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美景何時再：克服生態危機必須復歸經濟學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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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美景何時再：克服生態危機必須復歸經濟學的靈魂

周翼 |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博士

本文原標題為《克服生態危機必須復歸經濟學的靈魂——基於江南生態惡化的視角》，原載《探索與爭鳴》2014年第2期

公地的悲劇正在地球生態系統這一人類最大的生存環境上演。資本以它的邏輯與權力同技術合謀並同消費主義結合造成生態危機，因此，在資本的邏輯之內不可能解決生態危機。以資本的邏輯作為其理論前提的主流經濟學，自然也不可能破解生態危機。我們應當致力於經濟學的靈魂復歸，從哲學、倫理、宗教、神學、美學的大視角重新審視生態危機問題，以拯救地球，拯救人類自己。

30多年前，每當我坐在回家的火車裡，車窗外是江南蔚藍的天空,迷人的青山綠水,或者是那醉人的「江南雨」：「黃昏雨似幕，清晨雨如紗，遮住林中路，打濕屋前花」，「若斷又若續，如詩又如畫，心在雨中醉，情在雨中發」，…… 30多年過去，彈指一揮間。如今，資本與技術以其強大無比的動力驅動著經濟的高速發展，江南人生活在一個一個舒適的盒子里（房子、車子……），滿足著沒完沒了的慾望；盒子外面，卻是黑壓壓的天空，灰濛濛的陰霾，混濁、惡臭的河水——那夢幻般的江南美景早已煙消雲散！

公地的悲劇

公地資源被過度利用，這是一個十分古老的話題。然而，1968年美國生態學家加勒特·哈丁在《科學》雜誌上發表的「公地的悲劇」一文，仍引起了學界和社會的廣泛關注。

2000年，公共選擇學派的代表人物、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詹姆斯·布坎南等二人在一篇題為「對稱的悲劇：公地與反公地」的論文中，以停車場為例，用數學模型證明，用確立單一私有產權的辦法可以解決公地悲劇的問題。新自由主義理論總是忽略或淡化充滿世界的「外部性」現象，該數學模型也不例外——它根本就沒有考慮外部性問題。而且，由於該模型作者考慮不周，模型的構築即使以新古典經濟學的標準來衡量，也是錯誤的。因此，對於該模型新自由主義式的結論，在此毋須多費筆墨加以駁斥。

諾貝爾經濟學獎歷史中第一位女性獲獎者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等人的研究表明，公地並不必然產生悲劇。一定範圍內的公地的使用者們有時通過發揮集體協作精神，能夠建立起因地制宜的集體管理制度，使公地得以有效運作。然而，這種成功的合作機制對於更大範圍的甚至全球性的公地卻不再有效。嚴酷的事實表明，地球生態系統這一人類最大的公地，正遭受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的變本加厲的無情踐踏和摧殘。

觸目驚心的環境污染：

空氣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熱污染，光污染，放射性污染，雜訊污染，廢棄物污染，……

溫室氣體排放，全球氣候變暖，北極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全球暗化，……

生態平衡的嚴重破壞：人類經濟活動及人口快速增長引起環境污染、過度捕獵、過度捕撈、動物棲息地的大規模破壞、入侵物種的威脅，由此，地球上的物種正以令人震驚的速度遭受滅絕的命運，生物多樣性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

資源枯竭：礦產資源的枯竭，地下水的過度開採，漁業資源的枯竭，森林的亂砍濫伐，臭氧耗竭，……

失控的基因流動，令人不安的轉基因食品，……

核輻射，核泄漏，高放射性廢物處理的難題，……

天才藝術家卓別林曾引用卡萊爾的話說，要世界得救，必須靠人們思考。遺憾的是，只有人們處於性質嚴重的情況之下，到了迫不得已的時候，他們方才會進行思考。我在2011年3月日本核電站核泄漏事故後，寫給曾長期研究核能經濟學的美國左翼經濟學家史蒂文·科恩教授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則指出，即使當人們處於性質嚴重的情況之下，到了迫不得已的時候，他們仍然不會進行思考！

資本與技術的合謀

尼采說：「科學精神的威力在於局部而不是整體。——對於科學劃分出的各個最小的領域，人們都是純客觀地加以探討的，而對於被視為整體的一般性大學問則相反，因為它們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當然是一個很不客觀的問題：目的何在？有何用處？由於這種對用處的考慮，所以把它們作為整體來探討，比使之處於局部狀態更缺少客觀冷靜的態度。」

哈耶克的以下看法也許不無道理：應充分懂得物理科學研究對象與社會科學研究對象之間的區別；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式與物理科學的研究方式進行簡單、膚淺的類比，體現了知識的僭妄，這種知識的僭妄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大學系科里學術研究的既得利益。然而，筆者對他的如下看法卻不敢苟同：在物理科學領域，也許對於「做不可能之事」的嘗試，幾無異議；人們不應該勸阻實驗過程中過分自信的行為。

「……『人永遠受到求知慾的衝動。』按說這是一件好事，然而……，在許多情況下，人們並不去注意追求知識帶來的後果。有些科學家就像宗教狂熱者一樣。他們只顧研究科學，相信他們的發現永遠是有益的，認為他們的求知信條就是道德標準。」但歷史的發展卻無情地表明，大規模的知識應用的整體後果總是難以預料的——它帶來的往往是嚴重的後果。理性的局部性帶來的是整體的不理性。在資本統治的社會裡，技術不再「中性」，技術發展的邏輯與路徑被納入資本發展的邏輯與路徑之中。「發達社會使科學技術進步成為一種統治工具。」「不能把技術本身同它的用處孤立開來；技術的社會是一個統治體系，它已在技術的概念和構造中起作用。」

資本的逐利本性驅使著自己無休無了地利用著技術中具有局部實用性的部分，並讓這種實用性不斷地發揚光大。這種無休止的趨勢與GDP的增長互相印證——技術只能越來越尖端（當然只是局部實用性方面的尖端），GDP只能越來越增長（只能增長不能回落）。資本與技術合謀對局部實用性的推動，導致愈演愈烈的整體的生態災難，整體的生態災難反過來又導致局部的「不實用」：涉及人們最基本、最重要需求的那部分生活質量越來越糟糕——「食不甘味（食物中含有太多的不良添加劑）、睡不安枕（噪音嚴重）、呼吸不暢（空氣污染）、行動不便（經常發生交通阻塞與交通事故）、樂不開心（電視提供的文化太庸俗無聊）、哀不斷腸（喪禮被簡化，哀悼之情不能盡情發泄）……」，當然還有愛不盡性（環境污染、競爭壓力過大、飲食結構不合理導致越來越多的人面臨愛欲受壓抑的精神打擊）。

資本以它的邏輯與權力、技術合謀造成生態危機，在資本的邏輯之內不可能解決生態危機。把解決之道寄希望於「資本」這一生態危機的始作俑者與掠奪環境的既得利益者，無異於與虎謀皮、純屬幻想。減排、限排、污染稅、環境稅、碳交易……這些資本邏輯之內的老生常談的解決方案，都不過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在壟斷資本時代，情況更是如此。研究表明，從工業革命起始時期的1751年至2010年期間，為數只有90家的大公司在全球工業二氧化碳和甲烷排放的累積總量中卻占高達63%的比重，二氧化碳排放量高達約9140億噸。這90家公司既包括私人公司，也包括國有及國營企業。其中最大的20家公司的排放量又佔了高達近30%的比重。而全球累積排放總量的一半竟是在最近的25年間產生的；在比這25年早得多的時間裡，無論是政府還是私人公司都已經知道人為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上升，正在引起非常危險的全球氣候變化。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今年9月發出警告：按照目前的排放速度發展下去，未來短短30年之內全球氣溫升高2攝氏度的臨界值就將被打破，氣候災難終將到來。人類大規模的經濟活動引起全球氣候變化，嚴重威脅生態平衡，對此科學界已基本達成共識。可是，一些排放量名列前茅的大公司卻明裡暗裡對刻意淡化、否認這一共識內容的所謂「研究項目」進行資助，嚴重地阻礙了拯救地球的行動。

在現行技術體系下出現的環境問題，將因未來更先進技術體系的出現而迎刃而解，從而地球的生態危機終將過去？不，這種甜美動聽的「技術烏托邦」的說辭，帶給人們的充其量只是一劑稱心如意的安慰劑而已。一方面，「一切對高科技或現代化開發帶來的後果進行補救的措施，都是治標不治本，因為在『治』的過程中會帶來新的破壞。高科技或現代化開發對環境的破壞是無法根治的！」另一方面，不管未來出現多麼先進的新的技術體系，只要它大規模地被資本、權力及其激發的消費主義利用來滿足人類無休止的慾望，它一定會給人類帶來新的也許更為嚴重的生態問題。例如，2001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得者、英國皇家學會會長保羅·納斯在談到舉世矚目的轉基因問題時認為，轉基因技術本身並不被人所詬病，真正引起爭議的在於轉基因食品、在於該技術在主要糧食作物上的推廣。他說：「通過基因工程把那些人們搞不清楚的基因介入到植物中，這在全世界範圍內都是很有爭議的，英國也是如此。」他承認該問題在英國乃至整個歐洲都尚未找到一個良好的解決方案。顯然，該問題在美國、中國等地也遠未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案。

「螺螄殼裡做道場」的主流經濟學

與資本在社會經濟現實中的統治地位心照不宣地遙相應和的，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在經濟學界的統治地位。對資本而言，無論這種經濟學怎麼樣地被嘲諷為「黑板經濟學」，無論它如何地脫離社會實際，這些都是無關緊要的；要緊的是：這種脫離實際的經濟學在經濟學界的主流地位本身，卻是最重要的一種實實在在的實際存在！只要有這種「實際存在」就足夠了——這種經濟學的邏輯體系以資本的邏輯作為其永恆不變的前提；無論主流內部如何地爭鳴、批判、「革命」、替代、融合，這種邏輯前提都毫髮無損、紋絲不動；擁有了主流地位，就擁有了以資本的邏輯組織起來的話語權。這種話語權之所以如此的牢固，之所以如此地被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披上了「科學」的盛裝。

新古典傳統的經濟學總是以「科學」的外貌示人，可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教科書卻向來幾乎隻字不提這種「科學性」的來源：它從發展於19世紀40年代至60年代的物理學理論模仿而來——相應的物理方程式中的變數被換成了經濟學變數。當時一些著名的數學家和物理學家告訴新古典經濟學家，作這樣的模仿和變換完全沒有合理的根據，但是這些經濟學家們卻對這些重要批評置若罔聞，反而聲稱他們已經把經濟學轉變成了一門可與物理學媲美的科學。由於當時的物理學理論所描述的物理系統是封閉系統，由此模仿而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所描述的市場系統，也只能是與生態系統隔離的封閉系統了。在這樣的封閉系統，經濟活動帶來的巨大的生態環境代價被縮減為僅由市場的定價機制能夠確定的部分；自由市場通過其定價機制完全可以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對於市場系統的擴張，不存在生物學或物理學方面的任何限度。當年被模仿的那些物理學理論在現代物理學界早已過時，可由此模仿而來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主體，至今仍然在主流經濟學體系中佔據著統治地位！

後來不是發生「凱恩斯革命」了嗎？可是，凱恩斯主義尤其是美國化了的凱恩斯主義根本沒有改變資本的邏輯，接納了美國化凱恩斯主義的西方主流經濟學仍然以資本的邏輯作為其理論前提。後來不是也出現有關「外部性」的理論了嗎？可是，至今在一本典型的厚厚的主流經濟學教科書里，「外部性」仍然被看作一種例外情況而放在教科書最後面部分不起眼的某一章節里。現在在主流經濟學體系里不是有一門專門應對環境問題的「環境經濟學」了嗎？可是，這種機械、封閉的新古典範式的「環境經濟學」對嚴峻的生態環境有氣無力、隔靴搔癢、蜻蜓點水般的研究，其結果只能類似於如下讓人啼笑皆非的結論：從經濟學角度看，降低飲用水中的化學污染物並不重要，因為在30年時間裡降低死亡風險所帶來的統計意義上的生命價值僅為181,000美元；污染的實際邊際成本僅為26美元，因為那是一個家庭為把美國東部城市的能見度提高10%而每年願意支付的平均價格。眾所周知，旨在解決生態危機的國際談判總是難有進展，其原因在於各個國家總想維護本國的經濟利益。然而，美國科學史學家羅伯特·李·納迪奧（Robert Lee Nadeau）說得好：另一重要的原因在於各個國家對想要維護的本國經濟利益的計算標準，是建立在新古典範式很不科學的假設基礎之上的。

想當年，西方經濟學給教條化的中國經濟學界吹來了一股清新之風，現如今，從西方主流經濟學鸚鵡學舌而來的中國經濟學主流，卻已成了中國經濟學新的迂腐的教條。在這樣的教條之下，由GDP高速發展帶來的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總是被有意無意地縮減、淡化或漠視。

新古典傳統的主流經濟學家們，按照資本的邏輯自我陶醉地在「螺螄殼裡做道場」，至於螺螄殼外面，哪怕它洪水滔天！

消費者不是上帝

資本的統治地位刺激了消費主義的盛行，消費主義盛行反過來又鞏固了資本的統治地位。它們共同向大自然無休止地索取資源、排放廢物，無情地打破了大自然的生態平衡。

在赫伯特·馬爾庫塞看來，超出生物學水平的人類需求的強度、滿足乃至特性，甚至這種需求本身是否被當作一種「需求」，「取決於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制度和利益是否認為它是值得嚮往的和必要的」。「在這種意義上，人類的需求是歷史的需求」。在資本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裡，大量被馬爾庫塞稱為「虛假的需求」流行開來：「按照廣告來放鬆、娛樂、行動和消費，愛或恨別人所愛或恨的東西」。這些「虛假的需求」由特殊的社會利益強加給處於壓抑中的個人，同時這些需求「使艱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長期存在下去」。「這些需求的滿足也許對個人是最滿意的，但如果這種幸福被用來阻止發展那種鑒別整體的疾病，並把握治癒這種疾病的機會的能力（他的和別人的）的話，就不是一種應維持和保護的事情。那麼，結果將是不幸中的幸福感。」在我看來，生態危機正是資本、權力、技術及消費主義帶來的最大、最集中、最嚴重的「整體的疾病」，而資本控制和誘惑下的消費主義，則正阻止著治療這種疾病並減輕病情的機會的出現（更不用說治癒疾病的機會了）。我在3年多以前寫給朋友的一封電子郵件中就曾指出：「中國汽車工業的蓬勃發展，對無數中國汽車消費者的個體而言，是一個持續不斷的神清氣爽的『自樂』過程，然而，對曾經是青山綠水的祖國大片河山的整體而言，對國民整體的健康狀況而言，卻是一個持續不斷、變本加厲的『自虐』過程。當然，這種「自虐」過程並不僅僅局限在汽車生產和消費領域。」在這裡，蕩漾在中國的汽車消費者們心頭的幸福感，顯然正是馬爾庫塞所謂的「不幸中的幸福感」！

在馬爾庫塞看來，這種幸福意識是在只剩下了技術理性這一向度的「單向度的社會」里，在人們把握矛盾和替代品的精神器官萎縮了的情況下開始盛行起來的。「這種幸福意識反映著這樣的信念，即現實的就是合理的；不管怎麼說，現存制度提供了商品。」在這種「單向度的社會」里，「物化」解脫了道德心，物的一般必然性解脫了道德心。「在這種一般必然性中，內疚感沒有任何地位。」因此，在這種幸福意識的領域裡，內疚感也就沒有任何地盤，「算計清除了道德心。」

「弗洛伊德在個人的心理中揭示了人類的罪行，在個人的病史中揭示了整體的病史。」整體已經危若累卵，但是在「單向度的社會」里，個體與整體「這種致命的聯繫被成功地壓抑了」。消費主義的「不幸中的幸福感」充盈著「物化」的「單向度的社會」——精神支柱轟然倒塌；燈紅酒綠，物慾橫流。人們汗流滿面地掙得糊口的麵包，這符合上帝的旨意；人們貪得無厭、慾壑難填，這並不符合上帝的旨意。王文元曾說過：別以為「當我們匱乏能源或環境惡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時，上帝必然再次拯救我們，一如大洪水那次拯救」。「我不否認上帝有可能在人類貪慾到極點時有所表示，不過，我不認為上帝會拯救人類，也許上帝擺擺手說，人類的遊戲就做到這裡吧！」

復歸經濟學的靈魂

出現單向度社會的哲學根源是單向度思維的統治地位——人類進入20世紀以來，實證性思維脫穎而出，獨領風騷。古典的政治經濟學經過19世紀的演變，以「經濟學」的新名稱進入20世紀；20世紀以來，在邏輯實證主義光芒的照耀下，主流經濟學儼然變成了一門嚴謹的「科學」。在我看來，主流經濟學這一華麗轉身的過程也正是它不知不覺地逐漸丟失靈魂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西方新古典的主流經濟學以「科學」及「專業化、分工」的名義把古典的道德哲學及批判傳統逐出了領地，使自身失去了思想的靈魂，可它自己卻自我陶醉，樂不思蜀。與主流經濟學搭建起來的氣勢恢宏、華麗而完整、既富邏輯又可實證的「科學」大廈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社會經濟的現實中，在它所謳歌的資本統治體系里，問題、貧困、不公、衝突及危機大量湧現，其中，最危急、最直觀、最容易「實證」的便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無情的大規模摧殘——人類生存本身受到了直接的威脅。如果說主流經濟學家中有不少人堅決不承認分布廣泛的學者們及普通老百姓都能直觀感受到的生態形勢的嚴重性的話，那麼這一事實本身就足以說明他們所崇尚的「實證」概念從哲學層面上、從整體上看是何等的複雜、模稜兩可及難以操作。

從遠古時代尤其從古希臘時期起，人類對經濟問題的探究一直被置於哲學、倫理學、宗教、神學、政治問題的範疇之中。到了古典政治經濟學時期，像弗朗索瓦·魁奈、亞當·斯密、卡爾·馬克思等思想家的研究範式仍與這種傳統密不可分。即使在主流經濟學早已失落這一傳統靈魂的今天，世界上仍有不少經濟學家（雖然在人數上遠不佔主流），沒有丟棄這一傳統。今天，主流經濟學在人類拯救生態環境、解救人類自身的過程中，如果還想要有所作為的話，那麼除了復歸這一傳統之外，別無選擇——把經濟問題置於道德的、宗教的、神學的甚至美學的語境之中來研究，吸納印度教、道教、佛教、基督教等等宗教的節制觀，回歸天人合一、陰陽和諧的境界。

甚至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所崇拜的羅納德·科斯在其著名的「社會成本問題」一文的最後部分，也有一段他們不怎麼提及但卻頗為耐人尋味的話：「在本文中，……分析僅限於對由市場度量的生產價值的比較上。然而，顯然有必要從比這更為廣泛的角度在解決經濟問題的不同社會安排中作出選擇……正如弗蘭克·H.奈特時常強調的，福利經濟學的問題終究將歸為對美學和道德問題的研究。」

在人類面臨嚴重的生態危機的今天，卓別林的一番話顯得那麼的鏗鏘有力：「人是一個以謀求生存為其主要本能的動物。因此，他的獨創性發展在前，他的靈魂超拔在後。可見，科學的進步遠遠超出了人類的道德行為。」教皇弗朗西斯在2013年6月5日世界環境日的演講同樣擲地有聲：「我們常常受傲慢的控制欲、佔有慾、操縱慾、剝削欲的驅使；我們不再愛護（天地萬物），我們不再尊重它，我們不再把它看作我們必須加以愛護的免費禮物。我們正在失去驚嘆、冥想、聽從造物安排的態度……」

現代人（包括中國人）只有改變資本統治的邏輯，拋棄消費主義的文化，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才能扭轉危急局面，消除生態危機，拯救地球，拯救人類自己，那夢幻般的江南美景也才有再度出現的可能！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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