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者的盛世——我們為什麼痴迷冒險

保羅·薩洛佩克跟隨當地嚮導進入阿法爾沙發。此次行走全長35400公里，追尋著人類向全球散步的足跡。

在嘗試走完美國大峽谷全長的里程碑式壯舉中，領頭那位老兄的長相嚴格說來並不具備一名黃金時代探險家的氣場。約翰·韋斯利·鮑威爾身高不到1米7，蓬亂的頭髮像毛刷，夾雜煙草污漬的大鬍子怒張在胸前。他右邊的衣袖空空地垂著，是在南北戰爭的夏洛戰役中被一顆鉛彈打殘的。然而戰後他並不消停，先後去勘查落基山脈的廣大區域，在懷有敵意的印第安人群中生活，于格林河與科羅拉多河上泛舟，到無路可循的巨大峽谷系統中刺探。不解內情的人難免會疑惑：是什麼促使這位體格單薄的獨臂大學教授，踏上那個時代最艱險的探索之旅？

其實，這個問題對1888年1月13日在華盛頓宇宙俱樂部與鮑威爾齊聚一堂的32位大丈夫全都適用。他們中的大多數與他一樣，都曾開闢險路跨進未知的荒野。其中有經歷過南北戰爭和印第安戰役的老兵，有海軍軍官、登山家、氣象學家、工程師、博物學家、制地圖師、人種學家，還有一名曾穿越西伯利亞的記者。他們中有人曾嘗過在北冰洋受困的滋味，遭遇過海上的凶暴天氣，逃脫過猛獸的襲擊和雪崩，經受過極端的飢餓，熬過在窮山惡水獨行的使人發狂的孤獨。

他們在那天晚上會面，成立了國家地理學會，並一致認為，這個新生組織的使命——「增進和普及地理知識」——需要旗下成員在未知領域內進行艱難的探索。他們的信條可以用鮑威爾的一段話來總結，那是他近20年前探索科羅拉多河時在日記中寫下的。在他帶隊乘著小船，衝過激流和瀑布，做了幾次兇險的速降之後，隊伍里有三個人決定退出、覓路爬出大峽谷，寧可冒險穿過沙漠回家。「他們懇求我們別再繼續，對我們說從這裡上路是發瘋。」鮑威爾寫道。然而「要中斷這次探險，要說這峽谷有一段是我不可涉足，而且是在我即將完成的時候，非我所能接受。於是我決定繼續上路」。

所有類別的探索都植根於冒險心理。風險藏在任何一段通向未知領域的旅程中：無論是一位船長進入陌生海域的遠航，一名科學家對危險疾病的研究，還是企業家豪擲的一筆新投資。然而究竟是什麼促使哥倫布登上橫渡大西洋的航行，使愛德華?詹納在一個孩子身上檢驗天花疫苗的早期理論，或者使亨利?福特把寶押在汽車終將取代馬匹的遠見上？同樣問題，鮑威爾為什麼要對部下的謹慎和前路顯而易見的危險置之不理，執意繼續深入大峽谷的狂野腹地？

有些冒險行為的動機很明顯——金錢回報、名望、政治收益、拯救生命。許多人在追求這些目標時，甘願使自己暴露在不同程度的危險之下。但隨著危險增大，勇於向前的人數會縮減，最後剩下的是冒險精神到了極致的人，不怕危及自己的聲譽、財富和生命。這是關於風險的謎團：為什麼有些人類願意賭上這一切，即便面對可怕的後果也不退縮？

125年前宇宙俱樂部那場聚會之後，科學家們開始打開神經系統的「黑匣子」，尋找其中的冒險機制，摸索出促使一個人成為探索者的生物因素。他們一直以來的研究聚焦於大腦中控制通訊的生化分子——神經遞質。對於風險權衡至關重要的一種神經遞質叫做多巴胺，它對人的動作技能有輔助控制作用，但也能促使我們尋找和學習新事物，並參與處理焦慮、恐懼等情感。大腦不能產生足夠多巴胺的人，比如帕金森病患者，常陷於心灰意冷的狀態。

反之，充沛的多巴胺是冒險機制的關鍵之一，華盛頓大學的神經生物學家拉里?茲韋費爾如是說。「如果說某人冒了風險去完成某項事業——攀爬高峰，創辦公司，競選公職，參加海軍陸戰隊——那都是受動機的驅使，而動機則是由多巴胺系統發動的。這是驅使人類前進的力量。」

多巴胺有助於在我們完成任務時帶來一份滿足感：任務的風險越大，多巴胺的效力就越強。我們並非每個人都會去爬高山或搞競選，部分原因在於各人的多巴胺水平不同。神經細胞表面有名為「自身受體」的分子，負責控制我們製造和使用多巴胺的量，這基本上就控制了我們對冒險的胃口。

在范德比爾特大學進行的一項研究中，參與者接受掃描，使科學家們得以觀察與回報、沉溺和行動有關的腦區中的自身受體。擁有較少自身受體的人——即是說，其腦內多巴胺更能自由流動——投入探險等獵奇行為的可能性更高。「可以把多巴胺想像成汽油，」該研究報告的第一作者、神經心理學家戴維·扎爾德說，「要是再加上一顆『剎車』能力低於正常水平的大腦，便造就了挑戰極限的勇者。」

話說到這裡，往往使人把冒險家與「玩兒心跳」者混淆。後者所沉迷的是腎上腺素，它也是一種神經遞質，功能卻不同，多巴胺使人在完成目標的過程中迎向危險，而腎上腺素的設定功能是幫助人逃離危險。它的作用機理是這樣的：大腦感知到威脅時，激發腎上腺素注入血液，繼而刺激心臟、肺、肌肉等器官協力，使人在危及生命的情況下可以逃跑或抗爭。這個化學釋放過程會帶來一種振奮感，並一直保持到危險過去、腎上腺素消退以後。對有些人來說，腎上腺素造成的亢奮成了大腦尋求的甜頭，他們會為此去看恐怖電影或參與極限運動，又或者以服用興奮劑等人工手段達成。

然而腎上腺素並非促使探索者冒險的動力。「可以在冰雪中連續跋涉一個月的北極探險家，可不是由流在血管里的腎上腺素推動的。」扎爾德說，「是他大腦里的多巴胺在燃燒。」

大腦衡量風險的方式在這種作用中至關重要。攝影師保羅·尼克倫描述了他對「可接受的風險」的定義隨時間而演變的過程。「我在北極地帶度過了童年，曾把大塊的浮冰當作筏子來劃，這就已經有點冒險。後來我學會了潛水，而且一直想潛得更深、更久，離水裡的動物更近。

「有很長一段時期，我告訴自己不能到大西洋海象身邊潛水。大西洋海象在極地冰面下遊動的照片比較罕見，這是因為，要在幾尺厚的冰上鑿一個洞、潛入近於冰點的海水，還要試圖接近1噸多重、討厭打擾的暴脾氣海象，太難太危險了。有可能讓你送命的情況有的是。」

尼克倫冒這麼大風險的回報是，捕捉到了那麼近、那麼有質感的海象照片，令讀者震撼得好似中了魔咒。「我想讓讀者感到，他們自己似乎也變成了海象，在與其他海象一起游弋。在一些稍縱即逝的瞬間，我的感覺就是這樣。只有通過這些照片，我才能讓你明白這感受有著怎樣的力量。我想我多少有些上癮了。」

拉里·茲韋費爾說，尼克倫「個人風險紅線」的移動源於其大腦對風險標準的重設，這是基於過往經驗而進行的。「他能看出什麼樣的情況有著潛在威脅，並知道該怎樣避開它，所以感到十分安心。在多巴胺系統的推動下，他的大腦計算著風險和潛在的回報，並繼而作出下潛決定。」

但茲韋費爾又說：「假如他一再潛行於會危及他生命的動物之間、多次遭遇死裡逃生的事件，卻無視負面結果而繼續進行此類下潛，那就是強迫症行為，可能發展成病態，就像有些人染上賭癮而失去一切。」

對風險的適應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都會經歷的事。學習駕駛是一個好例子。新手司機最初可能會害怕開上高速路，但一段時間之後，隨著經驗的累積，則可以若無其事地融入加速的車流，不去想潛在的重大危險。

「當某種活動成為慣例、不再新鮮的時候，我們就會放下戒備，尤其是在已很長時間沒出過差錯的情況下。」密歇根大學的進化心理學家丹尼爾·克魯格說，「我們身體系統的設定是對短期威脅作出反應，如果它一直處於開動狀態，就會對身體造成損害。」比如令血糖升高、抑制免疫系統等。

這個「熟悉法則」也適用於一些高危情況。克魯格說，人類在練習某種活動時，可以對它的風險習以為常，克服身處其中的恐懼。「走鋼絲的初學者是從擺在地面的一根粗樑上起步，慢慢移上稍微離地的繩子，最後才成功站上高處的鋼絲。從未走過鋼絲的觀眾看到這種場面，會比走鋼絲的老手感受到更多的危險。」

去年10月，前澳大利亞傘兵費利克斯·鮑姆加特納把這一原則運用到了極致。他搭乘一個氦氣球飛上平流層後踴身躍下，飛降36.3公里回到地面。這次創紀錄的跳傘中有四分半鐘的自由下落，時速超過1356公里。

為了籌備這一壯舉，他帶著自己的團隊花了五年時間完善裝備和訓練，用低壓艙模擬他將遭遇的氣溫、氣壓，並從不同高度的空中多次試跳。

「對不知內情的人來說，這一跳看似非同尋常的冒險。」鮑姆加特納說，「但如果你仔細觀察各種細節，就會發現其中的風險已儘可能最小化了。」

不過，克魯格說，我們應當記住：一個人不見得要從太空跳下來才稱得上冒險家。「冒險是我們人類遺產的一部分。我們都擁有生存和繁衍的動力。要兼顧這兩者，就需要作出一些可能引向負面結果的舉動。從本質上說，這就是冒險。」

「我們全都是冒險家的血裔」這個想法令作家保羅·薩洛佩克著迷。「離開非洲大裂谷的人類是第一代大探險家。」他推想道。由此，他已踏上將歷時七年、全長35400公里的旅途，追隨先人自非洲而至全球的足跡。這是有些最早期的冒險家走過的路，他們沿途試嘗著前所未見的蔬果和獸肉，學會了橫渡深水，並發現了種種在嚴寒中保持體溫的辦法。

在旅途中，薩洛佩克自己背負的風險也非同小可。「我打算採取與5萬到7萬年前走出非洲的游牧民一樣的行進速度，據科學家考證大約是每天10英里。」這是他今年1月份說的，不久後他便從衣索比亞東北部的阿法爾地區——有些已知最早的現代人類化石的出土地——出發了。他計算以這種步速穿過三大洲和三十幾個國家的邊境，遭遇好幾十個民族和語種，越過深山大河、荒漠高原，走過頹朽的老城和新興的都會。

薩洛佩克並非沒走過險路的菜鳥。2006年8月，他應美國《國家地理》雜誌之邀去蘇丹報道達爾富爾戰亂，結果遭武裝分子綁架，不光挨了打，還被威脅要殺頭，最後幸而獲釋。

「這次行走背後的道理在於，可以使讀者不再只著眼於世界的兇險。」他說，「這世界剎那間就可以讓你送命，你出不出家門都是一樣。我希望讀者多想想人生中更寬闊的地平線、更廣大的可能性、那些前人走過和未走過的路，不再恐懼無法確知的未來。」

薩洛佩克主要是想提醒人們：從最深處的內心而言，我們都是冒險家，只不過有的人比其他人更甚。這種探索地球的共同意願，從人類初生時起就牽繫著我們全體。

這是一種高貴的心態，即便推動它產生的只是多巴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