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王陽明為什麼能夠平定寧王叛亂

不同於一些略顯迂闊的儒生，王陽明的很多對策能準確抓住事物的關鍵，比如他貴州時給水西安氏土司的那兩封令人拍案叫絕的信（通過在信中分析利弊、並對該土司進行勸說，王陽明成功地平息了一場潛在的叛亂）以及在平定宸濠之亂中顯露出軍事家和政治家的才幹，這可以說是歷代儒者身上很少見的，這與魏晉以及明末哪些高談闊論、坐視神州陸沉宗社丘墟的士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與明末錢謙益哪些臨難卻嫌「水太涼」而最終投入新朝廷懷抱的人更是不可同日而語。

除了眾所周知的平定朱宸濠叛亂的功績之外，王陽明在山東學政時期的一些作為也可以為我們提供一些借鑒。他在為山東士子出題時，強調要有伊尹之志才能，在策論中詳細列出了當時紀綱廢弛提出了急務六條（其中皆為宗藩、軍事、水旱災害、賦稅、節制官僚貪慾等當世急務），顯然，他在山東鄉試中的命題也體現出很強的經世致用色彩。

《明史》是這麼評價王陽明的：「王守仁始以直節著。比任疆事，提弱卒，從諸書生掃積年逋寇，平定孽籓。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也。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雖由天資高，其亦有得於中者歟？」換句話說，陽明的事功正是來自於他的學問（非簡單書本知識的積累，而是一種道德的修鍊），正是因為他在學問上修鍊，才在臨事之時能夠氣定神閑，最終成就不朽事業。

正如清代著名學者邵廷採在評價王陽明時指出：「儒者之學，固以經世務為驗也。」王陽明的治學宗旨「致良知」也非常強調知行合一。王陽明的言行其實是與孔孟之道一以貫之的。孔子曾經說過：「頌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意思是說，讀得詩再多，處理政事不能辦得通，出使外國又不能獨立應對，讀這麼多詩又有什麼用處呢？

陽明的事功和學問雄辯的說明了這樣一個道理：「通經致用，方為實學。」相反，空疏的學風不僅於國於民無益，而且對自己也有害。錢謙益在明代崇禎朝身為顯宦，在大廈將傾之際無所作為。清軍入關，本想他臨難殉節，因嫌「水太涼」而投降清軍。雖在清初苟全性命，但到乾隆時他又被重新拉出來大加撻伐，被乾隆帝作為「貳臣」的反面典型而大張撻伐。所以明末大儒顧炎武在總結明亡清興歷史經驗時認為，明末士人「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進而導致「神州盪覆、宗社丘墟」、「亡國亡天下」的流弊，他進一步從思想上對明末學風進行系統的批判：「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

顧炎武給我們提出的這個問題值得重視。或許，如何在學習儒學經典的同時，增強當代意識，結合當下之急務，對於當世中國和世界提出一個更高的理論視野和更為恢弘經世之術，應當是我們在重新挖掘傳統文化時一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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