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

撰文：戴濰娜

無論歷史領域，還是藝術領域，太過超前的東西都是要上絞首架的。

文學世界裡不乏這樣早到的英雄。天才有時就是怪物，世人一旦中毒，便被迫捲入他們探尋真理的智力角逐。與被譽為「反烏托邦三部曲」的另外兩位作家——寫《1984》的喬治·奧威爾和寫《我們》的扎米亞京相比，阿·赫胥黎雖名氣稍遜，卻是一位天才加通才的學者。

多才多藝是天賦，也是詛咒。正如萬邦國中的亥姆霍茲，因此而「痛苦地意識到自己的獨特與孤獨」，小說寫成預言書的阿·赫胥黎，若生後有知，見到今日之世界，恐怕亦要自嘲：對於真理的過度佔用，「這種罪過跟貪婪和酗酒應同樣受到責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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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與癮君子

阿·赫胥黎的哥哥叫朱利安·赫胥黎（他們還有一位同父異母的弟弟安德魯·赫胥黎獲得過諾貝爾醫學獎），同樣是生物學家和作家，民國時就翻譯出版過他的著作《奇異的螞蟻》《生命與科學》等。早年間很多出版物都沒有標清是哪位赫胥黎的作品。

出身知識分子精英世家，就讀於伊頓公學和牛津大學的阿·赫胥黎，逃避不了自己的貴族血統，不可救藥地沾染上精英氣質。後人盡可以追慕那些個輝煌又荒唐的往昔——始建於喬治時代的貝里奧爾學院，一群人在那裡高談闊論，彷彿真理在握；在香檳中划艇，聽爵士或民謠，以及誦讀拜倫、喬叟的滑稽情景，彷彿全世界最聰明最漂亮的人都聚集在這一間華麗的客廳。那种放浪、頹靡又嚴肅不堪的智力生活，是叫人中毒和上癮的。

生活中的阿·赫胥黎是個像王爾德和蕭伯納一樣的大高個子。他「屢次前往倫敦」，常年混跡於以伍爾夫為核心的「布魯姆斯伯里圈」——一個號稱「無限靈感，無限激情，無限才華」的英國知識分子小團體。他與勞倫斯、托馬斯·曼相交甚篤，幾乎不與美國作家來往，卻與好萊塢明星打得火熱。生命的最後25年，赫胥黎在美國度過。他在好萊塢的米高梅公司，把《傲慢與偏見》改編成電影並大獲成功，不時會有數千美元進賬，他在英國的版稅也高達每年4000英鎊。然而，他本人堅稱「看不出物質進步有什麼必要，除非它能推動思想前進」，逐漸沉湎於印度教、神秘主義，參加靈修會、降神會，並持續嗑藥到死。

英國學者默里曾經這樣概括赫胥黎的哲學：「可以使世界變得好一些，但只能是在使我們自己變得好一些的前提下。」不難理解為什麼赫胥黎會漸漸潛入通靈會、神秘主義與心靈哲學的迷霧，並成為一位深度的癮君子。人類求道，無外乎兩條路——向外求和向內求。赫胥黎里里外外修鍊自我，意欲打破天人之際，「理解那不可理解的整個宇宙的機關」致幻劑，在他看來不僅是藥品，更是權力。大概源於親身體驗，在《美麗新世界》中，他虛構出一種綜合了基督教和烈酒長處的化學藥物，這種藥品「既能製造奴役，也能推動自由」，葯癮是關鍵。如今，這番噩夢，正在夢想成真的途中。減肥都可以成為宗教的今天，操控者不再「僅僅依靠談論奇蹟或用符咒暗示神秘」，他們已然可以通過製造自由的幻覺，令其臣民身心愉悅地被愚弄。

和大多數英國傳統文人一樣，阿·赫胥黎也十分毒舌，他說：「一切藝術都可以淪為手淫的工具。」。很少見到像他那般堅硬的文字和兇狠的思想。作為堅定的人文主義者，他筆下不寫生活的雞毛蒜皮，而在做工業文明的反思，用反諷的方式批判科技化集權化的社會，那種反諷一不小心就成了預言。他時常離經叛道，是一位令人不安的預言家、睿智犀利的諷刺者、百科全書般的學者、以及整個星球的批評家。語言中利刃紛紛，他對人群偶爾發出的讚美，如果不是帶有侮辱性的話，至少也是一種體諒憐憫。若說《1984》中，一個人是否清白，要看他能否承受住痛苦的考驗；那麼《美麗新世界》，無異於將「幸福」作為一劑毒針。

2

浴室里的教堂

阿·赫胥黎的作品早在民國就有出版，其影響雖趕不上他的祖父老赫胥黎，但很受學者潘光旦的推崇。1946年，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潘光旦翻譯的《赫胥黎自由教育論》，兩年後，上海中華書局又出版了任道遠翻譯的《科學、自由與和平》，並作為書局《新中華叢書·學術研究彙刊》的一本。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阿·赫胥黎代表作《美麗新世界》頻繁印刷，版本多得驚人，目前尚沒有權威譯本的定論。與此同時，大陸還出版了短篇集《神秘的微笑》，長篇《旋律的配合》，並再版了《赫胥黎自由教育論》等。台灣翻譯出版了《天才與女神》、《眾妙之門》等書。然而，這些僅是其一生著作的九牛一毛。像這種辛辣點戳國家要穴的預言家，我國的文學教科書對此人幾乎繞道而行。高產的赫胥黎，還著有《鉻黃》、《男女滑稽圓舞》、《光禿禿的樹葉》、《點對點》、《加沙盲人》、《幾個夏季之後》、《時間須靜止》、《天才與女神》、《島》等諸多小說，同時寫作社科文論《猿和本質》，另有遊記《跨越墨西哥灣--旅行者日記》、《沿路見聞錄》等。可惜這些作品鮮有翻譯，知音寥落。作弄出驚世禁書《勞頓的魔鬼》的赫胥黎，對此冷遇大概不會太吃驚。這部非虛構歷史傳奇里，他描述了一個十七世紀集體爆發歇斯底里症的法國小鎮。故事中，牧師的結局是被當做魔鬼燒死。從中世紀走來，人群對於邪惡的尋找和對瘋狂的淪陷從未懈怠。相較於火刑，群氓對佈道者表示冷漠，已是莫大的優待。今年五月份，花城出版社翻譯出版了赫胥黎作品《水滴的音樂》。這部南京大學倪慶餼教授翻譯的隨筆集，某種程度彌補了我們長久以來對赫胥黎的蓄意冷淡。

查爾斯.M.赫爾墨斯曾評價說「他清晰描繪了二十世紀人類整體精神中理性與道德的纏鬥」。赫胥黎的時代，經歷了從機械化的鼎盛到電子化的發端，《美麗新世界》中的人物，大量引用莎士比亞戲劇來說話，似乎是以人文主義的代表莎士比亞，來對抗工業化時代的代表「福特」。如果說赫胥黎的預言小說像一隻望遠鏡，他的隨筆則如一隻高倍放大鏡，從一個微小的細節開始，進而放大升華到旁觀人類的指點與希臘式的哲思。

正如戴奧克利欣皇帝浴室里的一間，足以改造出一座大教堂；赫胥黎眾多著作中的小小一本，就足以叫人陷入無窮無盡的憂慮深淵，迫使我們去思考所處世界的荒謬。因為——「如果沒有反省與思考，任邪惡恐怖的罪行降臨到別人身上」，終有一天，未來會報復我們，讓我們親自溫習這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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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鵝絨監獄

如果說「一代人的冷峻良心」奧威爾向世界亮出的是手術刀，赫胥黎則給世界留下了一個叫人毛骨悚然的微笑。

《美麗新世界》中，赫胥黎虛構了一個比《1984》有過之無不及的可怕世界——福特紀元632年的萬邦國。在那裡，人類白蟻一樣重建了自己的生活，那時的信仰將不是上帝，而是以汽車大王福特喻意的「福帝」。人天生被分為ａ、β、γ、δ、 ε五個等級。人工授精生產成為主流文明，婚姻家庭是野蠻的，性是隨意的。低等級的人，從胚胎階段即開始培養他們從事底層艱苦的勞作，並依靠一種叫「索瑪」的藥品來保持精神愉悅。他們將一生如此，永無改變。一切以往的文明都被否定，莎士比亞成為了禁書。社會的箴言是「共有、統一、安定」。十七年後，赫胥黎在伊頓公學的弟子奧威爾，在他的政治諷刺小說中，設計了著名的真理部口號：「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1984》中流行的是懲罰性的統治術，《美麗新世界》則是永不停歇的消遣——「直升機交通，電磁高爾夫球，真空震動按摩機，性激素口香糖，老年狀態消失，芳香樂器，感觀電影」。在這些幸福的教唆下，逐步形成整齊劃一的社會組織，系統的種姓制度，通過填鴨式說教泯滅自由意志，進而達到奴役的合法化。萬邦國，一種曼妙的死亡之景。所謂和諧，就是懲罰。在赫胥黎描繪的可怕未來，自由成為幸福的最大敵人，人們將自動自發走向奴役之路。

在這些「有組織的瘋狂」和「被批准的犯罪」中，赫胥黎最最不肯放過的，是庸俗的文化娛樂。「奧威爾擔心我們憎恨的東西會毀掉我們，而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將毀於我們熱愛的東西。」他在《水滴的音樂》中的尖銳批判，給《娛樂至死》等書開了先河，文化快餐能讓人像吸煙喝酒一樣成癮，民眾一天不欣賞肥皂劇、不聽大眾廣播就會覺得渾身不舒服。「數不清的觀眾消極被動地沉浸在廢話溫水浴里。對他們不要求付出智力，也沒有參與；他們只要坐著把眼睛睜開就行」而這些只會造成一種「喪智狀態」，以及道德上的低能。不但不能啟發民智，反而形成一種統治。

一切都向著法西斯的方向發展，絕無半點停留。曾幾何時，人們也曾迷戀於智力性的消遣。然而現在，熱愛觀看閱兵和行刑示眾的羅馬公民們回來了。喪失了自娛能力的大眾，像泡在溫水浴里的青蛙一樣，任由他人推銷商品，推銷希望。他們好像「永不被任何真相所感染，彷彿真相是熏臭難聞的」。

比起邪惡的天才統治社會，更可怕的是，愚蠢的人佔據社會。赫胥黎一早意識到「通往美麗新世界，路程最短也最廣的一條路，就是人口的過剩」。2016年全球人口總數達到72億，這比赫胥黎預測的55億還多出了17億。科技的進步愈發導致了權力的集中，用丘吉爾的話說，「從未見過如此之少的人以如此之手段操控如此之多的人」。赫胥黎本人在寫作《美麗新世界》二十七年之後愈發絕望，寫出《重返美麗新世界》。這本書中，他預言了的「歷史的倒轉」——曾經的英格蘭轉變為民主政體，仍保留著君主制的外衣；未來的世界將成為君主制國家，卻披著民主的外套。如果將《1984》與《美麗新世界》相結合，得到的就是如今的《天鵝絨監獄》——一種新型的非暴力的極權美學。轉型國家開始由「軍用」或「強硬」轉向「民用」或「溫和」，用非暴力的手段，操控大眾的思想與情感。宣傳部門，如同最精明的小說家，深知狡猾的藝術，每天惦記去撓市民的痒痒肉。民眾難以抵抗統治者對他們頭腦為所欲為的侵犯。

較之於這一切，「最大的戰爭和最愚蠢的和平」，都是叫得凶、咬不狠的狗。真正令人驚惶的危險，從內部滋生。粗糙刻板的獨裁體制，已然變得日益精緻，甚至性感。「思想操控法」的受害者，身處天鵝絨監獄中，等待著幕後獨裁販賣給他們狗糧與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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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精心合宜」的消滅

儘管大多數歷史時期，「道德家喜歡吹噓他那一代人是自該隱以來道德最敗壞的一代」，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大概還是會感慨「從未有過比他們的趣味更糟糕的一輩人」。懷疑論者，號稱「達爾文的獵犬」的托馬斯赫胥黎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而經歷了一戰、二戰和蘇聯的大清洗的阿·赫胥黎說：「我不要舒適。我要神，我要詩，我要真實的危險，我要自由，我要善良，我要罪孽。」如今知識分子多在反思老赫胥黎的口號，此話打開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潘多拉魔盒。面對著《水滴的音樂》一書，只想我們誤讀了爺爺，但願能放過孫子。

然而，一個深度變態的社會，大眾精神基本無能，要「向凡人呈現上帝的道路」，這樣的努力是註定的失敗。阿·赫胥黎也必將迎接屬於他自己的失敗——事實上，他一直在被有條不紊的消滅著。

按他自己的說法，「將物品精心保存就必須相應地有將它們精心合宜地毀滅的辦法，要不然世界就將被成堆的古物所淹沒……人類會被多年不可忍受的積累所窒息」。面對無法容納新書的地下書庫，赫胥黎曾放話希望1970年博德萊圖書館的館員有勇氣決定將館藏「付之一炬」。也許是為了親測他的理論，也許是為了逃避被他深邃憂慮所窒息——這些文明積累起來的證物——赫胥黎逝世的前兩年，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席捲了他的家。他絕大多數的文件檔案，連同勞倫斯的手稿、伍爾夫的書信、紀德的簽名本以及他祖父的初版書一道化為灰燼，彷彿上帝要把他的一切都從地球上輕輕抹去。

（本文原題「踢翻廢話溫水浴」，刪節版原載《讀書》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