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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餘音?絕響?我沒有答案


葛兆光:餘音?絕響?我沒有答案



葛兆光,當代著名歷史學家。研究領域為中國宗教、思想和文化史。著有《禪宗與中國文化》《道教與中國文化》《中國禪思想史——從6世紀到9世紀》《中國思想史》(兩卷本)《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西潮又東風:晚清民初思想、宗教與學術十論》等。

近幾年,67歲的葛兆光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總是不免感嘆年紀大了,眼睛不好。他確實在2008年做過眼部手術。可讀《餘音》,仍不難讀到他每天看書的場景。2013年底他在普林斯頓大學訪問時,就忍不住對著余英時送來的新書《論天人之際》,一口氣看了兩個晚上加一個白天。不知不覺窗外飛雪,再抬頭已白茫茫一片。


《餘音》中,晚清、民國一代學人在潮流變遷與思想動蕩中,心靈被撕得四分五裂,他看到另一種顏色,「一個時代的學風與人格彷彿在暗黑之霧中漸漸消失」。對於學術,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葛兆光的觀點並不樂觀。餘音繞梁,但三日之後呢?餘音或成絕響,似乎要裊裊遠去了。


傳統→撕裂


當代學者已遠離真正的傳統

1977年,葛兆光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那年他27歲。在此後的幾番學術熱潮中,葛兆光很快尋找到了學術方向,從80年代起,他研究佛教和道教,在90年代就寫出了著名的《中國思想史》,並轉向更廣泛的思想史研究。


作為「文革」後第一代學者,葛兆光的學術研究與社會環境有深刻的關聯。經歷過那場「革了文化的命」的浩劫,人們開始反思文化觀念和文化心理。1982年,龐朴在《人民日報》發表《應該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一文,要求重視文化史研究的呼聲在學界引發強烈反響,80年代「文化熱」由此興起。它背後更深層的現實關懷,是那一代人對於政治、對於社會走向的深切關注——因公開談論政治的空間有限,他們以傳統文化來討論現實政治。


到了環境大變的90年代,學術史、思想史又成為學者談論現實感受的另一條路。晚清、民國時期一批曾被政治遮蔽、忽略、被邊緣化的學人被熱衷討論,王國維、陳寅恪等學問專精、思想矛盾、情感複雜的學者因此成了那個時代的「文化英雄」。


葛兆光的讀書筆記中,這些學人的身影和思想片段陸續出現了。葛兆光並不全然認同他們的思想,更讓他有所觸動的,是這些人內心的痛苦。比如他筆記中的顧頡剛,就在國家與民族危機的時代「徘徊到糾結」。不止顧頡剛,在「三千年未有之巨變」的動蕩時代,沈曾植、王國維、陳寅恪、吳宓等人,在新舊經驗、秩序和知識之間,在難捨往昔傳統與承認開放之必需之間,心靈被撕得四分五裂。但正是在政局多變、剛啟蒙又救亡的時代,學術與思想相互刺激,傳統人文學術發生現代轉型,一批後世無法復現的傑出學者結群出現。


半個多世紀後,當葛兆光踏入學界時,面前卻猶如一片空地。他曾將自己那一代學人比作「天生石猴」,無法可依,也難循規蹈矩。幸運的是,他的老師是陰法魯、金開誠那一代學者。儘管難逃內心的撕裂,但是,「他們不會像『文革』年代把傳統的都視為『四舊』,也不像現在很多人對傳統隔膜」,「他們都睜眼看過世界,骨子裡對世界上的好價值都是接受的」,葛兆光感慨。

在他看來,這些老先生們像是從晚清民國延續下來的最後一代學人,雖也捲入時代洪流,但只要環境給他們自由空間,他們還會表現出學者的良心。相比之下,當代學者與古代傳統、五四傳統之間的撕裂,顯然,「這不是搞搞詩詞比賽、讀讀《弟子規》之類就能改變的」。



葛兆光:餘音?絕響?我沒有答案


《餘音:學術史隨筆選1992-2015》,葛兆光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1月



價值→陷落

學術界已經沒有共識了


從1984年研究生畢業至今,葛兆光在大學裡教了三十多年的課。他坦言,現在的學生越來越難教了。三十多年來,隨著市場經濟和價值多元化的衝擊,青年人對政治、對社會的關心與共識不斷被沖淡。大學教書人還要跟中國年輕人腦子裡的被教科書規訓的一些東西做「搏鬥」。


「這是一個態度?」談及當代青年人對社會現實的冷漠,有青年記者曾追問。


「這是一個價值,」葛兆光回應。大家都習慣了彎著腰,站起來會怎麼樣呢?

更多的價值在中國社會中陷落。2004年,學者趙園在政協會議上發出「救救人文學科」的呼籲。類似的呼聲在那幾年也登上《紐約時報》等國際媒體,越來越多的人文學者對全球性的人文學科危機憂心忡忡。葛兆光套用《共產黨宣言》的首句,「一個蔑視人文學科的幽靈,似乎已經在全世界徘徊」。


具體到中國,改革開放後,重視實用價值的商業化社會逐漸形成,國內政治意識形態對人文研究也多有限制。早在上世紀90年代,國內就已有人討論人文精神的失落。當年,人文學者們還能洪亮而有力地追問人文精神為什麼失落。而近些年,葛兆光面對著更具體的人文學科的失落,只能越發感到無力。


「學術界已經沒有共識了」,他在文章中直接而悵然地批判市場、體制、政治、媒體等對於學界造成的負面影響,「以前有句話說,華北之大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現在是中國之大,根本就沒有一張平靜的書桌」。


儘管如此,他仍在自己不平靜的書桌之上撰文討論如何拯救人文學科,強調學者的自省和回歸底線:人文學科要建立專業的知識基礎,同時人文學者還需現實關懷和批判精神,介入公眾領域,提出有意義的話題。


這不僅是一種呼籲。2007年,葛兆光轉至復旦大學並籌建復旦文史研究院,希望效仿民國時期傅斯年創辦的史語所和陳寅恪、梁啟超、王國維曾任教的清華研究院,在當代開拓「從周邊看中國」的學術方向。


與之同時,在互聯網不斷更新國內傳媒方式的二十多年中,他在公共領域的發聲一直未斷。近些年,他參與討論「中國」、「國學」、「傳統文化」等在當代有爭議性的概念,對社會政治的觀點直接而有力,比如,「我絕不接受有人說『文革』有可取之處」。


長居上海十年,京滬學界風氣不同,少了北京學界的「侃」的習慣,葛兆光深感能深談的朋友不多了,此時寫下《餘音》,「也是一種對過去的紀念吧」。


無解→問答


這個學界會好嗎?


葛兆光所紀念的,是怎樣一種過去?


是晚清民國時期大家成批出現、新舊碰撞的時代,還是上世紀80年代人文學者一呼百應、影響公眾的曾經?又或是人文學者還在做當做之事,還能盡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考的往昔?


有另一種理解,細膩地鋪展在《餘音》中。那是一個學人在激蕩的轉型時代,在各式各樣思潮中,尋覓「道」之所在的過去。在那裡,吳宓、陳寅恪那樣的人於內心撕裂中,仍在追問人為何生存、如何生存的「精神血脈」。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生存與否」並非玄談,而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原來社會價值系統的解體引發意義危機,導致人們實實在在的困惑。就在此時,實用主義被引入中國,並逐漸失卻哲學意味成為工具主義,吳宓、陳寅恪們太背「道」而馳,只好獨坐書齋,以學術研究繼續尋覓他們理想中的「道」。


合上《餘音》,人們會恍惚,這種過去已有百年之久,但似乎並未過去?至少,當那代人尋道之餘音散去,他們的生存困境與精神困惑卻延續至當代,衍生出這個時代學人內心的四分五裂。由此,不難理解葛兆光在書中對於陳寅恪書信、詩集格外細膩的琢磨。這個久負盛名的學者心靈深處所纏繞糾結的難解情結,因學人之理性難以在學術中宣洩,終於「欲哭無淚,欲語又止,化作了晦澀深奧的詩句」,直教他聯想到一個意象:「啼血」。


「我不相信陳寅恪這種受過現代訓練的學者不明白政治與學術早已判然兩途的事實,我也不相信陳寅恪這種理智的知識分子不明白『坑灰未冷天下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的故典,可他為什麼還要有這種不切實際的抱負和自尋煩惱的憂鬱?」


葛兆光實在不知道要怎麼答。但他知道,近代中國多災多難的情狀使得每一個文人、學人都難逃這種從政情結的纏繞。作為當代學者,更讓他深受觸動的是,無論是在陳寅恪的年代還是他所處的當代,人文學科的歷史命運竟是一般乖蹇,兩代知識分子心靈深處因之有一種相似的、無計排遣的悲哀。


無解的問題不止一個。一次記者問出「這個世界會好嗎?」,葛兆光又一次真誠地給不出答案。他只能以反思學術史後的痛苦追問,提出另一個問題作回應——「這個學界會好嗎?」


很多年了,這個問題在他心裡反覆出現,「但悲哀的是,到現在我也不知道答案是什麼」,餘音「回放」之前,序言最末一句,葛兆光如是寫道。一位當代學人最真切的悵惘由此展開。(文/孔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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