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書局與報館如何互動？

——商務印書館和《中外日報》合資始末

撰文：林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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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清末，報館與書局之間的界線本無那麼明顯，報館自設售書處以發行圖書，書局自辦報刊以自我宣傳，這樣的案例比比皆是，而報館與書局之間，亦存在著緊密的互動關係。簡言之，書局出版新書，需要在報刊上登載廣告以昭告讀者，而報刊的印刷及發行工作，又與各大出版機構密不可分，各自頻繁地參與到對方的經營活動之中，「新式印刷出版機構與新式傳播媒介」的發展與合作，「使得大量廉價、標準化的出版品，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內同時為互不相識的讀者所閱讀」。

《中外日報》與商務印書館的互動，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關注各種商務印書館同人的回憶錄，幾乎無人提及雙方自1904年至1908年所出現的合資局面，之後的研究者也因此未能深察。然而，這次合作又是真實存在，商務印書館對《中外日報》股份的收購，不僅體現出報館與書局互動合作的基本形式，同樣也展現了清末企業之間的關係網路與制度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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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元濟入商務與合作的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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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創辦的商務印書館，最初只是一個以印刷為主業的機構，承印上海各大商號的傳單、文件，並接受新式學堂教科書的訂單，「各樣機器，都有備置，中西文書籍，全都能印，而且自己有澆字機，可以賣鉛字」，由於商務印書館機器先進，印刷質量上佳，不少報館因而尋求與商務合作，將報刊的承印權相托，「如代印之昌言、格致、無錫、新聞等報，紙張精潔、字畫清秀」。1900年，在印錫章的建議下，商務印書館收購了日本人在華開設的印刷出版機構修文堂，將其設備遷入總館之後，很快使「商務成為一家擁有現代印刷機器的企業」，其書刊的印刷質量更是得到了顯著提升，慕名來訪的各地出版人絡繹不絕，籌辦《大公報》的天津報人英斂之、經營金粟齋譯書處的蘇州文人包天笑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除此之外，商務印書館還積極涉足書籍出版業。當時的主持人夏瑞芳敏銳地意識到戊戌變法之後，將會有大量士人關注時務與西學，其中蘊藏著不少商機，因此利用早先在清心書院讀書，略通英文的優勢，組織力量編譯了一些英語教材，如謝洪賚譯註的《華英初階》、《華英進階》，就是早期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書籍中賣得最好的，號稱「在當時初學英文者甚便之」，所謂「行銷極廣，利市三倍」，成為「商務印書館經營出版事業的開端」。

書籍暢銷的原因，需要提及《中外日報》的宣傳之功。《中外日報》前身是創辦於1898年5月的《時務日報》，主辦者是時務報館經理汪康年（1860~1911）及曾廣銓、汪大鈞等。戊戌變法時期，康有為通過御史宋伯魯，提出將上海《時務報》改為時務官報，並藉此要求汪康年交出《時務報》。汪康年則在湖廣總督張之洞的支持下，將《時務報》更名為《昌言報》，《時務日報》也由此改名《中外日報》。在《昌言報》的承印事務中，汪康年與商務印書館進行了初次合作，對商務的印刷質量非常滿意，因此，當商務準備出版《華英初階》、《華英進階》等書籍時，《中外日報》成為了主要的宣傳合作方。報紙先是刊登廣告，介紹書籍的內容，又在不久之後與昌言報館、蘇報館等，為書籍進行代售，此時《華英進階》僅出版了一、二集，故而將初階、進階統稱為《華英讀本三種》。類似的合作事例，還有《華英要語類編》，該書「為習英文捷徑學者急宜購讀，得益甚大」，代售處是中外日報館及美華書館、格致書室、格致新報館、廣學會等；另有約翰書院教習、美國人E.A.Spencer 著，顏永京譯《英華初學》等，同樣進入了中外日報館的營銷網路。此時的《中外日報》雖然銷量尚不如《申報》、《新聞報》，但如果每天售出的數千份報紙上都登載商務印書館廣告的話，加上報紙在讀者中的廣泛傳閱，使得廣告的受眾群很可能超過萬人。借《中外日報》之東風，商務印書館早期出版的書籍大受歡迎，證實了「這樣一個非文人、非商人的新的普通讀者群是可以培育的。於是，商務發起人計劃進一步擴大自己的下層社會讀者群，力圖依賴這些新讀者完成從印刷業向出版業的轉變」。

不過，庚子前後的商務印書館，遠沒有達到之後在出版界一呼百應的地位，與其他報館與書局的互動也非常有限。這與商務的經營特點有關，夏瑞芳、鮑咸昌、鮑咸恩等商務印書館的創始人，早期都是在捷報館與美華書館的印刷部門工作，在鑒別印刷機器方面確是行家裡手，但正如一些學者所分析的，「幾位創辦人是印刷廠工人出身，不懂出版事業，只憑大膽的創業精神經營印刷」，夏瑞芳雖然看到了出版新學書籍要比單純的印刷業務更能夠賺取利潤，但因「少年失學，於文學知識上是有限的。他極思自己出版幾種書，但不知何種書可印，何種書不可印」，收購日文書而大規模組織翻譯，最終只是落得「徒耗人工紙張，並無銷路」的結果，因此在出版界的涉足淺嘗輒止。更值得關注的是，夏瑞芳、高翰卿、鮑氏兄弟等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囿於個人文化知識與企業經營範圍之所限，並不是變法維新時期思想界與出版界的潮流人物。從現有的資料上看，四人與《時務報》辦報群體之間並無交集，時人致汪康年、梁啟超、黃遵憲等人的信函之中，也幾乎沒有提及夏、高、二鮑。換言之，雖然創立於1897年的商務印書館，趕上了戊戌變法的時代，但並沒有能力「參與」其中，在洶洶而起的時代潮流之中，處在較為邊緣的位置，更像是一個單純的看客。上述因素，造成了商務印書館與主流報館之間的交集乏善可陳。這種各自發展、缺乏互動的局面，在張元濟進入商務印書館之後，出現了徹底的改變。

1902年，在南洋公學譯書院飽受掣肘的張元濟（1867~1959）接受了夏瑞芳的邀請，進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工作，由此「掀開了商務印書館走向現代出版新的一頁。此後的中國出版史、中國近代文化史也因他們的結合而氣象萬千」。張元濟究竟給商務印書館帶來了什麼呢？筆者以為，張元濟之於商務的意義，不僅僅是專業的鑒書眼光，對商務未來幾十年發展的路線設計，更需要著重指出的，還有他所具有的豐富而廣闊的人際網路。張元濟進過翰林院，辦過西學堂，主持過譯書院，編過《外交報》，每一項事務的開展，都使他增加了不少合作者，他所在的地方，很快就能成為思想、文化、出版等領域的中心區域，馬敘倫回憶，「上海是維新派集中的地方……戊戌黨人里『碩果僅存』的張元濟先生就在這裡，隱然是個龍頭」。對於商務印書館來說，「交遊廣，結識的上層人物多，有號召力」的張元濟的到來，將商務直接從「邊緣」帶入了「中心」，藉由張元濟這一支點，商務印書館真正進入時人的視野之中，很快成為了主流的出版機構，也由此拉攏了一批思想文化界的重要人物。陳叔通談到張元濟對人才的搜羅，在進入商務後，「不能一人獨搞，於是第一個拉蔡元培。張和蔡都是同年的舉人翰林，相知甚深，可能結過金蘭之誼，一拉便拉來了。由於蔡的關係，再拉杜亞泉（搞科學的），以後再由杜延聘了其他不少人……談到商務編譯所，不能不提到高夢旦。高寫文章在《時務報》（梁啟超辦的）上發表，張很賞識，於是再延請高夢旦入商務」。有學者指出，「一個人和另一個人建立的關係不是點與點的關係，也不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是網路之間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上，個人和關係是不可分解的，一個人是帶著其他群體的關係印跡來和其他人發生關係的，所以個人和群體之間的關係具有雙重性」。當張元濟進入商務之時，他將之前的社會關係帶入了這個新網路，先後介紹蔡元培、高鳳謙（夢旦）、顏惠慶、夏曾佑、惲鐵樵、孟森等，蔡元培介紹蔣維喬、杜亞泉，蔣維喬又介紹庄俞、庄適，庄俞又將合作搞人演譯社的沈頤、嚴練如、謝仁冰、胡君復等人介紹進館。如同滾雪球一般，各方人才「咸踵於商務印書館，擴大其事業，為國家謀文化上之建設」，而張元濟作為布局的第一手棋，其重要性盡顯無遺。

張元濟

作為張元濟的好友，汪康年及其《中外日報》也成為商務印書館重點關注的合作對象。雖然已有多篇文章談及汪、張交誼，如汪守本所言，兩人來往信函中的一些話語，往往讓「外人讀來一時捉摸不出所指，唯其含意深邃，也正可以看出他們兩人思想感情的不一般」，但真正分析二人交誼過程及意義的文章似還並不多見。汪康年與張元濟相識於1889年浙江己丑恩科的考場。隨後數年，汪康年輾轉於杭州、漢口與上海，張元濟則供職於北京翰林院，二人之間並沒有交往的記錄。《時務報》的創辦，給了二人相交的機會，張元濟甫閱《時務報》，即致函汪康年，讚頌《時務報》「崇論閎議，以激士氣，以挽頹波，他年四百兆人當共沐盛德」，他還提出將《時務報》、《蒙學報》、《農學報》、《譯書公會報》等各報售報點匯為一處的想法，後在康有為的推薦下，認識了在京城甚有人脈的張小義，後者租借了琉璃廠土地祠內的屋企，設立了總報局，一併發售上述報刊。為了給籌辦已久的西學堂招攬翻譯人才，張元濟托汪康年在「新學樞紐之所」的上海，幫忙尋覓「貫通中西文字，兼知他項西學，而言行不苟，足膺講席」之人，汪康年還為西學堂購辦了全份的天文、百鳥、百獸之書籍以及光、電、熱各種一切圖說。可以說，在汪康年與張元濟的事業起步之時，二人的互相鼓勵與扶持，無疑起到了極為重要的推手之效。1898年秋，因戊戌政變事發，張元濟在李鴻章、盛宣懷的建議下來到上海，汪、張二人的交誼關係更為緊密。1900年，汪康年創立中國議會，在7月26日與29日的兩次集會上，都可以看到張元濟的身影，他還在第二次會議上，與孫寶瑄一起被會長容閎提名為會計，因二人不願就任，而改由唐才常、孫多森擔當。參與此次活動的日本人井上雅二在日記中提到，汪康年一派中，主要追隨者有張元濟、沈士孫、趙仲宣等人，他們「與汪意見一致」。汪康年與張元濟長期交誼甚篤，《中外日報》也由此成為張元濟出版事務的主要宣傳空間，早在張元濟主持南洋公學譯書院時，就在己亥年總報告冊中指出，雖然將來或廣登告白，但由於各種條件限制，「現在只在《中外日報》間日一登」，而《中外日報》與商務印書館的合作，亦是汪康年、張元濟私誼網路的一種延續。

1904年，商務印書館正式入股《中外日報》。在雙方所簽署的合同中，規定增添股本一萬元，每五十元為一股，計共二百股，由張元濟、夏瑞芳等人認付。其時汪康年身在北京，參加合同簽訂儀式的是《中外日報》經理、汪康年胞弟汪詒年。合同全文如下：

一、股東應得權利新舊一律，毫無歧異。

二、報館賬目、生財，均以現有賬冊為憑。自本年八月初一日起，所有贏虧彼此相共。

三、股本安月官利六厘，一年分兩次支給。自四月至九月為一次，自十月至次年三月為一次。

四、如有贏餘，作十成分派，以六成歸股東，一成為公積，三成為辦事人花紅。

五、報館事務公推汪仲閣（即汪詒年——筆者注）為總理，各股東並不干預。

六、由新舊股東公舉四人每月星期在報館會議一次，討論報館改良、進步、推廣事宜。如有要事，由總理召集股東臨時特議。

七、每年春二月由總理將前一年支收賬目造繕齊全後，由股東公舉查賬董事一位到館查閱賬目。其餘股東如欲查閱，亦可到館查看。

《中外日報》創辦之時，通過同人購股及汪康年、曾廣銓等私人出資，獲得最初的辦報資金，但囿於報人經營能力所限，報館資金狀況一直不太理想。根據井上雅二1900年4月對報館的觀察，館內每月虧損200元，靠著德文書局與《德文新報》每月為報紙提供500元的補助，成為《中外日報》名義上的所有人，報館以出賣「冠名權」的方法獲取經濟支持，才得以填補資金窟窿。雖然在庚子事變之後，《中外日報》銷量猛增，成為國內影響力最大的報紙之一，但報館的資金狀況並未得到太大的改善。在與商務印書館合資之時，《中外日報》所擁有的資本只是「存項洋三千元，生財等對摺作洋九千元」，也就是三千元現金，九千元固定資產，可見報館的商業經營並不成功。商務印書館的這筆款項，對於《中外日報》而言可謂緩解了燃眉之急。關於商務印書館入股《中外日報》一事，由於並未廣為聲張，報紙上也不見報道，故而先前學界幾乎無人關注，即使提到也錯漏百出，如賈樹枚《上海新聞志》中稱「中外日報館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擴資時，曾引進過商務印書館張元濟的股份」，事實上，早在1991年《張元濟年譜》出版時，張樹年先生就已經寫明商務印書館入股中外日報館是在1904年。張人鳳、柳和城二位先生編《張元濟年譜長編》時，將這份合同的內容全文錄出，雙方的合作細節由此大白於天下。商務印書館入股《中外日報》的緣由，筆者以為有兩個原因：首先，入股一事，張元濟應該是其中至為關鍵的核心人物，《中外日報》經歷了多年的發展之後，汪康年、汪詒年兄弟決心招兵買馬，擴充人手，庚子事變之後，先後有葉瀚、溫宗堯、夏曾佑等人進入報館，伍光建也有可能在一段時間擔任過報館翻譯，而上述幾人均與張元濟關係密切，如葉瀚與他共同參與過中國議會的活動，溫宗堯是《外交報》創辦人之一，夏曾佑在辦《國聞報》時就與張元濟多有來往，伍光建曾在南洋公學譯書院任職，都是張元濟的友朋同人。換言之，在商務印書館與《中外日報》的互動過程中，張元濟扮演著橋樑式人物的角色。故而，在擁有眾多友人的《中外日報》面臨資金困難的情況下，張元濟鼓動商務高層出手相助，自然在情理之中。

所言至此，或許會有人認為商務印書館入股《中外日報》，完全是張元濟基於個人利益與一己好惡而做出的私人決定，不過，商務印書館畢竟不是張元濟的一言堂，他甚至不是最大的股東，事務決定權一直掌握在夏瑞芳及鮑氏兄弟手中，因此這次入股行為，必然得到了商務高層的認可。這就牽涉到第二個問題：商務入股《中外日報》，究竟目的何在？首先來看商務印書館此時的資金狀況。1903年，日本印刷出版業巨頭金港堂來華，與商務印書館進行合資，日方出資10萬，商務「除原有生財資產，另加湊現款亦併足10萬」。合資之後，商務的資本在兩年內翻了四倍，並將經營方向從印刷業完全轉向出版業，「整個營業額的比值中，出版所佔十分之六，印刷佔據十分之三」，一躍成為國內最大的書刊出版商，利潤滾滾，1905年館內資本已經增至100萬元。資本的充裕，只是商務入股《中外日報》的必要條件，而充分條件在於，商務印書館的經營者已經意識到，報刊宣傳對於出版機構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要擴大影響，就必須要在報刊上大作廣告。商務印書館此時已經自辦《東方雜誌》，又擁有半獨立的刊物《外交報》，但礙於出版周期較長，前者為月刊，後者為旬刊，都不能給予讀者連續的視覺衝擊。如果能夠與一份日報合作，天天登載商務印書館的新書廣告，對於提升商務的知名度，確立其在出版界龍頭老大的地位，必然會產生巨大的推動作用。基於上述理念，最終促使商務印書館高層決定出資入股《中外日報》。一萬元看似不少，但每天刊載一整版的廣告，加上「惠書志謝」之類的「軟廣告」，每年的支出同樣不菲。根據包天笑的回憶，在報紙頭版刊登廣告，包月需要二千元，由此可見一斑。更重要的是，用一萬元的資本，可以成為國內發行量最大的報紙之一的主要股東，其價值遠在經濟利益之上。雙方的密切合作，從1904年開始系統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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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合作？

商務印書館與《中外日報》之間的互動，如《中外日報》、《外交報》、《東方雜誌》互相轉載對方的文章，《中外日報》刊載商務印書館的新書出版廣告，《中外日報》與商務印書館為其他出版機構的書刊作代售等，幾乎包含了清末書局與報館合作的所有形式。在《中外日報》日銷萬份的報紙廣告推動下，商務印書館的書刊廣告名滿全國，知名度迅即提升。商務印書館能夠在群雄逐鹿的清末出版界殺出血路，《中外日報》的幕後推手之效功不可沒。而商務的資金投入，對於《中外日報》度過經營危機，同樣有著無可比擬的重要性。雙方的合作早在合資之前就已經展開，而在合資之後則體現得更為明顯。

雙方的密切合作，首先可以關注《中外日報》、《外交報》、《東方雜誌》三大出版物的互相轉載。轉載的意思，是指從其他報刊或書籍中抄錄已經發表過的作品，刊登於自己的出版物上，在庚子前後的出版界非常盛行，還有一些專門以轉載為主業的報刊，如《述報》、《集成報》、《萃報》、《經世文潮》等。但上述出版物都是多日一出的期刊。每天出版的報紙如《申報》、《新聞報》，往往會組建一支主筆及訪事隊伍，使得論說和新聞能夠保證原創性。而《中外日報》與眾不同，不僅轉載東西洋報紙的新聞報道，連論說也大量自外報轉譯。1901、1902年轉自《字林西報》、《文匯西報》等外報的論說文章超過30篇，故時人有雲，《中外日報》「但即西報之或是或非譯而錄之，自以為守局外之例」。這種從各種外報進行轉載的辦報方式，既能夠在短時間內傳遞與國內輿論不一樣的聲音，以吸引讀者的注意力，又能夠有效彌補因主筆人數不足而造成的新作難以接濟的困境。但《中外日報》主要以轉載國外報紙為主，國內出版物一般並不涉及，唯一大量且長期轉載的只有《外交報》。

《外交報》由張元濟與蔡元培、溫宗堯等人合辦，1901年12月創刊，最初由杜亞泉創辦的普通學書室發行，第29期以後由商務印書館印行。值得注意的是，《外交報》只是將發行與印刷工作交付商務，該報編輯部仍然獨立，商務印書館僅僅是股東之一（夏瑞芳為股東代表），但考慮到其他股東如張元濟、杜亞泉、徐珂等，之後都陸續進入商務，《外交報》同樣可以看作商務印書館所主辦的刊物。在《外交報》創辦之初，《中外日報》即給予大力宣傳，不僅登載出報廣告，還將張元濟所作《〈外交報〉敘例》通過其營銷網路分送各埠。根據筆者的統計，《中外日報》從1902年至1906年，總共轉載《外交報》文章近70篇，其中刊登在「論說」欄目中的共有50篇（1902年9篇、1903年15篇、1904年12篇、1905年6篇、1906年8篇），其他文章分別刊於「外論」、「專件」及「緊要新聞」等欄目。最初的《外交報》稿件不分譯稿與原創，全部列在「論說」欄目中，共有9篇轉譯自美國、英國及日本報紙的文章。1904年開始，《中外日報》特設「外論」欄目，將譯稿與原創分開。在這些轉載的《外交報》文章中，有41篇文章屬於原創文章，其中署名的文章為《路礦議》、《續論教案及耶穌軍天主教之歷史》及《論英國憲政兩權未嘗分立》三篇，都是嚴復所作，其他38篇文章均未署名。根據楊琥先生的統計，在這38篇文章中，有9篇文章出自夏曾佑之手。另有學者指出，「《外交報》的主旋律及風格，主要由張元濟一手擘劃而成，其中登載的不少未署名社論所闡述的觀點往往散見於同時期張元濟的書札或序跋中，因而不難推定為他的手筆」。如果上述判斷均屬實，那麼張元濟不啻為《中外日報》的另一個「隱形主筆」，與夏曾佑、嚴復一起，引導了1902年至1906年《中外日報》的觀點與傾向。即使一些讀者需要訂閱《外交報》時，也會通過《中外日報》進行轉達，如在四川總督奎俊帳下擔任幕僚的周善培即在致汪康年的信件中提到，「《白話報》、《外交報》都未來，何耶？善培與菊生訂二十份，公為代交否？……《外交報》奎樂帥不甚謂然，（川藩甚頑固），其立說則謂四川州縣尚無閱報之知識，幸亦告菊生也」。

關於《東方雜誌》對《中外日報》論說的選擇與轉載，丁文已經在其論文中專力討論，根據她的統計，自1904年至1908年，《東方雜誌》總共轉載《中外日報》121篇文章，列入「社論」欄目的文章有43篇，均為各報之最。但《中外日報》不僅在「輸出思想」，同樣也在「輸入觀念」。《中外日報》並不像《東方雜誌》那樣，專門辟出版面來「選錄各種官民月報、旬報、七日報、雙日報、每日報名論要件」，將選錄作為一種制度性設計進行延續，是否轉載他報的文章，完全看辦報人的意願，由此更可體現出《中外日報》對《外交報》的青睞有加，不僅是汪康年與張元濟私誼關係的一種延續，亦應該看作兩份同樣支持立憲改良和文明排外的出版物，在思想體系上相互承繼的結果。有意思的是，《外交報》上的一些文章，不僅《中外日報》進行轉載，還登載於《東方雜誌》之上，形成了「三角轉載」的形式，根據筆者的統計，這種「三角轉載」總共發生過六次。《中外日報》、《東方雜誌》與《外交報》互相轉錄對方的文章，疊加了各方的社會影響力，便於將共同的政治理念向外傳遞，形成了一種「共振」的效應。

商務印書館與《中外日報》的合作，還體現在《中外日報》宣傳及代售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書刊之上。《中外日報》每期都會列出《外交報》及《東方雜誌》的目錄，只要商務出版新書，必然會在報面刊登大幅廣告，吸引讀者前往購買。在雙方合資之前，商務印書館雖然將售書廣告分別刊於各大報紙之上，但往往會將篇幅最長的所謂「廣告特稿」選擇在《中外日報》上登載出來。在商務出資入股之後，《中外日報》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商務印書館所屬的出版物，因此在1906、1907年的《中外日報》上，每天皆可看到一整版的商務印書館新書廣告，甚至公開宣布「本館新書廣告定登《中外日報》第二張」。甚至商務印書館在其他報紙刊登宣傳廣告時，還因擔心篇幅過長，而加上一句「本書詳細情形，請觀二月十三、十四、十五日《中外日報》告白」。如同《新民叢報》大量出現廣智書局的新書目錄，《申報》長期為申昌書室進行宣傳一樣，《中外日報》同樣需要為合作夥伴的出版工作搖旗吶喊，還不時隨報附送商務印書館傳單。如1906年11月，商務印書館即將出版《日本法規大全》，為了擴大影響力，由《中外日報》隨報附送該書的預約廣告；又如1907年7月，商務印書館迎來了創業十年及新廠落成兩大重要慶典，紀念贈品章程同樣通過《中外日報》的派報系統對外傳送；1907年8月底，因《簡明國文教科書》及《女子國文教科書》第一、二冊正式發行，上海本埠的《中外日報》讀者又在報紙之內，看到了商務印書館的廣告傳單。

同時，商務印書館還會藉由《中外日報》這一媒介發布各種啟事，如1907年1月，淮安、徐州等地發生水災，商務印書館舉行售書助賑活動，「將出版圖書酌提若干捐助災區……書價無論多少，悉數撥充工賑之用」，所售賣的書刊「均照定價發售，惟購買五元以上照九折計算，十元以上照八折五計算，三十元以上照八折計算，以廣招徠而襄善舉」，廣告全文刊載於《中外日報》上。售書助賑活動吸引了學界商界人士計294人，收到書價約1418元，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作為賑款代收處的《中外日報》，還收到了商務印書館印刷所寄來的善款100元，發行所善款27元，同時，高鳳謙、庄俞、蔣維喬、戴克敦、沈頤等人以個人名義集資62元，亦托《中外日報》轉交災區。另外，一些由商務印書館策劃並展開的活動，同樣通過《中外日報》的傳播渠道進行信息擴散，最典型的例子如1904年至1905年的徵文活動。11月7日，《中外日報》刊載廣告，宣布商務印書館徵文活動開始，總共分為三類題目，第一類國文教科書題、第二類小說題、第三類論說題，國文教科書題希望以公德、敝俗、實用器具、遊戲器具、各地物產為內容，小說題提倡四種小說，即教育、社會、歷史、實業，要求「用章回體、或白話文、或文言文，聽任自便。先作數回，並用白紙將全書結構及作書宗旨及全書約有幾回，現行示及」，該廣告的刊登時間，早於《申報》一個月，比《新聞報》也要早一個星期。根據張天星先生的統計，徵文廣告在《中外日報》上「至少刊登22次」。1905年1月29、31日和2月11、13日，商務印書館又通過《中外日報》發布徵文截稿時間延期的廣告，表示「本館徵文收卷期限現展至乙巳年正月底為止，揭曉仍限二月，並不延期」。4月4日，《中外日報》刊登「商務印書館徵文題名」，連續刊登5天之後，徵文活動宣告結束。雖然各類宣傳廣告亦出現在《申報》、《新聞報》、《繡像小說》之上，但以《中外日報》刊載數量最早最多，一有最新消息即馬上見報，這種報道速度及深入程度，可見雙方此時的合作力度之大。

更重要的是，商務印書館所出版的各種書刊，一般會進入《中外日報》的售書網路，到了1906年之後，基本形成了商務印書館一出版新書，即在《中外日報》上做廣告，隨後通過商務設於各地的分館以及《中外日報》的各埠派報處，將書刊短時間之內發售全國的「流水線」過程。如1907年出現在《中外日報》上一整年的各種寄售、發兌書刊廣告之中，商務印書館所有出版的教科書、地圖及各種文史類書籍赫然在列。1907年前後的商務印書館在「名都巨鎮已設分館者凡十二處」，而《中外日報》有30餘個派報處，換言之，商務出版的書刊，在全國四十餘個城市中開設了50多個對外發售的「窗口」，加上此時《中外日報》每期銷售一萬份，則商務印書館出版物的知名度和影響力，藉此得到了有力的推動。有意思的是，商務印書館在對外宣傳書刊時，時常採取以一種報紙為主體，連續在該報上登載整版廣告的方式。這可能是考慮到經費問題，畢竟整版廣告的費用巨大，饒是商務這樣財大氣粗的出版機構，或許也無力全方位地出擊。

需要指出的是，在商務印書館與《中外日報》的合作過程中，《中外日報》並非只是擔當「商務宣傳平台」的角色，報紙同樣從商務印書館獲得了不少資源。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為了能夠圖文並茂地報道這場與中國前途命運攸關的戰事，《中外日報》通過商務印書館，「覓得日本金港堂日俄戰地圖原稿，由本館摹繪發印，不日告成。是圖於東省地方詳列靡遺，閱者按圖而稽，即於駐軍開戰各地無不了如指掌」，待地圖印完之後，即隨報附送各埠。而且，原載於《中外日報》上的一些文章、小說在結集之後，也會通過商務印書館進行寄售，如《政治講義》、《庄諧選錄》及《花因》。1905年夏，嚴復應上海基督教青年會之邀，以「立憲為何事」為主題進行了八次講演，自10月15日至12月8日，《中外日報》不定期地將演講全文編成《政治講義》進行連載。1906年3月，商務印書館宣布印行出版《政治講義》單行本，「誠近時考求政治學者之借鏡也」。《庄諧選錄》為汪康年所編撰，「往往朋友聚處，抵掌談笑，酣嬉淋漓，各有所述，晨書冥寫，得卷盈束，不佞見之，以為此真近人所希望之史矣」，長期在《中外日報》上連載，並在1903年結集出書，由夏曾佑作序，原先僅由報館單獨發行，幾經重訂之後，自1907年11月開始，商務印書館及其合作方中國教育器械館成為《庄諧選錄》的主要代售點。《花因》是林紓與魏易合譯的英國小說，「蹊徑曲折，饒有趣味」，自1907年3月15日至4月22日連載於《中外日報》，11月結集出版之後，由商務印書館印售，「紙墨精良，裝潢工雅，悅目娛神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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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崩離析：合作的終結

1908年2月，「北漂」數年回到上海的汪康年致函堂兄汪大燮，談到了重返中外日報館之後所發現的一些問題，這份信件今已不存，但汪大燮的回信卻收入了《汪康年師友書札》，其中重點如下：「來書言報館棘手，代思良久，而實無善策，如此咄咄逼人，真不可忍。惟不解當時何緣入彼等股份至如此之多，從前萬餘能支持七八年，而三年余乃增三四萬，若遂得厚利亦一說也，乃仍支絀至此，又何弄於從前六年間之情形也。細思彼等所以弄到如此者，其始便已心懷不良，不過欲下逐客令耳。兄所能為弟代籌者三四千耳，相去太遠，直是杯水車薪，如用得著，請示知。然鄙意以此事以能否收回為斷。如此全盤收回，犯得著做，可以全權在己，如不能收回，仍是太阿倒持，則不如撤出為念。報體一事終久必定，而彼等如此辦法，斷然不能無事，與其受累，不如干緣潔凈之妙也」。從這封信函中，大略可以讀出以下信息：首先：汪康年在去信之中，必然大為抱怨商務印書館對報館事務的干預，甚至影響到了大股東汪康年及經理汪詒年的決策；其次，當初《中外日報》同意與商務印書館合資，主要由於報館經營不善，常年處於虧損的狀態，合資之前只是勉強資債相抵，因此希望商務的股份加入，能夠推動報紙的發展，甚而賺取「厚利」，但三年多以來，資金狀況仍然不容樂觀，嚴重束縛了《中外日報》與其他來勢洶洶的報紙之間的競爭。根據汪大燮的分析，商務印書館可能在其中「搗鬼」，從入股一開始就已經心懷不良，只是想鳩佔鵲巢，將汪氏兄弟從《中外日報》之中驅逐出去，他的建議有二：要麼多方借款填充商務合資的股份，將商務印書館請出報館，全盤收回之後，可以全權在手；如若不能收回，則汪氏兄弟不如主動撤出報館，「與其受累，不如干緣潔凈之妙」。事實上，這已經不是汪大燮第一次擔憂《中外日報》與商務印書館合資之後的前景了。1906年12月，汪大燮在信函中提及，「弟辦報館事，兄不謂然……又羼商股，又為夏瑞芳等不明不白、來歷不清之本，必多轇轕，萬能得當，不如已也」，同樣表達了對商務資本來源的懷疑，以及合資之後報館可能面臨的管理問題。商務印書館的日資色彩，確實在當時屢遭詬病，汪大燮稱商務資本為「不明不白、來歷不清」，大致反映了一些汪康年的友人對商務印書館入股《中外日報》一事的態度。

雖然不少人對商務與《中外日報》合資一事持懷疑甚至反對的態度，但雙方的合作仍然相對順利地維持了下來，那麼，雙方的矛盾為何會在1908年初爆發出來呢？這就牽涉到以下三個問題，首先，商務印書館是否（嚴重）干預了《中外日報》的經營事務；其次，汪康年在這一時期表示對合資的不滿，其背後的動因究竟何在；其三，對於汪康年的抱怨，商務印書館又作何反應？

關於商務印書館干預報館一事，由於現有材料極為有限，因此只能進行有限度的蠡測。首先，根據《夏曾佑日記》所示，夏瑞芳、印錫章等商務印書館高層，確有踏訪《中外日報》的記錄：1904年10月13日，「午刻與瑞芳、頌谷小飲」；1905年3月19日，「午刻至館，與印錫翁、夏瑞芳、昭扆、菊生、浩吾、頌谷閑談」；7月30日，「余與菊生至館，偕穰卿、瑞芳至萬年春午飯」。又如張元濟在1906年初致在北京的汪康年的信函中亦提到，「《中外報》近年聞仍虧折，仲兄深以為憂，堅欲告退。弟與夏瑞芳竭力勸慰，然經濟上無能為力，館中辦事人亦不敷，明年仲兄擬添清一二人，看來只可作守勢，而不能取攻勢矣」。可見，在商務印書館與《中外日報》合資之後，夏瑞芳、印錫章等確實參與了《中外日報》經營活動，甚至在《中外日報》要不要繼續辦下去的問題上，都有一定的發言權。不過這也可以理解，合資之後，夏瑞芳與汪康年、汪詒年之間，理應以同事相稱，股東對企業的日常事務與未來走向發表意見，並參與組織建設及資金管理，已經在入股合同之中進行了規定，並不算逾規。除此之外，似乎還看不到商務高層對報館決策過分干預的記錄。

其次，汪康年為何會選擇在這一時期表達對商務印書館的不滿呢？上文已經提到，1904年，汪康年赴京補應朝考，並以此為名留在京城，積極奔走於政界參與各種事務，力求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影響朝政，但1907年發生的兩件大事，徹底斷絕了汪康年的政治生涯。6月，汪康年的業師、大學士瞿鴻禨捲入「丁未政潮」，被迫開缺回籍，長期追隨瞿鴻禨，希望能夠實現立憲主張的汪康年也遭牽連，所辦的《京報》被清廷查封，從此在朝廷中樞失去了可以仰仗的高層人物。9月之後，蘇杭甬保路風潮愈演愈烈，江浙紳商多次舉行集會，要求政府放棄與英國所商定的借款協議，而由民間人士自行籌集資金建造鐵路，矛頭直指與英國簽署《中國國家滬杭甬鐵路五厘利息借款合同》的汪康年堂兄汪大燮，汪康年也大受牽連，成為「上海五毒」之一，在同鄉群體中失去了以往的核心地位。由此，1907年底回到上海的汪康年，無論在政治資源還是在社會網路上，都已徹底失勢，能夠依靠的只有《中外日報》了，他必然會盡一切可能抓住這一根最後的稻草。恰逢此時，輿論界又傳出了一個驚人的消息：據說張元濟在汪康年不在上海的時候，已經開始籌劃以第二大股東的身份漸進式地佔據《中外日報》，甚至還放出話「君能償則已，否則以報歸我」，且不論這種說法是真是假，至少對汪康年的判斷造成了很大的影響，雙方之間的信任關係遭到了嚴重的挫傷。上述原因的共同作用，促使了汪康年向汪大燮抱怨商務印書館對報館事務的干預。需要指出的是，謠言往往不會空穴來風地出現，而是基於現實的一種客觀反映。在汪康年的內心之中，或許在《中外日報》與商務印書館宣布合資不久，就對可能出現的所有權與經營權方面的爭鬥產生憂慮，上文已經指出，汪康年雖然是《中外日報》的大股東，但由於經濟資本的限制，汪實際上從未在股份比重上佔據絕對多數，此前他並不擔心對報館失去控制，首先自然與汪詒年坐鎮報館有關，其次，《中外日報》創辦之初，向各界同人派售股份，客觀上形成了股東資本的碎片化，難以形成合力威脅汪氏兄弟的經營，且股東只有分紅之利，不參與報館的管理。其三，汪康年早年參與過變法維新活動，擔任《時務報》經理，又是不纏足會、蒙學公會等社會組織的發起人，又與張之洞、盛宣懷等朝廷權貴頗有私誼，亦是浙江士紳群體中的核心人物，多重身份的累積，使得汪康年能夠較為穩固地掌控《中外日報》。但隨著「丁未政潮」及浙江鐵路風潮的出現，汪康年的社會資本迅速喪失，而張元濟與商務印書館在經營規模、人際網路、社會地位等方面的強勢地位，必然導致雙方的合作基礎產生動搖。

汪大燮在回函之中，除了深表同情之外，還提及因融資困難，無法幫助汪康年將商務印書館的資本逐出報館。不過汪康年的動作非常快，在收到汪大燮信函的一個月內，他就向兩江總督端方與上海道台瑞徵借款，將商務印書館所擁有的股份全部贖回。1908年4月11日，《中外日報增添股本合同》作廢，一切股本及股利歸還投資人，《中外日報》與商務印書館的合資關係就此中止。這件事對張元濟觸動很大，在致浙江鐵路公司同僚孫廷翰的信件中表示，「穰卿屢言濟等謀吞伊報，故於前月杪將股本墊款收回，不再與聞。關係業已斷絕」，憤怒、不解與無奈的情緒，溢於言表。同年8月，上海道台蔡乃煌以各大報紙「昌言無忌，據實直書，有礙行政」的名義，斥巨資將《中外日報》、《申報》、《輿論日報》等報紙「購回自辦」，汪康年、汪詒年兄弟發布公告離開報館，此時距離《中外日報》結束與商務印書館的合作，才過去了區區四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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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

正如有學者所檢討的，「目前多數的商務印書館研究，分為兩個趨向：一是以各種軼聞、回憶或版本考訂為主，旨在搜奇；一則旨在證明就商業出版業者而言，商務因為具有理想性與文化使命感而較其同業更加偉大」，但揆諸商務印書館經營者自身的言論，則對於商業利益的看重，遠甚於一般人的想像，無論是將機構以「商務（commercial）」進行命名，多次坦言「我們的商品就是書籍」，還是在實際企業行為中將利潤較小的印刷業邊緣化，將資金、人力及物力全力投入能夠獲取更大利益的出版業，都展現出商務印書館趨利的一面，所謂「每一本書都是一件商品，印製它們的人，首要目的是營利。即使有出版商……身兼學者與人文主義者，也不例外」。1903年，在與日本金港堂簽訂合作協議之後，資本數量大為增加的商務印書館開始尋求擴張，集中表現在創辦《東方雜誌》，聘請思想文化界的精英人士進館編輯各種教科書，在各地設立商務分館以及入股《中外日報》等。而激化商務入股《中外日報》的一大動因，正是由於看中了報紙所擁有的對外宣傳之渠道，這種「無形資產」有助於商務增加企業的社會知名度，更便於佔據競爭日趨激烈的清末出版市場，同樣是商務經營戰略的組成部分。商務印書館選擇入股的模式，表明「企業本身有尋求新的擴張的動機。對績優企業來說，為進一步拓展經營範圍和業務，需要為資金尋找新的盈利機會和出路。對績差企業而言，需要儘快找到新的利潤增長點，以改善企業經營狀況和盈利狀況」。商務印書館可以藉此將《中外日報》作為宣傳平台，利用廣告宣傳和書刊寄售等形式，贏得消費者的認同與支持，而《中外日報》亦可藉此擴充資本，在與《申報》、《新聞報》、《時報》的角力過程中增加競爭的砝碼，保持在上海主流報紙的行列之內，雙方可謂各取所需。

商務印書館與《中外日報》所進行的合資，雖然看似是一次帶有商業利益的經濟性活動，實質上卻是人際網路多元性及傳遞性共同作用的結果，汪康年與張元濟的私誼關係，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張元濟進入商務之前，商務高層與《中外日報》經營者之間雖有合作，但從未發生個人的私誼關係，合作程度也只能淺嘗輒止。博特（Burt）曾提出過一個由人際關係而產生組織交往的「結構洞」（structural hole）模式，如果有兩個個體或群體之間缺少連結，彼此不產生互動，將會形成一個「洞」，此時就需要有某個個體能夠在此「結構洞」上扮演「橋樑」（bridge）的角色，將兩個不接觸不來往的群體連結起來。張元濟正是扮演著這樣一個中間人的角色，他的存在，使得商務印書館同人群體與《中外日報》經營者之間，日趨形成了組織之間的穩定的社會網路，關聯的建立與深入，最終出現了企業之間的股份收購。可見，人與人之間的緊密合作，能夠提高社會行為的效率和社會整合度。

值得注意的是，商務印書館入股《中外日報》有兩個很奇妙的特徵：首先，商務的資本數額遠比《中外日報》要大，商務此時的資本超過20萬，而《中外日報》只有近3萬，商務以巨無霸之姿屈居第二大股東，對於《中外日報》而言始終存在著兼并的陰影，換言之，在商務與《中外日報》的博弈中，商務成為了優勢一方；其次，雖然從1902年至1906年，商務與《中外日報》之間出現了不少成員「身兼兩職」的現象，既是商務編輯及寫手，又是報館主筆或翻譯，但商務高層夏瑞芳、鮑氏兄弟與《中外日報》大股東汪康年之間，始終沒有建立個人私誼關係，雙方「缺乏正向連帶」，則有可能出現一種「心理上的緊張」狀態（psychological strain）。從汪大燮致汪康年的幾封信函可以看到，汪大燮、汪康年對於商務印書館收購《中外日報》的資本來源及目的一直抱有疑問與憂慮。而雙方的合資合同之中，似乎又沒有明確規定各大股東的權責究竟如何，甚至對股東會議的設置，也有可能只是單純為了迎合1904年1月制定的《公司律》中有關「公司董事局每年應召集眾股東舉行尋常會議至少以一次為度」，「公司遇有緊要事件，董事局可隨時召集眾股東舉行待別會議」的規定，報館主持人並不願意真正召開類似會議。也就是說，在雙方的合作過程中，一系列非正式制度（informal norms）充斥其中，而其能夠推行的基礎則是雙方的互相信任，信任感又重點建立在中間人的「中介接觸」之上，一旦中間人無法讓某一方產生信賴，關係網路必然會產生支離破碎（fragmentation）的狀況，合作的中止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結果。張元濟密謀奪占《中外日報》的流言，導致汪康年與商務印書館之間的信任鏈完全斷裂，1908年4月發生的那一幕，證明了這種說法的前瞻性與深刻性。順便提一句，與《中外日報》合作關係終結之後，對於這種收購報館的做法，商務印書館高層也進行了反思。1916年，有人告知張元濟，「《時報》將不支」，詢問商務是否願意「附股」，張元濟明確表示，「本館近來對於報事甚淡，恐難附股」，如此回復，或許正是先前不愉快的合作經歷所帶來的心理陰影吧。

（作者授權刊發，因篇幅原因有刪節，注釋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