奈何不得，駐守沓中一去不還，陳壽不願附和黃皓，因此度過了一段黯淡的歲月。而這一情形也並未維持太久，炎興元年（263），魏軍南下，蜀後主毫無抵抗，一夜之間就成了亡國之君。

這是在陳壽而立之年發生的一場重大變故。這個歷史性的變化，在他心裡有過怎樣的震蕩？

清代最負盛名的學者王鳴盛曾說：「計蜀亡之歲，壽年已三十有一，舊君故國之思，最為真切，具見篇中，可一一尋繹而得之。 」（《十七史商榷》卷三九「陳壽史皆實錄」條）他認為陳壽傷悼故國舊君的心情，都可以在《三國志》字裡行間看到。這話不是沒有道理。《蜀志 ·後主傳》在寫到後主向鄧艾遞上降書、鄧艾接書大喜時，忽然插進一筆，講當天后主的兒子劉諶「傷國之亡，先殺妻子，次以自殺」，寥寥數字，把皆大歡喜底下的一點血腥氣，就這麼給挑了出來。《蜀志·姜維傳》寫到姜維那時正在劍閣與鍾會對峙，一面等待後主的決定，是固守成都還是東入於吳，又或南下建寧，最後等來的卻是繳械命令，他的軍隊只好「投戈放甲，詣（鍾）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砍石」。拔刀「砍石」而不是拔刀「向敵」，兩個字的差別，也泄露出蜀軍將士的悲憤滿懷。這些看似不經意的描寫，都表現出蜀人在這一歷史轉變時刻的挫敗感、屈辱感，如果沒有同樣深刻的體驗，陳壽恐怕也很難捕捉到這樣的細節。

因此，當他後來身居洛陽，編寫三國史時面臨的一個難題，便是如何在魏、蜀、吳三國的歷史書寫中，融入自己的觀察和體驗，在故國與新朝、過去與現在之間，做出自己的評斷。對於一個史家來說，這幾乎又是前所未有的挑戰，司馬遷作《史記》、班固作《漢書》，都不曾遇到這樣的問題。

萬不得已中最好的選擇

蜀景耀六年（263），魏國大將鄧艾、鍾會、諸葛緒率軍數道並攻，後主劉禪無力抵抗，似乎只剩下借改元換運氣這一招，便匆匆忙忙改了「炎興」的年號。可是沒過幾個月，鄧艾就攻下綿竹，眼看要到成都，這時，聽從光祿大夫譙周（201—270）的建議，後主「輿櫬自縛」，自己抬著棺材向鄧艾請降去了，請降書中還寫著：魏的「天威既震」，蜀「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蜀軍投戈釋甲，倉房府第也完好無損，現在都交給「王師」，只希望「百姓布野，餘糧棲畝」的局面，得以保全。

對於不戰而降一事，陳壽的評價是：「劉氏無虞，一邦蒙賴，（譙）周之謀也。 」（《蜀志·譙周傳》）以為蜀能躲過生靈塗炭這一劫，功勞全在譙周。而在大兵壓境之下，提議以投降換和平的譙周，正是陳壽的老師。

譙周畫像

在《蜀志》里，陳壽為譙周寫了一篇很長的傳。譙周是巴西西充（今四川省南充市）人，受諸葛亮提拔，為勸學從事、典學從事，官至光祿大夫。陳壽形容他是一個「家貧未嘗問產業」「體貌素樸，性推誠不飾」的純粹學者，經史方面的成就可比董仲舒、揚雄一流大學問家，並不直接參与政治，可是「以儒行見禮」，也常被官方顧問。《譙周傳》所記載他的四篇上疏和廷論，都是針對時局發言。

這些上疏和廷論，表現出譙周在政治上認同的還是漢王朝，他認為三國就像西漢末王莽時代，漢家歷運中衰，正等待漢光武帝劉秀那樣的人出現，「再受命」。他把希望放在後主劉禪身上，當後主守完三年父喪，他勸其削減樂宮和後宮經費，講的就是劉秀如何「務理冤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而「以弱為強」、終成帝業的道理，當魏軍迫近，他勸後主不要去「南方遠夷之地」避難，也是拿劉秀當年不因王郎在邯鄲稱帝就遠走長安、失去民心，作為理由。

他還認為三國鼎立，蜀、魏「傳國易世」到了第二代，就好比周朝後期，「實有六國並據之勢」。六國並據，就與秦末的「豪強並爭，虎裂狼分」不同，因此他也反對劉邦式的「仗劍鞭馬而取天下」。他說蜀國要「以少取多」「以弱斃強」，只有學周文王「養民」、勾踐「恤眾」，學湯武之師的「不再戰而克」，而不是「軍旅數出、百姓凋敝」（《仇國論》）。

至於他阻止後主最後往南中避難，也不同意向東吳求援，則是由於他知道，第一，南中曾經在諸葛亮強大的軍事壓力下屈服，但那是暫時的，並不代表他們真心服從，有誠意接納。第二，「大能吞小」，也就是說「魏能並吳，吳不能並魏」是勢所必然，與其降吳後還要降魏，「再辱之恥，何與一辱」？在最後的上疏中，他還說：

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況禍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

這裡提到堯、舜見自己兒子不成器，便傳帝位給賢良的舜和禹，又提到殷紂王庶兄微子見「紂不可諫」，便歸順周武王，獲封於宋。講這兩個故事，當然是為了安撫後主，說明降魏就等於堯、舜的禪讓與微子的從善如流，是萬不得已中最好的選擇。

後主投降後，果然以「愛民全國」獲魏封安樂鄉公，舉家遷居洛陽，食邑萬戶，奴婢百人。譙周也因「有全國之功」，獲封陽城亭侯。

一個大一統的新的體系

蜀後主後來又見到魏晉禪代，在洛陽，活到泰始七年（271）。譙周則是泰始三年（267）奉召到洛陽，三年後去世。在他去世前一年，陳壽返鄉，去向他告別。譙周說：孔子死於七十二歲，劉向、揚雄死於七十一歲，我年過七十，恐怕也無緣再見面。

陳壽的傳記，見於東晉常璩所撰《華陽國志》與唐代房玄齡等編寫的《晉書》。根據其中兩篇《陳壽傳》的記載，恰如譙周所預見，陳壽「以才學成名」，可是一生並不順遂。早先他遭人舉報在父喪期間讓侍婢製藥，在蜀國就受到輿論譴責，他也曾以奉養老母為由辭去長廣（今山東省萊陽市等地）太守，可是後來卻又因母親死後將她葬在洛陽，並沒有歸鄉，再遭到譴責，兩次都影響到仕途。

不過，他跟譙周學習歷史，在蜀國已做過史官，泰始四年（268）後入晉，得到位高而又博學的張華賞識，加入著作局，終究人盡其才，並由此收穫他人生中最大的成就。首先，是在泰始十年編定《諸葛氏集》（又名《諸葛亮集》），然後，是在吳亡而「天下一統」的太康元年（280）到太康六年（285），編寫出魏、吳、蜀《三國志》（參見楊翼驤《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先秦至隋唐五代卷》），直至晉惠帝元康七年（297）他死以前定稿。

這前後大約十六七年，如果從何進與袁紹召來董卓、謀誅宦官，從此「京都大亂」算起，差不多就是漢末以來將近一百年里最安定的一段時間。經過六十年的三國分裂，統一的西晉王朝也迎來它的黃金時代，就像稍後干寶在《晉紀總論》中的描述：「天下書同文，車同軌，牛馬被野，餘糧委畝。」陳壽二十多萬字的《三國志》就是在此期間完成。而等到陳壽去世，事實上，距離「天禍晉邦」（惠帝語）又已經不遠。不久，江統就在他著名的《徙戎論》里發出「四夷之中，戎狄為甚」的警告，索靖也帶著「會見汝在荊棘中」的擔憂與洛陽宮門的銅駝告別。陳壽死後十年，晉惠帝便死於「八王之亂」，隨後晉懷帝、晉愍帝也相繼死於永嘉之亂後的「天下崩離」中，而整整二十年後，當晉元帝在從前東吳的首都建鄴（今江蘇省南京市）登基，建立東晉王朝，原來為西晉所有的北方大部，都變成為「胡族」相爭之地，短短三十餘年的西晉「大一統」徹底結束，中國又再一次陷入更長久的南北分裂當中。

《三國志》的編寫，因緣際會，恰好是在西晉「大一統」的年代完成。

清同治九年（1870）金陵書局刻本

正是由於有政治上的統一，才有重建「大一統」話語的要求，要求文化上也實現東西南北的合流。於是在這個時代，既有像年輕的詩人左思寫下《三都賦》，以魏、蜀、吳三國的首都為題材，實際講述「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喉，不以邊陲為襟」而「榷惟庸蜀與鴝鵲同巢，句吳與蛙黽同穴，一自以為禽鳥，一自以為魚鱉」的道理，也有來自蜀國的陳壽寫下《三國志》，敘說魏、蜀、吳三國的歷史。而三國歷史的敘述，在政治「大一統」的前提下，勢必也要像《三都賦》寫到西蜀公子、東吳王孫最終都被魏國先生折服，心甘情願地接受「日不雙麗，世無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的現實，而顯示從魏、蜀、吳各自獨立到西晉統一的歷史脈絡。

值得注意的是，若非從三國分立走向統一，無論在觀念還是在技術上，都很難想像會有同時書寫三國史的必要，也很難想像會有基於豐富史料來全面把握三國史的可能。當然另一方面，立足於統一的西晉回看三國歷史，從新朝看故國，也不是簡單地忠實於故國歷史就能夠滿足，最重要的，是要把故國歷史、把三國各自演化的歷史，按照新朝的觀念，編入一個大一統的新的體系。

舊君仍是舊君，故國仍是故國

陳壽的「舊君故國之思」，他的鄉土之情，恰如王鳴盛所說，都掩埋在《三國志》的敘述當中，從他還專門為蜀人寫有《益部耆舊傳》也可以看出來。不過，自從東晉的習鑿齒髮表《晉承漢統論》，主張「以晉承漢」，反對「虛尊不正之魏」，認為「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實際是「吳魏犯順而強，蜀人杖正而弱」，對陳壽的《三國志》，漸漸地就有了一種批評的聲音，說他一個蜀人，卻處處站在魏的立場，不為故國張目，讓人看了不舒服。如唐代的歷史評論家劉知幾，就特別重視習鑿齒在《漢晉春秋》里把魏武帝當作「篡逆」、稱蜀亡即漢亡的寫法，評價他「以魏為偽國」，乃是「定邪正之途，明順逆之理」（《史通·探賾》）。

持這一觀點而影響最大的，是南宋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資治通鑒綱目》本來是依據北宋司馬光主編的《資治通鑒》而編寫，《資治通鑒》寫三國歷史，採取的是魏的年號，表示魏為正統所在，然而朱熹認為「三國當以蜀漢為正」（《朱子語類》卷第一百五），到了《資治通鑒綱目》，統統改為蜀漢紀年。而這一做法，居然得到後來如元代趙居信的大加讚揚，稱「一旦《通鑒綱目》之書出於千載之下，褒貶筆削，善惡儼然，向之諱誣之說，洗滌無疑，千載不平，一時凈盡」（《蜀漢本末序》）。明清時代有名的小說評點家金聖嘆也曾說：「以正統予魏者，司馬光《通鑒》之誤也，以正統予蜀者，紫陽《綱目》之所以為正也。 」（《讀三國志法》）

「正統」這個觀念，傳統史家看得很重，尤其當分裂時代，更是要爭正統，也就是要爭一個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所以南宋的洪邁說「晉魏以來，正閏之說紛紛」（《容齋隨筆》），意思是講東晉南北朝以來，對於誰是正統，講究得最厲害。這樣，在歷史敘述尤其是分裂時代的歷史敘述中，便有了「正」與「不正」的區別，代表對歷史的是非、善惡的評判，故歐陽修說：「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正統論》）

陳壽之為後來人詬病，主要就是他沒有在《三國志》里替蜀國爭一個正統。沒有替蜀國爭正統的表現，過去人又總結為大體兩點：一是《三國志》中，只有《魏志》設了「紀」，分別為《武帝紀》《文帝紀》《明帝紀》和《三少帝紀》，《蜀志》寫劉二牧（劉焉、劉璋）、先主劉備、後主劉禪，都只稱「傳」，《吳志》寫孫破虜討逆（孫堅、孫策）、吳主孫權、三嗣主孫亮，也稱「傳」，這顯然是對劉備父子不尊重。因為當時的史書主要有兩種體例，一種是《春秋》式的編年體，一種是《史記》式的紀傳體，由司馬遷開創的紀傳體史書是以個人傳記為中心的，為體現人物的地位不同、身份各殊，他把帝王傳都叫「本紀」，貴族和大夫傳叫「世家」，普通人的傳才是「列傳」。班固的《漢書》也沿用了這個體例。陳壽模仿《史記》《漢書》的寫法，他對人物的評價包括支持這種評價的歷史觀、價值觀，也就通過他對紀、傳的分配傳達出來，這就是說魏是正統所在，蜀、吳都非正統。《蜀志》又不像《魏志》那樣，第一個寫的就是魏武帝曹操，它還是以劉焉、劉璋為卷首，所以劉知幾就曾懷疑它「豈以蜀是偽朝，遂乃不遵恆例？」（《史通·編次》）

二是古時稱天子死為崩，諸侯死為薨、殂，不同稱謂，顯示尊卑有別。《三國志》寫曹操、曹丕、曹睿之死，都說是「崩」，寫孫策、孫權之死，為「薨」，寫劉備之死，則是「殂」，而劉禪之死是「薨」。這些用字，代表了陳壽對這些歷史人物的不同定位，於劉備、劉禪自然也很不公平、不尊敬。

魏文帝像

這是過去人對陳壽的批評。當然也有人為他辯護，譬如清代編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四庫館臣就講，陳壽身為晉武帝臣下，這樣做，是迫於時勢，「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於當代哉？」後來梁啟超的《論正統》也是發揮這個觀點，認為陳壽如果不以魏為正，就等於是在挑戰繼承了魏的晉的合法性：

自古正統之爭，莫多於蜀魏問題。主都邑者，以魏為真人，主血胤者，以蜀為宗子，而其議論之變遷，恆緣當時之境遇。陳壽主魏，習鑿齒主蜀，壽生西晉，而鑿齒東晉也。西晉踞舊都，而上有所受，苟不主都邑說，則晉為僭矣，故壽之正魏，凡以正晉也。

現代人已經不大會基於過去的正統觀責怪陳壽，相反，很多學者都出來替他平反。金毓黻就指出陳壽以三國史並列分署，來表示三國的鼎立，而不是像《晉書》的那種辦法，譬如只寫一個「魏書」，將蜀、吳都以「載記」的形式附錄其下，已經是表現出他雖未帝蜀，也未嘗尊魏的立場（《中國史學史》）。還有人考究得更仔細，他們注意到在《三國志》里，對孫權、孫皓，始終是稱「權」「皓」，而對劉備、劉禪，卻是稱「先主」「後主」，劉備的夫人也叫「皇后」，這一類「春秋筆法」，也證明了在陳壽心裡，舊君仍是舊君，故國仍是故國。

劉備畫像

早已沒有什麼「蜀魏之爭」

蜀的亡國，正在魏晉禪代前夕。當時司馬炎的父親司馬昭還在，他表彰譙周「有全國之功」，召其到洛陽，而就在前往洛陽途中，譙周預見到司馬昭的死亡，他用讖語告訴剛從洛陽回來的文立：「典午忽兮，月酉沒兮。」果然，事不出其所料。陳壽在《蜀志 ·譙周傳》里記下了這一細節，表明在魏晉禪代前後，譙周和他的學生們對於洛陽的政情，都極為關心。

在《魏志 ·文帝紀》里，陳壽寫下過漢獻帝持節奉璽綬禪位時，對魏王所講「天命不於常，惟歸有德」「天之曆數在爾躬」「君其祗順大禮，饗茲萬國，以肅承天命」等一席話，意思是上天眷顧有德之人，你我只能順應天命。這跟譙周說服劉禪投降時講的「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是同一個道理。身為譙周的學生，陳壽也是在這樣一個知識和邏輯系統裡面，有同樣的政治觀念和歷史觀念，因此他不但記錄下漢獻帝的話，還配合這番說辭，寫下「初，漢熹平五年（176），黃龍見譙」的天象，預示「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至四十五年，「黃龍見譙」，便是魏文帝登基。再等到下一個四十五年，「襄武縣（今甘肅省隴西縣東南）言有大人見，長三丈余，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著黃單衣，黃巾，柱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 』」這就發生在陳留王禪位前不到半年，諸如此類的很多跡象都表明，「天祿永終，曆數在晉」（《魏志·三少帝紀》）。

陳壽是相信從過去到現在，諸如劉備跨有荊益、漢魏禪代、蜀降於魏、魏晉禪代以至「暗劣偷安，未喻天命」的孫皓降晉等，一系列發生在漢晉之間的歷史變化，都是天命所授。儘管講到孫權，他能罵得咬牙切齒，可是在《吳志·吳主傳》里，他也沒有忘記隨時寫下「夏口、武昌並言黃龍、鳳凰見」「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神人授書，告以改年、立後」這樣的祥瑞或災異之兆。他把劉焉、劉璋的失敗，也歸結為「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妄冀」，認為劉焉「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劉璋「據土亂世」，都是慾望過多，超出了天命授予的範圍。而他對諸葛亮最不以為然的一點，也是說諸葛亮太不在意保留蜀國這方面的官方記錄。

所謂天命，即由漢家一統到三國分立、由三國分立到西晉統一，由後世小說家來說，便是「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陳壽這裡，也是不可改變的歷史和現實。

魏文帝受禪碑

如果說魏是從魏武帝開始，就有了君臨天下的合法性，那麼晉的合法性，在陳壽看來，也是從司馬宣王受命輔佐齊王到齊王被司馬景王廢除的時代，就開始建立。司馬宣王即司馬懿，在《三國志》里，除了《蜀志 ·後主傳》寫到諸葛亮與其在漢中對陣時，提到過「司馬懿」這個名字，其他地方都寫的是「司馬宣王」，他兒子司馬師為「司馬景王」、司馬昭為「司馬文王」。這是由於魏陳留王登基不久，就封了司馬昭為晉公、晉王，同時追命司馬懿為晉宣王、司馬師為晉景王，陳壽就是按照這個規矩來稱呼的，這也是晉朝初年的規矩。

陳壽寫司馬宣王、司馬景王之死，因此也都稱「薨」（《魏志·三少帝紀》），寫司馬文王之死，則稱「崩」（《蜀志·譙周傳》）。反過來，高貴鄉公之死，卻為「卒」，陳留王是「終館於鄴」。這一連串用語，也等於宣布魏的正統，大約在曹芳「歸藩於齊」的時刻，就轉移到了司馬氏手中。

日本的小林春樹曾以《漢書》和《三國志》作比較，指出為了維護漢代的正統性，班固的辦法，就是拚命強調漢是一個永不衰亡的神聖王朝，可是陳壽不一樣，他已經見過漢代的衰落及其禪讓的不可避免，深知魏也與漢一樣，有興便有衰，不可能不朽，因此他也就成了一個冷眼旁觀的人（《三國志の王朝観——〈漢書〉との比較をセンターとして》）。這話說得很徹底。就個人經驗來看，陳壽經歷過的政權轉移、朝代更迭不止一次，所謂興亡繼絕，都已看慣，也許確實因此不會再那麼執著於王朝永固的觀念。但更重要的是，在他於晉武帝太康年間撰寫《三國志》時，距離蜀的亡國已經過去了二十年，在這過去的二十年里，魏也亡，吳也亡，天下一統，他自己早做了晉人，當他在西晉洛陽回顧歷史，魏、蜀、吳一樣地都成了前塵往事。

更何況以一個晉人的立場，陳壽認為晉的歷史，從司馬懿時代就已經開啟，那麼魏的亡國，似乎更在蜀以前。在他那個時代，早已沒有什麼「蜀魏之爭」，問題只在於是認同晉還是眷戀蜀。

《三國志》由歷史到演義

《三國志》撰成之初，在陳壽生前，就有張華、荀勖、陸機等不少人看到，好評如潮，張華還因此決定把晉朝國史的修纂託付給他：「當以《晉書》相付耳。」但不幸元康七年（297），經過幾年仕途上的挫折，還來不及到太子中庶子任上，他就在洛陽病故了，終年六十五歲。

陳壽去世的消息一傳出，范等人聯想到漢武帝曾在司馬相如彌留之際，派人去取他的遺書，其中就有關於封禪的極為重要的意見，便立刻上書，稱《三國志》很有價值，「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應該趕緊去採錄。於是，晉惠帝責令河南尹、洛陽令叫人到陳壽家裡去抄寫，這樣，《三國志》也就成了一部官方認可的史書。在陳壽以前或者與他同時，其實還有不少人在寫魏、蜀、吳三國歷史，現在還能知道的，就有魏國的荀覬、阮籍、傅玄、王沉等寫過《魏書》，魚豢寫過《魏略》，還有吳國的韋昭、薛瑩、周昭、梁廣等寫過《吳書》，即便是在陳壽抱怨的「國不置史，註記無官」（《蜀志 ·後主傳》）的蜀國，也有王崇寫過《蜀書》。當陳壽編寫《三國志》時，上述史書或多或少都成為他的參考。不過這些官修、私纂的三國史，在陳壽的《三國志》成書、傳布以後，都為其光芒所掩，逐漸散佚。

後來人比較「前四史」，往往說《三國志》的文字簡潔、質樸，不像《史記》《後漢書》那麼神采飛揚、激情四溢，然而在當時，也有人認為陳壽的文字只是不如司馬相如艷麗，但足夠「富艷」，《三國志》和《古國志》都稱得上「品藻典雅」，顯示作者「善敘事，有良史之才」，據說張華還有過「以班固、史遷不足方也」的話（《華陽國志本傳》）。南朝宋齊時代的王僧虔說：「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復徙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 」（《誡子書》）他說自己在接觸玄學以前，本來要學歷史，那時是把《三國志》當床頭書天天來看的，可見《三國志》是很重要的一部史書。齊梁時代的評論家劉勰對陳壽還有一個總結，說他的歷史寫作有根有據，不是簡單抒情，也並不大而化之，敘事都經過剪裁和提煉，融入自己的觀點，可以說是文章和史實結合得恰到好處，因此能在眾多史書中脫穎而出：「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征，或疏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遷、固，非妄譽也。 」（《文心雕龍·史傳》）說明敘事得體、文字漂亮，也曾是《三國志》備受讚揚的原因之一。

《三國志》的《魏志》《蜀志》《吳志》原來是各自獨立，到北宋時才合刻為一書。在刻本以前，《三國志》的流傳靠的是抄本。裴松之當年為《三國志》作注，就見到過不止一個抄本，他在《吳志·薛綜傳》「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苟身，蟲入其腹」這句話的下面注釋說：「臣松之見諸書本『苟身』或作『句身』，以為既雲『橫目』，則宜曰『句身』。」證明他所見為「諸本」即多種抄本，這些抄本又時有異同。《三國志》的抄本，二十世紀陸續發現，一個是在新疆的《吳志 ·虞翻傳》殘卷，一個是在敦煌的《吳志 ·步陟傳》殘卷，都是晉人所寫，另外，還有在新疆發現的東晉人所寫《吳志 ·吳主傳》殘卷和隋唐時期人寫的《魏志 ·臧洪傳》殘卷。這些《三國志》抄本的殘卷，既可用作校勘，可以當書法欣賞，還能反映《三國志》傳播的情況。

晉寫本《吳志》

而作為一部相當重要的正史，據說最晚在七世紀，《三國志》也就傳到了日本（榎一雄《邪馬台國》）。日本現在還收藏有一部南宋時代刻的《吳志》，相當珍貴。

現在能夠看到元代人刊刻的《全相三國志平話》，已經是說書人對《三國志》的重新改編。大概自宋代起，就有人用通俗的方式講三國故事，這樣到元末明初，便有了羅貫中的《三國志通俗演義》這樣一部僅僅是取材於《三國志》及裴松之注的地地道道小說。不過小說比史書的影響力更大，很快不脛而走，現在可以看到最早的《三國志通俗演義》，是明代嘉靖（1522—1567）年間所印，可是在朝鮮的文獻記載中，他們的宣宗在 1569年已經看到了這部小說，韓國近年還發現了王朝時代的《三國志通俗演義》銅活字本殘卷，據說那些銅活字鑄造於朝鮮王朝中宗十一年（1516）（金文京《新發現の朝鮮銅活字〈三國志通俗演義〉ついて》）。清代初年，由於多爾袞的授意，《三國志通俗演義》還被譯成滿文，這是它在漢語之外的第一個翻譯本，其中有順治七年（1650）的序文。滿文譯本之後，據說又有蒙文譯本。然後是在日本江戶時代，出現了第一個和文譯本，便是元祿二年（1689）湖南文山序的《通俗三國志》。

《 日本見在國書目》著錄《三國志》

在說書人、小說家的推動下，三國的歷史，跨越語言、民族和國家，就這樣成了一個廣受歡迎的故事。

*文章節選自《講義》（三聯書店2017年1月刊行）「引言：《三國志》其書」，小標題系編者所擬。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與微信後台聯繫

《講義》戴燕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2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