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訪九國監獄之後，這位教授用一本書講出了真相

在南非波爾斯穆爾監獄，「修複式正義」項目正在進行

編者按

「如果司法體系就等同於監獄體系，把犯罪者關進監獄並不能讓受害者的傷口癒合。」在學者貝茲·卓辛格看來，更重要的是如何幫助罪犯回歸社會，如何讓受害者得到彌補。多年來，貝茲·卓辛格致力於監獄體系的研究、改革和記錄，《把他們關起來，然後呢？》就是她基於九國監獄情況的非虛構作品。本文是穀雨對貝茲·卓辛格的一次訪談。

有人旅行為看風景，有人旅行為參觀博物館，而紐約約翰·傑伊學院教授貝茲·卓辛格（Baz Dreisinger）旅行，是為了探訪監獄。

在2011-2013年的兩年里，貝茲·卓辛格遊走於世界各地，拜訪了9國監獄。她在牙買加的監獄參與音樂矯治項目，在新加坡的監獄考察囚犯復歸社會的方式，在挪威和澳大利亞了解所謂「模範監獄」和私營監獄的運作情況……作為「修複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的強烈支持者，她對目前的監獄體系提出質疑，認為應該採取更好的方式幫助罪犯回歸社會。這些經歷和感受都被她寫進了一部非虛構作品：《把他們關起來，然後呢？》。「這本書的核心在於人，是作者一路上遇見的那些人。」《華盛頓郵報》如是評價。

在南非波爾斯穆爾監獄，「修複式正義」項目正在進行，作者和囚犯聊天

近日，《把他們關起來，然後呢？》在中國面世。圍繞此書，3月1日，穀雨對貝茲·卓辛格進行了電話專訪。以下為採訪內容。

每個國家的監獄都令我感到吃驚

穀雨：是什麼促使你寫這樣一本書？你的學者、記者雙重身份，對這本書有什麼特別的幫助？

貝茲·卓辛格：我很早就對監獄裡的囚犯產生了興趣，已經致力於監獄教育十多年了。我寫這本書，目的主要有兩個：一、了解監獄和司法體系改革的國際背景。二、從哲學和倫理道德的角度探討相關問題，審視「監獄」更寬廣的含義。

我希望這本書不只是學術書，或只是寫給政策制定者，而是有可讀性，因為相關問題很重要，影響著全世界上百萬人。因為當過記者，我知道如何生動地敘述故事，打動普通人。因為是學者，我能通過我受的學術訓練保證這本書的全面、客觀，以及在事實、數據等方面的準確性。

加利福尼亞的監獄

穀雨：拜訪9國監獄時，你的想像和實際所見之間差異大嗎？最讓你意外的是什麼？

貝茲·卓辛格：有時我拜訪的監獄正是我想像過的：媒體報道中，有的監獄很擁擠，有些囚犯被關很久禁閉。我看到、了解到的實際情況也是如此。令我想不到的是，在每個國家的監獄裡都有進步，都有各種頗有創意的囚犯改造工作。我看到了希望。我還遇到一些人，他們在監獄或為某些組織工作，致力於司法體系改革。他們的工作鼓舞人心。這些都是我之前沒想到的。

坦率地說，每個國家的監獄都令我感到吃驚。每次走進監獄，我都覺得監禁是對人類潛能的浪費。從社會和倫理道德的角度而言，監禁也不能解決犯罪問題。這也是我寫這本書的部分原因。

穀雨：為何選擇這9個國家？

貝茲·卓辛格：它們分別代表了我想探討的部分問題。比如盧安達呈現的主題是寬恕與「修複式正義」；牙買加在開展藝術矯治項目；澳大利亞代表私營的監獄產業；挪威的社會服務和刑事司法制度被認為是最先進的。

我希望後退一步，從社會最底層去審視這些監獄，探討其最基本的概念。有些監獄是發展中國家的，有些是發達國家的，同時把它們放進去，是要表明，監獄問題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面臨的問題。

挪威監獄的外景

穀雨：你的記錄從非洲開始，在歐洲結束。這樣的結構是有意安排嗎？

貝茲·卓辛格：在所有國家中，非洲的監獄體系無疑是比較混亂的，而以盧安達開頭，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希望從受害者的角度談起：在「修複式正義」的理論框架下，以受害者為起點進行分析。

以挪威的監獄結束，並非因為挪威在歐洲，而是因為挪威的監獄體系很進步，值得借鑒。這也是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

穀雨：你在書中提到，德國和荷蘭的監獄體系也是正面典範。為何不考察這些國家？

貝茲·卓辛格：介紹它們的資料已經很多了，它們也吸引了很多關注，援引已有資料就夠了，沒必要重複。當然，在思考監獄的未來問題上，它們都很有啟發性。

藝術和文學可以阻止傷害循環

穀雨：你在書中強調不公正的社會制度造成了犯罪。馬克思主義和階級理論，以及羅爾斯的《正義論》，對你的理論框架有影響嗎？

貝茲·卓辛格：所有這些都影響了我的理論框架。在烏干達，人們犯罪是因為貧困而非種族，所以重要的是從階級的角度去理解犯罪行為。而在很多國家，階級、不平等往往和種族聯繫在一起。比如在南非，要研究犯罪原因，首先要探討的就是種族和階級問題。在巴西、南非和美國的監獄，囚犯成為勞動力。在這些地方，是資本主義在起作用。

穀雨：在你看來，制度問題與個人犯罪的相關性有多大？

貝茲·卓辛格：大多數情況下，社會體系會導致犯罪。人是環境的產物，如果某人在嚴重不平等的環境中長大，缺少各種機會，他犯罪的可能性高嗎？肯定高。成長環境影響了人之後的選擇。

羅爾斯

穀雨：你是否堅信人性的性善論？你如何看待那些「無緣無故的惡」？比如有人因犯罪快感而犯罪。

貝茲·卓辛格：這個問題太難答了。我想，人生下來就有善惡兩重性，有做好事的傾向，也有做壞事的傾向。他們的衝動包括破壞性的、好戰的。這取決於我們如何通過建構的社會體系來揚善隱惡，讓正能量衝動抑制負能量衝動。

有些社會推崇善，有些社會推崇自私。自私很容易導致罪惡。在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自私主義盛行，人們往往只對自己感興趣，不管整個社區，導致很多負面行為和負面人性，但個人和社區的命運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我相信精神病患的存在。（註：貝茲·卓辛格認為因快感而犯罪的人有精神問題）他們的疾病和其他疾病一樣可能是天生的，會讓他們做很邪惡的事，並從中獲得快感。這些人也的確是危險分子。但我認為，被關在監獄的大部分囚犯不在此列。

穀雨：你的書中提及了監獄中的創意寫作課、戲劇講習班，也提及有囚犯接受閱讀矯正，在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在你看來，監獄中的藝術和文學教育最重要的意義何在？

泰國的女子監獄「戲劇工作坊」正在開展活動

貝茲·卓辛格：藝術可以幫助人們癒合傷害，也可以幫助人們恢復理智，承認錯誤。通過藝術和文學，人可以重新發出自己的聲音，表達自我。

我們總是在討論傷害的惡性循環：囚犯在監獄裡受到傷害，出獄後繼續傷害別人，如此循環。藝術和文學是阻止這種傷害循環的機制，能幫助囚犯康復。

我在監獄裡教寫作課，也參與牙買加監獄的音樂項目，觀察烏干達的創意寫作項目。它們都可以有地影響、改變囚犯——儘管它們不可能改變所有現狀，比如監獄的擁擠、腐敗。在某種程度上，藝術和文學像是「創可貼」。

不會被NGO誤導

穀雨：作為白人教授，你在9國考察監獄體系所看到、聽到的，很可能是被美化的。如何甄別所獲信息的真假？

貝茲·卓辛格：我在書中也承認這一點。我從不掩飾這些：我是白人、美國人、教授，我是女性。我帶著這些特徵拜訪所有的監獄。這也是我為何用第一人稱寫這本書的原因——我可以寫出帶著這些背景拜訪監獄時的感受。我承認我所看到的並不全面。實際上，在書中，我無時無刻不在衡量、篩選我所看到的哪些部分是表演，哪些不是，然後將其告訴讀者。

我最大的收穫，是和世界各地的囚犯的對話。這本書並非要對監獄體系進行揭露，而是想讓被關在監獄裡的人得到關注。

穀雨：你的合作對象大都是NGO，他們安排你拜訪監獄，肯定要展示自己的成績。如何避免被他們左右？

貝茲·卓辛格：NGO有自己的利益訴求，但我認為，通過NGO了解監獄，比通過政府了解監獄的收穫多。NGO的目的多是將監獄現狀曝光於國際社會，獲得更多關注，而政府的目的是展示監獄體系在起作用。

大多數NGO都很真誠，願意接受批評。和我合作的一家南非NGO在「修複式正義」方面成績斐然，但我也質疑他們借宗教做項目的方式是否合適。無論在監獄現場還是在書中，我都很真實地表述自己的印象和想法。我不會誤導他們，也不會被他們誤導。

巴西監獄的外景

穀雨：如果不把犯罪者關起來，更好的辦法是什麼？這樣做，對不願寬恕的受害者是否公平？

貝茲·卓辛格：在書的結尾，我設想了一種不以監獄為前提的司法體系，歸納起來有兩點：

一、作為整體，我們要創建更公正、平等的社會，讓更多人享受社會服務，有受教育和工作的機會，減少犯罪的人。每個國家對此都有責任。

二、在犯罪行為發生後，我支持以 「修複式正義」的方式回應。它立足於社區管理，通過其他方式而非監禁讓犯罪者改過，向受傷害的人道歉、做出賠償。具體怎麼做，取決於每個國家和社會。

對受害者而言，這樣做也意味著更公正的司法體系——很多研究表明，如果司法體系就等同於監獄體系，把犯罪者關進監獄並不能讓受害者的傷口癒合。我們要思考的是如何更好地為受害者服務，將受害者放在司法體系的中心位置，了解他們需要的是什麼，如何真正地彌補他們。

讓更多的囚犯成為大學生

穀雨：《把他們關起來，然後呢？》出版後，有哪些反響？

貝茲·卓辛格：這本書受到很多好評。《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CNN、美國國家公共電台都推介了它。它還被《華盛頓郵報》評選為2016年最著名的非虛構作品。更令人欣慰的是讀者來信。一些讀者表示，自己此前從未想過這些問題。一些讀者坐過牢，他們感謝我分享他們的經歷。

現在我正和紀錄片導演克里斯蒂·雅各布森（Christy Jacobson）合作，把這本書拍成電影。雅各布森一直關注監獄問題，拍過紀錄片《孤獨》。

穀雨：你是「監獄直升班」（Prison-to-College-Pipeline）項目的創建人。請介紹一下這個項目。它的運營情況如何？

貝茲·卓辛格：「監獄直升班」是我在紐約約翰·傑伊學院創建的項目，針對的是監獄裡那些5年內就能刑滿釋放的人。他們在監獄裡就開始學習一些課程，等出獄時，可以在大學繼續讀書。這個項目希望以教育為手段，幫助囚犯復歸社會。

貝茲在「監獄直升班」年終派對上的講話

「監獄直升班」項目已經開展了6年，部分資金來源於捐款，部分資金來源於聯邦政府資助。項目在運作之初遇到很多阻力，因為人們並沒有意識到大量的監禁是個問題，但現在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了這一點，我也獲得了更多的幫助。去年我們培養出了第一位大學畢業生，今年將會有4位。隨著這個項目的擴大，更多的囚犯會通過大學教育復歸社會。

這個項目需要很多資金支持，但和把人監禁起來的成本比，它便宜很多。

穀雨：監獄是有些敏感的話題，你一直在做相關研究，是否感到困難重重？

貝茲·卓辛格：當然！做這方面的研究很不容易，尤其是要承受情感上的痛苦。監獄是被隱匿的地方，人們傾向於選擇不去想這個地方、這些人。但對我而言，這不可能。我所有的時間都在考慮監獄問題。在寫完這本書之後，我又拜訪了印度尼西亞巴厘島的監獄、英國的監獄……我會再寫一本書。

我決定用我的餘生和監獄打交道，不僅是研究這個主題，寫相關的書，還要真正行動起來，促進監獄的改革。我對自己的定位是學者、記者、教育者和行動者。

《把他們關起來，然後呢？》中文版封面

關於貝茲·卓辛格

貝茲·卓辛格，紐約市立大學約翰傑刑事司法學院副教授、美國「監獄直升班」計劃創辦人，著有《近似黑人：美國文化中白人冒充黑人的現象》《把他們關起來，然後呢？》。貝茲·卓辛格也是一位記者，為《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華爾街日報》、美國國家公共電台等媒體撰寫有關流行音樂、加勒比海地區、種族等議題的文章，還製作過紀錄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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