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遙：那些代孕引發的狗血案例

文 |姚遙

寂靜的實驗室，一排排冰冷的孵化器排列整齊，新的胚胎被放置在營養液中，在粘液中不斷地發育成熟，直至最後呱呱落地。

在諸多科幻電影中，都經常看到這樣一幕繁衍生命的景象。這樣類型的科技，總是由反派掌握和使用。

現實中也有這樣的場景，一個個的活人化身為孵化器，一群女性用自己的子宮替其他人培育著新的生命，通過肉體為胚胎輸出營養。成熟的新生命從落地之日開始，就和母體不再有任何關聯，隸屬於另外的生命。

這就是代孕，聽起來和藉助人體繁衍的外星異形毫無區別，母體只是被物化的子宮，被禁止與嬰兒產生情感的聯繫。

國內的法律禁止代孕，代孕原本只是在法律之外灰色存在。高速發展的經濟遭遇人口紅利的急劇消失，二胎時代不期而至。從國家到家庭對於新生人口的渴望，讓原本在法律之外灰色存在的代孕，變得熱烈起來，高冷的人民日報也加入討論，提出放開代孕的議題。

通過代孕獲得新生命，除了違反法律以外，價格昂貴，風險高，結果不可控。如果只是為了讓家庭更加完整，釋放父愛和母愛，收養一個小孩更為便利。不過，讓自己的基因延續是多年進化過程中已經融入人類血液的本能，只要夫妻雙方有一個人的基因還能傳承，代孕現象就不會消失。

最為常見的一種代孕，是夫妻關係中的女方沒有生育能力，男方有正常生育能力，女方希望有一個屬於男方的子嗣，維繫住這段關係。

這種所謂的代孕，並不新鮮。1930年，左翼作家柔石根據浙江地區「典妻」的故事留下了一篇名作，《為奴隸底母親》。窮人家的男人，將自己的老婆典給了一個想生兒子的大戶人家，作價一百塊大洋，三年時間。大戶人家的戶主沒有兒子，生不齣兒子的大房不接受納妾，最終妥協的結果，就是「典妻」。三年之後，心力憔悴的女人，告別新生的男孩，回到自己的家中，看見的是一個已經對自己全然陌生的孩子。這場「典妻」過後，大戶人家增加了一個兒子，窮人家的生活處境沒有改善，窮人家裡無論丈夫、妻子還是兒子的親情和人倫，被生活撕裂得更加徹底。

現代的商業代孕，依然是這一模式的翻版，貧窮階層的婦女，將自己的卵子和子宮出售給能付得起價格的人群，在美國代孕合法的州，九成以上的代孕者就是為了經濟報酬而來。和「典妻」的故事一樣，除一些特殊的鹹魚翻身個案外，大多數人不會因為有一筆意外之財就完成社會階層的躍進。對貧窮階層而言，生活中的這個小水花，得到的風險和問題要遠大於意外之財。

簡陋版的自由經濟理論稱讚這種交易，一方有需求有錢，一方有子宮缺錢，於是他們資源互補，在沒有欺騙、沒有暴力的前提下，進行了等價有償的行為，是需要尊重的市場行為。

毫無名分又提供了卵子的一方，將在多大面積內製造出毫不知情的同母異父後代，帶來人倫上的困擾，只是問題之一。更為核心的困境在於，女人不僅僅是卵子和子宮的持有者，還有著正常人類的情感，十月懷胎的血肉聯繫產生情感的連接。但在代孕交易之下，母愛成為非法的訴求，代孕者不僅被迫和嬰兒永久分離，還要拒絕接受自己作為母親的自然身份和情感，不應該對人格有任何訴求，必須把自己視為一個簡單的生育工具。

貌似公平交易的背後，代孕者不過是購買者實現生育目的的一個工具，並沒有因為帶著金項鏈，就改變了代孕者只是子宮奴隸的地位。

對代孕者來說，風險還不僅如此，她們不僅要承擔懷孕與生產過程中的風險，一旦生育出來的嬰兒存在健康隱患，那些自私的只希望看到自己血脈的委託者，沒有和嬰兒產生過情感連接的母體，見到「殘次品」時自然而然會冷酷地拒絕。一對澳大利亞夫婦在泰國找到代孕母親，一對龍鳳胎被生出來以後，這對夫婦最終只帶走了健康的女嬰，將有唐氏綜合症的男嬰遺棄。這起惡劣的行為，在國際社會引起了軒然大波。

泰國代孕母親尚比亞和她的兒子蓋米

康德認為，「不論是誰在任何時候都不應把自己和他人僅僅當作工具，而應該永遠看作自身就是目的」。撥開尋求代孕的委託人對後代的渴望，代孕者是生育的工具，生育出來的嬰兒是延續基因和維繫情感的工具，人性還能剩下多少，很難評估。

這樣看起來為了挽救婚姻與親情的代孕，還要面對更多人間的問題。李琳和高俊結婚後，她向丈夫透露自己患有不孕不育疾病，最終購買了他人卵子，再通過代孕的方式生育了一對龍鳳胎。不幸的是，高俊在2014年因病去世。之後，高俊的父母和李琳之間就子女的撫養權展開了一場官司。

這是一場奇怪的官司，法院也頗為一頭霧水。孩子和爺爺奶奶之間有血緣關係，和母親之間沒有血緣關係。孩子並非來自於婚前，而是婚姻關係之後的婚外生育，和母親之間有撫養關係，卻沒有法律上的關係。面對這個難題，一審法院根據血緣關係，判決孩子歸爺爺奶奶撫養。而到了二審階段，法院基於高俊父母年紀過大，從利於兒童成長的角度，將孩子判給了母親。

這場代孕，遭遇生活的突變之後，撕裂了一個家庭，演化出一場法律也覺得棘手的親情糾紛。為了能將代孕出生的小孩戶口落在父母名下，必須偽造出生醫學證明，假裝是委託人所生。所以，當案件被提交到法院以後，就會出現奇怪的局面，在這段婚姻關係內出現的兒童，名義上屬於這對夫妻，理論上由妻子生育，然而法律上的母親不是血緣上的母親，但是又不存在收養關係，也不屬於繼母關係，等於是憑空冒出來的一個人。

根據我國最高人民法院的復函，孩子的母親需要完成提供卵子、分娩、撫養孩子，才能認定為孩子的母親。這一規定落後於科技發展太多，代孕的出現，給出一個天問：有些爸爸媽媽達不到法律要求的爸爸媽媽，世界這麼亂，究竟誰才是爸爸媽媽。

從最簡單可行的方法來說，借鑒英國和法國的原則，不考慮卵子究竟來自於何方，一律認定分娩者就是兒童的母親身份，誰的子宮誰做主。

面對龐大的不孕不育人群，法律上禁止代孕，不可能消滅地下存在的代孕。與其讓代孕製造出來的各種問題困擾社會，不如法律體系主動出擊，在倫理關係變亂之前，明確規定分娩者就是兒童的母親。

即便分娩者是代孕者，她依然享有一個母親的身份，她如果割捨不了骨肉分離，可以選擇自己撫育這個孩子，盡到母親的責任，避免商業交易強迫她交出嬰兒，割捨母愛。為生育承擔更多的責任，不止有溫情的一面，如果新生兒存在缺陷，分娩者同樣要以母親身份去面對未來。責任是雙刃劍，責任塑造了人格，有了責任，即便是代孕者，不再是一個生育機器。

當分娩者天然成為母親以後，如果她其實是一個代孕者，將嬰兒的監護與撫育交給另外一個家庭，在法律上通過收養的程序完成。

在這樣的制度設置之下，無論商業代孕還是志願代孕，代孕者是否得到經濟補償，責任都更為明晰，代孕者必須做好自己要撫養新生命的準備，委託者無力強迫他人放棄情感的訴求。至於這樣的制度設計之下，對委託者來說，代孕變成不確保能收養成功的基因遺傳。究竟如何選擇，就讓當事人來做最後的抉擇。

對這個社會來說，要保護每一個人，不應有人因為貧窮而喪失尊嚴，將自己和器官作為工具出售給其他人使用。每個人，應當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角色和社會責任。

這個社會也要保護每一個新人，他們不知道自己往哪裡去，但要知道自己從哪裡來。爸爸是不是李剛不重要，知道自己的爸爸媽媽是誰很重要。

科技的發展，社會空間的擴大，給了代孕兇猛的空間。代孕給了生育能力有缺陷的家庭遺傳基因的希望，也給了社會諸多倫理的困擾。

這時，該打造一個籠子，將代孕馴服起來，斬斷它的尖牙利齒，留下它的益處。

（本文原標題：《代孕，誰才是孩子的媽？》）

【作者簡介】

姚遙|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法律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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