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關公喜歡讀《春秋》？
「述而不作」是孔子對於古代經典的一般態度。有常必有變，孔子也有「述而作」的情況，比如，對於《春秋》孔子就親自操刀，毫不避諱的進行筆削和創作，其間即使像子游、子夏這種孔門文學佼佼者也提不出一點意見，這就是所謂的「孔子作《春秋》」。作為孔子親自著作的一部經書。《春秋》對遣詞造句非常講究，在從魯隱公元年到魯哀公十四年242年的歷史記述背後，寄託著孔子的經世理想和「微言大義」。故而被後世視為治國理政的重要依據，這就是所謂的「春秋筆法」。
《禮記·經解》有言「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作為一部史書，《春秋》按照時間排比事實，陳述著從魯隱公元年到魯哀公十四年242年的歷史變遷和經驗教訓；作為一部經書，《春秋》對遣詞造句非常講究，一字一句背後隱含著「微言大義」，在對看似簡單的歷史敘述背後寄託著孔子的政治理想。歷代對於春秋註解的文本所在多有，其中較為通行的即為「春秋三傳」，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春秋左傳》。三傳各有特色，據東漢大儒鄭康成的說法為：「《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
「《春秋》經世，先王之道。」後來學者給予《春秋》以極高的評價。比較有代表性的看法就有《公羊傳》：「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以及司馬遷：「《春秋》禮儀之大宗」的看法。
「《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它為後來者指明了治國平天下的綱領。夷夏之辨是《春秋》是重要思想之一。東漢公羊學大師何休在解釋《春秋》主旨時提到「三科九旨」的說法。所謂「三科九旨」就是三段中寓意九種意思。「三科九旨」說法不一。按照何休的看法，「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就是其中的「一科三旨」。或許有人會質疑：「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否有些狹隘，並與儒家「大同主義」的理想是相矛盾？《公羊傳》作者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同時也給出了一個回答：「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意思是，聖王要做到天下大同，顯然《公羊傳》主張「懷近柔遠」，並不贊同因「天下大同」的理想而忽視從近處著手。善待國人，優遇百姓，是「勤遠略」的基礎。
《春秋》為「禮儀之大宗」，強調政治倫理和個人道德。就以「鄭伯克段於鄢」為例，鄭莊公與共叔段為兄弟，鄭莊公出生時候驚嚇到了母親姜氏，給姜氏留下了心理陰影，所以姜氏不喜歡他而喜歡共叔段。鄭莊公即位君後，姜氏與共叔段密謀廢掉庄公。鄭莊公表面上不為所動，反而將鄭國的一個大城市「京」封給共叔段，助長其反叛的實力。大臣勸阻鄭莊公，庄公只是冷冷地說：「多行不義必自斃，等著瞧吧！」待到共叔段實力聚集、反叛跡象已經顯露後。庄公果斷調集兵馬，迅速打垮共叔段，並將姜氏幽禁起來。《春秋》認為鄭莊公的做法欠妥。作為兄長，他失去教養弟弟的本分，反而有處心積慮助長兄弟之惡的嫌疑，故而《春秋》在記述這件事時用了一個「克」，對鄭莊公的這種行徑進行了批評。
《春秋》是一本撥亂反正之書，其中蘊含著豐富的治國安邦經驗和道理。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到《春秋》作用時曾說「《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他還進一步解釋：「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
正是因為如此。《春秋》以及《公羊傳》的解釋在西漢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士人位列公卿者大多以《春秋》起家，朝廷大政方針的出台和調整經常需要從《春秋》上找到依據，如漢武帝出擊匈奴的一個重要依據就是《春秋》對齊襄公「復九世之讎」的肯定。同時，一些政治敏銳的獄吏在斷案經常藉助於《春秋》經義，這就是所謂的「春秋決獄」。
《春秋》成就了關公、杜預等傑出人物。據記載，關羽經常夜讀《春秋》，對於《春秋左傳》甚至於能朗朗上口，並從中汲取戰爭的藝術。作為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同時從祀於文廟、武廟的傑出學者和優秀將領，杜預更是熟絡《春秋》，其為《春秋左傳》所作的注甚至於成為最為通行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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