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澤克告訴我，這是野獸橫行的時代

世 界 說

寧 卉

發自斯洛維尼亞 盧布爾雅那

一月底，零下十度的斯洛維尼亞首都盧布爾雅那，路邊的積雪結成了堅硬的冰塊。一位百般無聊的咖啡館店員問我，「如此一個無趣的寒冬，你來做什麼？」

「做一個採訪。」

「採訪誰？」

「你猜？」

「齊澤克。」

小小的東歐國家斯洛維尼亞（200萬人口），有齊澤克（Slavoj ?i?ek）這樣一位明星哲學家。

的確是寒冬，但出門迎接我們的齊澤克，只在短袖外披了一件薄外套，「我一點都不怕冷，我就是一隻野獸，」他忙不迭地解釋。不過他還是很擔心我們滑倒，「你們竟然走路過來？我聽說醫院擠滿了摔傷的急診。」他小心翼翼地踩在結了冰的路面上，領我們走進他的舊公寓。

我在十多年前的一部紀錄片 「?i?ek!」里見過這間公寓，如今他17歲的小兒子更常在這裡居住，「我兒子恨死哲學了，只願意學抽象數學和物理學。」

絡腮鬍子、灰白頭髮，67歲的齊澤克，依然與年青時候一樣，一說話就一定手舞足蹈，左手在空中劇烈抖動的同時，右手還在不停扯著短袖（他極易流汗）。他的鼻子幾乎一直是紅色的，因為他不停地在摸鼻子，很多人甚至因此認為他是海洛因成癮者。

幾周前，在布魯塞爾第一次見到齊澤克的時候，他便是如此。那次會議上，追堵齊澤克的觀眾大有追星的勁頭，求合影簽名，又或是希望跟他「吵一架」的觀眾擠滿了現場。

齊澤克的身上，有著「西方最危險的哲學家」、「新左翼的巨星救世主」、「文化理論界的搖滾巨星」等等標籤，從1989年發表的《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一書開始，齊澤克便一直痛快地暢遊在歐美知識界的名望與鎂光燈之中。

如果只在屏幕上見過齊澤克，很容易產生的錯覺是，他虎背熊腰、極占空間。但真正走到他的身邊，便會發覺，他並不算高大，而且處事周到，細心且準時，並非只是一個癲狂的「哲人」形象。

不過，與齊澤克日常相處的人，最大的問題可能是如何讓他安靜一會兒。

「你住在布魯塞爾？但我好些朋友都不喜歡布魯塞爾。」

「不過這個小地方每天有兩趟航班去那兒，都是些官僚。」

「我在盧布爾雅那沒有朋友，好吧，有很少的幾個朋友，我的妻子以及兒子。」

「也許我以後會選擇在布魯塞爾轉機，我討厭巴黎機場。」

這些瑣碎的話從他嘴裡說出來，可能連他自己的耳朵都沒有聽見，馬上就會轉到下一個話題，並沒有閑聊的打算。

他也依然是一副語速極快、濃厚的斯洛維尼亞口音——一位朋友在採訪前告訴我，曾有傳言，會說五門語言的齊澤克，根本就是能夠用正統的倫敦腔說英語，但是他拒絕以全球化贏家精英的口音出現在公眾面前。對自己的口語其實十分敏感的齊澤克，聽我提起這個傳言後，有些訕訕：「並沒有，我的英語就這樣。」

《紐約客》的作者在給齊澤克寫肖像的時候，開頭便提醒：「我們未必總要過分認真地看待他的觀點，因為這會導致範疇謬誤（category mistake）。」但是，我的初衷，便要在一個小時的直播專訪、兩萬多字的對話中，儘可能引出齊澤克過去與現在最精彩的一些觀點。刺激思考，不怕謬誤。

與這位「屹立於人類智力頂峰」的「盧布爾雅那巨人」對話，可以挑起的話題幾乎沒有界限。坐在他的對面，扮演提問者的角色，所需要做的準備，處在既容易（任何主題都能拿來塑造），又極其困難（如何將各種可能巧妙地構架起來且保持提問者應有的距離）的矛盾感裡面。

齊澤克以法國拉康式精神分析、黑格爾辯證法和後馬克思主義哲學為理論基石，最熱衷、也最擅長用理論解讀現象，給習以為常的生活套上一副揭露內核的思維方法。他反對直覺，因而充滿吸引力。著名的女性主義學者巴特勒（Judith Butler）讚譽他能夠同時談論阿爾都塞（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和電影《角鬥士》——抽象理論在齊澤克的作品裡，變得不那麼費解。

一部《變態者意識形態指南》影片，齊澤克置身在各種電影場景之中，凝視影片的「凝視」（gaze）。他在斯洛維尼亞檔案館裡那些年積攢的獨特觀影視角，能將觀眾將沉浸著的電影邏輯，全盤拆壞、重組，思路常常連導演都不自知。

結合學術圈、文化圈，經過幾十年的環球發聲，齊澤克早就是一位有著響亮聲音的評論者。美國大選前夕，他一句「希拉里看不見的惡比特朗普更危險」、「在希拉里和特朗普之間選擇一個的話，將投票給特朗普」，把自己放在了一片爭議聲之中。

於是，在最終擬定的提綱裡面，我包含了這些希望對齊澤克和中文讀者都有刺激的話題：人工智慧與永生，消費主義，特朗普，末日，空氣污染，難民，歐洲當下意識形態，年輕世代，後真相時代，暴力以及個體的身份識別。

戴上直播的麥克風前，齊澤克嬉笑著說：「你要是有一個紅色按鈕多好？如果我說了什麼不能說的話，你就按一下，就像那部電影……」電影和偵探小說最能夠讓齊澤克滔滔不絕，我無法在偵探小說上帶來任何有趣的對話，但幸好我們這一代人浸淫在電影上的時間綽綽有餘，那部按下紅色按鈕就會把人從座位上彈到空中的經典橋段，是1964年邦德系列的《金手指》。

採訪畫面截圖

聊電影，齊澤克可以從賈樟柯聊到江青，從《泰坦尼克號》聊到《降臨》。以及張藝謀，「我希望張藝謀一切都好，但他現在一定是陷入某種危機了，我覺得他迷失了方向。《長城》不知道問題出在哪兒，情感上的那種緊張沒有了，讓我覺得很空虛。」

他對中國的好奇心，其實集中在毛時代，充滿了四處拾得的小道消息，「告訴我，中國有沒有給特權階級開設的狩獵場？」

他還很喜歡科幻小說《三體》，說在採訪前一個晚上才剛剛讀完三部曲，會用三體星球與地球相悖的「規則」，為他下一部哲學書做開頭。

科技與人工智慧可能帶來的變革，讓齊澤克擔心的「並不是人類會永生，而是它會對不同階級的人產生的影響是不同的。當今人類面臨的是極為深刻的變化，在思想自由層面的變化，我們是否會失去個體性？喪失批判思考的能力？」繼續以階層為單位的思考，他的想像是，「階級劃分會與生物遺傳學聯繫起來，統治階級會被更好地從生物遺傳的角度創造出來，會變成一個完全不同的物種。」

他對資本主義「遊戲」的批評，就像往常一樣，不可自拔，中國中產愛代購西方品牌，但是「商品的質量、生態意識都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也是消費者購買的商品的一部分。」（他列舉了經典的星巴克的例子，消費者被告知多花在咖啡上的錢，會被轉移至人道主義行為）但轉瞬，他又提醒「普通人有消費、或迷戀某種消費主義的自由」，所以「資本主義對窮困普通人的指責」並不可行。

他一邊呼籲年輕人抵制投票，一邊熱切渴望更真誠可信的左翼被桑德斯這樣的領袖調動起來；一邊陳述這個世界其實在變得更好，一邊警告這些時刻都是非常危險的。引用義大利馬克思主義者葛蘭西，他說，「舊有的在死去，新的還未到來，這是野獸橫行的時代，駭人聽聞的事情來了又去。」

相悖之處，是齊澤克絕不會丟棄的辯證方法。採訪中，人類面臨的變化、危機，不同社會下的遠景與近景，主流的意識與下一代的選擇，系統性的與突然的暴力，都牽連著他對普通生活的觀察。

可也無法不察覺到他的重複，比如他從未去過盧布爾雅那市中心山頂城堡的事實，又或是，他還是忍不住重複了那個黑山人的笑話。「你知道黑山人都很懶的，懶到他們連自慰，都要在地上挖個洞，將生殖器擱裡頭，為什麼呢？」他自己先笑了起來，「等著地震來幫他們呢。」他想說的是，如果說笑話的人也在自嘲，而非僅僅譏笑他人，那麼政治正確的那一套規範，其實適得其反。「人們只有開一些低俗的玩笑，才能很快成為朋友。」

結束採訪，他這天還要去郵局寄出一封推薦信。「他們隨便怎麼寫，我簽個字就行。」

他走在路上，絮絮叨叨地解釋，歐洲和美國在審查推薦信的時候規則不太一樣，在歐洲，推薦信里得略微有一些批評，這樣顯得真誠；在美國，如果推薦信里有一些批評，會被認為是在婉轉地告訴用人單位其實此人不合格。

「當然，也有人因為找我推薦而不被錄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