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川普總統背後的男人，被美國媒體稱作新政府的「邪惡主宰」

世 界 說

李 二

發自 美國 華盛頓

2016年8月，特朗普的競選仍舊毫無頭緒。

也許共和黨初選獨特的機制讓這位「局外人」利用了黨內建制派和選民基礎之間的隔閡以及大部分民眾求新、求變的心態。但正如民主、共和兩黨久經戰陣的選舉經紀人指出的那樣：大選和初選不同，是一個全面考驗資金籌集管理、組織計劃、宣傳策劃以及地面動員的系統工程。

而面對經驗和資金和媒體資源都遠遠豐富過自身的民主黨對手，共和黨競選陣營卻深陷競選經理保羅·曼納福德與烏克蘭前總統亞努科維奇醜聞的風波中。曼納福德和羅傑·斯通（Roger Stone）一樣是久經戰陣的共和黨選舉專家。他們從尼克松時代就介入共和黨的選舉政治，在里根和老布希的競選中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他們的名聲也同樣和赤裸裸的「現實政治」、「不擇手段」聯繫在一起。面對美國幾十家主流媒體集體支持民主黨候選人的前所未見的形勢，他們的醜聞毫無疑問地暴露在公共輿論掘地三尺地檢視之下。在《紐約時報》從烏克蘭方面獲得曼納福德從亞努科維奇的黑賬戶中獲得資金的報道之後，他被特朗普競選陣營解除職務。

曼納福德的離去將會是無數次主流媒體描述特朗普陣營「崩盤」（melt down）的其中一次。難道這位不受歡迎的共和黨候選人，在6月的克利夫蘭獲得提名之後，還沒開始自己的競選，就要把勝利送給希拉里·羅德姆·柯林頓嗎？這時特朗普表現出一位商人和職場選秀節目的職業素養：兩位在接下來幾個月會大放異彩的「拯救者」——凱里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和史蒂芬·班農（Stephen Bannon）將接替曼納福德，分別擔任競選經理與競選CEO。

史蒂芬·班農，長相略似已經去世的奧斯卡影帝菲利普·霍夫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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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威是共和黨內小有名氣的活動家和泰得·克魯茲支持者。誰又是史蒂芬·班農呢？人們知道他是右翼新聞網站「布萊特巴特」（Breitbart）總編輯，在創始人安德魯·布萊特巴特 2011年意外去世後接管網站，將其派系傾向進一步加強，並且被視作另類右翼（alt-right）在媒體中的旗艦。除此之外，他好像本身並沒有在「主流」視野中獲得什麼曝光度。如果不是特朗普，似乎主流媒體也不願意花精力去關注一個極右翼黨派主編、「煽動者」、「種族歧視者」、「反猶主義分子」。

隨著他成為特朗普競選陣營的主腦，以及即將到來的新一屆白宮內閣中的「資深戰略師」，一直以來在嘲笑特朗普陣營的主流知識分子突然發現自己對他幾乎一無所知。在班農史無前例的成為國家安全委員會（NSC）常任成員的現在，媒體對他的興趣與日俱增，各種「深度報道」層出不窮，與2016年前只有彭博社發表了一篇長文形成鮮明對比。媒體（和特朗普批評者）對這位並不高調的白宮戰略顧問的看法從輕視一躍而漫畫化為「邪惡主宰」式的形象。比如著名的共和黨反特朗普派專家Max Boot就撰文說「班農總統的第一周簡直災難重重。」 前國務卿瑪德琳·奧爾布賴特近日表示：班農是「幕後牽線」的人，暗示對政治一無所知的特朗普只是班農的提線木偶。

坐在白宮橢圓辦公室的特朗普與班農

雖然無論怎麼看，特朗普都是一位具有掌控欲的阿爾法男，而他的司法部長提名人，參議員Jeff Sessions對他思想、政策的影響都更可能遠勝班農。

拋開這些漫畫式的簡筆畫，深入到個人層面，初看而言班農。似乎是一位充滿矛盾的人物。他是一位反猶太分子嗎？根據班農前妻20多年前在法庭上的指控，他曾經拒絕把女兒送到有「猶太人」在的學校，他的新聞網站布萊特巴特，曾經把「叛逆的猶太人」這樣的標題掛在首頁——該文章攻擊反對特朗普的保守派猶太人評論家比爾·克里斯托。 但是正如老牌親以色列保守派雜誌《評論》的編輯指出那樣：一位反猶主義者很難在日常生活中掩蓋自己的傾向，作為猶太人的安德魯·布萊特巴特是無法和一位隱藏的反猶主義者共事多年的。

班農曾在2014年訪問梵蒂岡（他是一名愛爾蘭裔天主教徒），並與一位極端保守的紅衣主教相會。幾個月後，他用Skype遠程參與在梵蒂岡內部某個大理石宮殿內的小會議室舉辦的討論，會議文稿顯示，他非常願意將「西方文明」定義為「猶太-基督教傳統影響下的社會，」而這一社會目前正受到伊斯蘭激進主義、無原則的個人主義、還有裙帶資本主義的威脅。

他出身於弗吉尼亞州里士滿的藍領家庭。他所在的社區傳統上有支持民主黨的傾向。但是和1970年代全美選舉地圖變動後的很多南方選民一樣，26歲的班農為1980年里根的當選感到興奮不已。他有時會談論「矽谷的CEO亞裔面孔太多，」也會在私下的玩笑中表示不應該給沒有財產的人投票權。當別人提醒這會讓很多非裔美國人失去投票權利的時候，班農說「這也許不是一件特別糟糕的事。」

1975年，22歲的班農

然而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班農在海軍服役時在所在的部隊十分受歡迎，而他的戰友大部分都是亞裔、拉丁裔、還有非洲裔。他的私人助理是非洲裔，並且被他稱作「家人。」 班農在華爾街的黑人同事表示班農是唯一一位可以邀請來參加家庭集會的白人朋友，他為班農和特朗普的聯繫感到困惑，不知道「史蒂夫到底出了什麼毛病。」班農離開海軍後參加了哈佛商學院，畢業之後進入高盛工作。隨後他涉足媒體和影視製作業，最終進入「布萊特巴特」。

這份行業履歷背後卻是一個「經濟民族主義者，」身懷對華爾街以及主流媒體的憤怒。在2011年的某個保守派會議上，班農作為主持人侃侃而談，控訴華爾街的腐敗、美國政府救市的不公正以及政府開銷的失控。他質問道：如果「精英」們真的如此厲害，美國怎麼會面臨如此窘境？ 他同時讚揚茶黨草根勢力的崛起，以及在削減聯邦預算上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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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農的精神世界和一些獨具一格卻處於邊緣的知識分子/實踐家連接在一起。

根據Politico最新的描寫，以《黑天鵝》一書暴得大名的尼古拉斯·塔勒布和班農有著密切交往。他2014年的新書《反脆弱》被班農反覆閱讀。塔勒布的寫作中充滿對「知識分子」、「專家」還有「理論知識」近乎偏執的反對。他認為過於依賴理論理性和系統分析的方法壓抑了人們的健全直覺和有機思考能力，讓社會變得僵化、板結。適當的衝擊可以社會重獲活力。

被譯成中文的《反脆弱》

另一位化名為Publius Decius Mus 的政論家Michael Anton和班農的思路也不謀而合。Decius Mus的《93號航班選舉》認為2016年美國大選是一場可以決定美國國體生死存亡的對決。希拉里代表著現代自由主義對美國立憲國體不斷腐蝕的進步主義綱領，而特朗普儘管有種種缺陷，卻是美國重回正軌的唯一希望：「要麼等待註定的墜毀，要麼換一個駕駛員，」 哪怕我們對這位駕駛員的能力毫無信心。現在Anton和班農一起位列特朗普的新國家安全理事會，對政策和規劃施加影響。如果說客觀的政治經濟環境和美國的民粹傳統積攢了無形的能量，特朗普通過其行動將這股能量賦予形狀與方向，班農和他的「非典型知識分子」朋友們，則代表著從這一切原材料中提煉出具有知識品性的「特朗普主義」的最新努力。

保守主義評論家Roth Douthat也在《紐約時報》寫到，儘管特朗普的民粹主義從定義上來說似乎就是反知識、反精英的，但是一批「反-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正在試圖從高度抽象和宏大敘事的角度理解特朗普綱領的重要性。

因此，如果純粹從學院知識分子的角度來解讀班農及其同伴，只會得到錯亂和困惑。若只是看其言論，他除了是一個矛盾的集合體之外，就只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不管他是不是種族主義者，他都從來不忌憚布萊特巴特新聞網用慫人聽聞的曖昧文章吸引來自白人至上主義者、新納粹分子的流量。為了對沖「錄音門」對特朗普的毀滅性影響，班農策划了將幾位聲稱比爾·柯林頓強姦她們的女子請到大選辯論現場的鬧劇。這些行徑從知識人甚至中產階級體面道德的標準來看都極其離譜。

然而班農並不是「評論家」、「知識分子」，而更像是用語言訴諸自己價值觀的「聖戰者。」在班農的宇宙中，充斥著黑白對立的善惡兩分。自己所成長起來的世界迅速變化激發了末世論的恐懼，每一個事件似乎都是世界面臨重大危機的徵兆。這是特朗普支持者所共有的精神特質之一。

他們是悲愴、憤怒的「被遺忘者」，認為必須不計一切代價拚死一搏，否則無論是自身還是美國、甚至整個世界都會失去得到救贖的機會：不是「我們」就是「她們。」沒有完美的盟友、也沒有完美的方案，但是不完美的正確好過漂亮的錯誤：以希拉里柯林頓為代表的海岸文化、政治和經濟精英已經把國家陷入萬劫不復的地步。如果沒有一場自上而下的全面震蕩，整個體系就會徹底僵死下去。唐納德·特朗普和弗拉基米爾·普京都有重大缺陷，但是他們有者不可或缺的品質：不畏懼「政治正確」，勇敢指出這些末日預言家們所感受到的「致死的疾病，」並誓言與之對抗——無論這些「疫病」全球化、世俗化，還是伊斯蘭極端主義。

班農和他的朋友們受不了知識分子和「精英」的道德模糊、脫離傳統提及夸夸其談，因此轉身成為「階級叛徒」，以知識分子特有的純粹性更加徹底地擁抱上述民粹主義的「美德」：果敢、善惡分明、積極行動，為了正確的事情不計手段。他的反叛是如此徹底，以至於雖然班農視自由主義左派為敵人，但是他更為直接的打倒對象，是同為「建制派」、「既得利益者」的主流保守主義政論家、政治家。他認為這些所謂的保守派已經基本上屈服於自由派的霸權，成為體制內共謀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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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一正邪對立和末世論的思維方式出發，班農的言行就不再顯得自相矛盾。他曾經直截了當地說自己的媒體事業本質上是黨派性的，是為了自己觀點進行的宣傳。他曾說自己是「茶黨的萊妮·里芬施塔爾」。對班農來說，這次大選是決鬥的戰場，而決鬥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麼雅緻，那麼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

他很早以前就開始在共和黨內具有草根、民粹傾向的政客中尋找自己可以運作的對象，在找到特朗普之前，他在沙拉·佩林以及泰得·克魯茲身上有過落空的期望。班農拍攝了一部很糟糕的紀錄片，將佩林描述為一位無私、愛國優秀但卻遭到誤解的理想政治家。

班農為沙拉·佩林製作的紀錄片封面

正如身為億萬富翁的特朗普卻被看作「底層人民」的代言人揭示的那樣，身份和認同不是某種先在的階級、出身所決定的客觀之物。比起這些外在條件，行動者的自我塑造、這一塑造傳達出的信息、這些信息和受眾之間的互動所形成的認知，是政治動員更為根本的元素。人們所看重的是特朗普這個象徵，而班農為之爭戰的，也正是這個象徵——他為之狂熱的不是特朗普這個人，而是特朗普身上所寄託的「絕對精神」。

但是正如民粹主義的火焰往往屈服於現實的平庸和冰冷。班農的十字軍精神也不免陷於尷尬和無奈。他如此反感華爾街的既得利益集團，但是特朗普的內閣提名充斥著來自華爾街（尤其是高盛的）資深資本大鱷。他將裙帶資本主義視作西方社會面臨的最重大威脅之一，但是特朗普廣泛的利益衝突以及他利用脅迫手段與私人公司換取政治交易的風格在就職以前就引起廣泛爭議。他反感聯邦政府無節制的財政擴張。但是特朗普的基建計劃和減稅計劃幾乎無可避免會大幅增加聯邦政府赤字幅度。他在利用白人至上主義者和新納粹的憤怒上似乎毫不猶豫，但後者同樣也在利用他力圖將自身「正常化。」

班農或許反感知識分子的曖昧和軟弱，但是他的決絕和「純正」，同樣不屬於隨時向現實修正與妥協、容納模糊與矛盾的一般政客與民眾。歷史地來看，抽象正義的夥伴（和他們的事業）很少倒在他們戲劇化想像的邪惡勢力迫害之下，卻往往在現實沒完沒了的瑣碎、矛盾與複雜之網中變質、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