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為什麼瘋狂鉗制言論？還效法秦始皇「焚書」！

南宋建立後，有幾個時間點是頗值得人們注意的：

1127年，金人破開封、滅北宋之後，宋徽宗之子趙構在應天府（今河南商丘）稱帝，成為了南宋第一位皇帝，是為宋高宗。金人隨即展開「搜山檢海」行動，趙構從應天、鎮江、揚州、杭州……溫州，輾轉十餘個州府，一路南逃，倉皇如喪家之犬。

1138年，宋金達成和議，宋向金納貢稱臣後，趙構才回到杭州定都於此。

1141年，趙構與秦檜合謀，解除岳飛兵權，將他關進大理寺，讓他那「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的戰略構想只有想法沒有辦法，從而取得向金國和談資格，隨後與金簽訂了《紹興和議》。

1142年1月，趙構處死岳飛，增加了向金獻媚的籌碼，鞏固了《紹興和議》。此後，乞和便成了趙構南宋朝廷的基本國策。

一個國家，如果認準了乞和的偏安而不是奮起反抗的話，他的官僚士大夫階層便會像皇帝一樣，甘心賣國而不以為恥，甘心為奴而不以為辱。這個時候的南宋就是這樣，朝野之間，為了掩蓋賣國求榮的劣跡，為了粉飾卑躬屈漆的太平，上吹下拍、歌功頌德的風氣一時甚囂塵上。隨著這種馬屁之風應運而生的是，政治上一反北宋時期的寬鬆與清明，尤其是秦檜當政的十九年間，拉幫結派有之，深文周納者有之，諂媚者、構陷者、告密者遍布廟堂江湖，士大夫因一字一言而遭到貶黜、身陷囹圄甚至葬送掉卿卿性命者不可勝數，許多人不得不同流合污以求自保，社會階層滲透出一種如同末世的頹唐之風、衰敗之氣。

這種道路以目、人人自危的政治氛圍下，秦檜鑒於對自由議論的畏懼和對自己罪責的掩蓋，首先就力推禁書——私家野史寫作和出版的禁止。《宋史?秦檜傳》載，紹興十四年（1144），秦檜「乞禁野史」；紹興十五年七月，秦檜「又對帝言私史害正道」；紹興十九年十二月，朝廷正式頒布詔令：「禁私作野史，許人告。」

可以看出，禁止私家野史是秦檜一手推動的，他經過六年左右時間反覆做趙構的工作，最後得到皇帝的同意，在政策層面全面禁止私家野史的創作和出版，而且「許人告」，誰還敢私撰？高壓態勢下，新書是不敢寫了。

不特如此，即便是以前曾經洛陽紙貴的名家名作，其作家的後人還紛紛站出來辯白和表態，如司馬光的曾孫司馬伋就信誓旦旦地說，《涑水記聞》非其曾祖所撰。原參知政事（副宰相）李光的家人，不惜把李光所珍藏的萬餘卷書悉數焚燒——「焚書」，北宋以來，這恐怕是破天荒頭一遭的事兒。

更有甚者，一個叫曹泳的小官，狀告李光的兒子抄錄李光所作私史，被逮捕歸案，因為此時李光貶謫已久，於是朝廷下詔宣布對李光「永不檢舉」，即永遠不再推薦提拔。同時，李孟堅被充軍至峽州（今湖北宜昌），同僚中受牽連罷官貶職者八人。而那個告密者曹泳，則因舉報有功立馬官升數級，一時間，「士大夫爭以誣陷善類為功」。

「國之將興，必有禎祥」，當權者為鞏固權位計，大都信這個。因此，與禁野史相伴相隨的是，吹牛拍馬的「奏祥瑞」者蜂擁而至，而所謂祥瑞又是五花八門，千奇百怪，荒誕滑稽到讓所有人聞之都瞬間變弱智。

《宋史?秦檜傳》說，紹興十三年冬天下了一場雪，秦檜上表賀瑞雪，大臣賀雪自秦檜始。同年，楚州地方官來奏，說鹽城縣黃海出現「海清」，大臣紛紛請賀。進士施鍔上《中興頌》、《行都賦》、《紹興雅》等馬屁文章十篇，趙構給予他「永免文解」（無需地方官簽發證明，即擁有赴京應試資格）的褒獎。紹興十六年，虔州（今江西贛州）知州薛弼上章，說一老百姓拆屋時，發現朽柱中有「天下太平年」字樣，趙構很高興，下詔收藏至史館。

從此，頌詠導諛、粉飾太平者越來越多，馬屁文章大行其道。不僅頌「聖」者日眾，頌「相」者亦眾，大小官吏，競相揣摩迎合宰相。台州曾惇向秦檜獻詩，稱他為「聖相」，其他尾隨者爭相呼秦檜為「元聖」，大言不慚地說皋陶﹑后稷等賢臣尚不足比。於是，趙構和秦檜呆在歌舞不休的杭州，享受著諂媚帶來的愉悅，如同西湖邊被暖風熏醉的遊人一樣，苟且偷安，不復巡幸江上、作北定中原的思考和打算。

這個時候的南宋朝廷，對外卑躬屈膝，對內粉飾太平。那些心繫家國前途和命運的士大夫本著自己的責任和擔當而憤憤不平，提出異議，發表看法，希望提振士氣，復興國家。但不成功則成仁的士氣卻遇到了趙構、秦檜的拜「金」主義，他們對金國忍氣吞聲，對自己人卻磨刀霍霍，打壓相加。

禮部侍郎曾開問秦檜對金國使用什麼禮節，秦檜答以「高麗之於本朝」，即承認自己是金國的附庸，曾開因此拒寫國書，立即被罷。李綱、胡銓上疏反對議和，均被貶至蠻荒之地。迪功郎王廷珪作詩贈胡銓，鼓勵他一路走好，結果被貶謫辰州（今湖南沅陵）。宜興進士吳師古將胡銓的奏疏刻板印刷，被流放到袁州（今江西宜春）而死。岳飛自不待說，南宋第一大冤獄。

同時，朝廷還對持異議的原宰執大臣張浚、李光、趙鼎等人，分層次、分批次進行排擠打擊，手段十分狠毒。趙鼎被貶茫茫海外吉陽軍（今海南三亞），朝廷安排地方官隨時監視，每月報告趙鼎生死。趙鼎知道朝廷要對他下毒手了，萌生了自殺念頭，他託人轉告兒子說：「秦檜必欲殺我。我死了，你們則無後患，我若遲死，必將禍及全家。」紹興十七年，趙鼎在貶所絕食而死。

當趙構主導下的南宋朝廷進入一種麻木不仁的狀態時，許多問題便積非成是好壞不分了。一有諛頌，就「永免文解」；一有異議，則「永不檢舉」；一有諫諍，便深文周納；無罪可狀無據可證時，或說「謗訕」，或說「怨望」，或說「莫須有」，或說「立黨沽名」，或說「指斥乘輿」，或說「有無君心」，其天花亂墜的名目無所不用其極，目的只有一個，把人心和言論統一在偏安乞和的拜「金」主義政策下。

所以，無論是禁野史還是奏祥瑞，抑或除異己，這諸多手段都是投降政策下相輔相成的必然，也是以一帝一相的利益而犧牲整個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取捨。故《宋史﹒高宗本紀》評價趙構說：「當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師，內相李綱，外任宗澤，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顧乃播遷窮僻，重以苗（傅）、劉(正彥)群盜之亂，權宜立國，確呼艱哉。其始惑於汪（伯彥）、黃（潛善），其終制於奸檜（秦檜），恬墮猥懦，坐失事機。甚而趙鼎、張浚相繼竄斥，岳飛父子竟死於大功垂成之秋。一時有志之士，為之扼腕切齒。帝方偷安忍恥，匿怨忘親，卒不免於來世之誚，悲夫。」

而所謂「來世之誚」，後人也只能如岳飛一樣徒添嘆息道：「天日昭昭，天日昭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