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一官員出使遼國，半路得知談判內容，回國後憤怒說了十個字

李元昊叛宋以來，宋廷立即著手在漫長的邊境線上整飭邊防，積極備戰備荒。這樣做，完全是出於擔心遼廷藉機生事，防止出現兩線作戰的考慮。

澶淵之盟簽訂以來，宋遼雙方實現了邦交正常化。和平為南北經濟的復甦發展、交流創造了百年難得的機遇，雙方都十分重視和平帶來的安定繁榮局面。數十年間，宋廷一直都在認真履行合約條款，按時按量送交保護費，隨著宋遼雙方和平的深入發展，雙方人員往來，經濟貿易，文化交流也日漸頻繁。

澶淵之盟

遼興宗（遼廷第七位皇帝，1031～1055年間在位。）親政之初（1034年親政）努力守護祖宗基業，在國內積極推行改革。在緩和了階級矛盾，增加了國庫收入後，契丹國內太平無事、戶口蕃息，國富民強。

同力強盛後，遼興宗竟然對祖宗與宋廷簽訂的「澶淵之盟」心生鄙薄，認為該盟約遼廷吃了大虧！興宗「欲一天下，謀取三關」，數次在公開場合對後周世宗柴榮於顯德年間攻取關南十縣的事情，表示了極大憤慨。光復祖宗故土正其時也！

公元1040年四月，宋廷『增補河北強壯軍』；六月，『增置陝西、河北、河東、京東弓手』。第二年10月，宋修繕河北邊境城池。

宋廷的未雨綢繆之舉，顯然有悖於澶淵之盟的和約精神。宋廷在河北邊境上的益兵之舉，恰好成了遼興宗聲言南下的主要理由之一。

契丹人

慶曆二年（1042），遼世宗趁宋廷疲於應付西夏李元昊之際，遣使對宋廷的背信棄義、破壞和平之舉提出了嚴正抗議。

遼興宗羅列了宋人四宗罪：其一，周世宗不應該奪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其二，宋太宗從前進攻幽燕，師出無名；其三，西夏與遼乃是甥舅之親，宋興師伐夏，應該先知會遼人；其四，宋不應該在河北地區增築工事、添置邊軍。

對待犯了錯誤的宋仁宗，興宗本了規過勸善，治病救人的菩薩心腸，為他指出了一條可供參考的解決之道——將原來的遼藩屬北漢舊地以及關南十縣地土歸還遼廷！惟有如此，才可以「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計」。

遼「以重兵壓境...求關南十縣之地」，板蕩識忠臣，為了避免事態激化，知制誥富弼受命於危難之際，出使遼廷。經過他的外交斡旋，終於與遼廷達成協議「增幣二十萬而和」。

就在富弼出使時候，發生了一件意外——

富弼走到半道兒，想起此行責任重大，身為國使卻沒有看到國書中的內容，他有些擔心自己臨行政府口頭承諾的與國書內容不一樣，這樣前往會耽誤了國家大事。考慮再三打開國書看時，果然。

富弼

富弼立即回到汴梁，面見仁宗，慷慨陳辭：政府這樣有意為之，無非是打算讓我死，我死不足惜，但是國家大事豈能兒戲？

仁宗不明究竟，召來宰相呂夷簡當面對質，呂夷簡接過國書，若無其事的表示「恐是誤，當令改定。」

富弼見呂夷簡說得如此輕描淡寫，不禁怒不可遏，「益辯論不平」。

仁宗不便就此事表態，只好含含糊糊地問一旁侍立的樞密使晏殊：「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晏殊當然知道其中厲害，只好打圓場道：「宰相大人公務煩忙，或者這事情真的是失誤。」

哪知道富弼當場怒道：「晏殊姦邪，黨呂夷簡以欺陛下！」

晏殊是富弼的泰山大人，做女婿的富弼這樣指責晏殊，正是因為他年輕氣盛和政治的不成熟。表面看晏殊是在替呂夷簡作偽證，實則是在回護愛婿。

晏殊像

（註：野史記載 ，「晏元獻嘗囑范文正公擇婿，范仲淹認為富弼「修謹」，「器業尤遠大」，於是向晏殊推薦。富弼每次到泰山家，「則書房會話，竟日清談而去。」別一個女婿楊察來了「則坐堂上置酒，從容出姬侍管弦，以相娛樂。」——《珍席放談》）

仁宗皇帝並不糊塗，他明明知道是呂夷簡搞了鬼，想要借刀殺人，但呂夷簡為相多年，是他倚重的朝臣，他不能因為此事而歸咎於他。問晏殊，就是為了借他的口堵富弼的嘴。

富弼不依不饒，就讓仁宗太尷尬了。君威難測，觸怒了天子，一切皆有可能！

呂夷簡

晏殊這樣說，不過是為了緩和雙方矛盾，給仁宗、呂夷簡台階下，富弼雖然在理，但他官職最小，只好犧牲他的利益。後人認為晏殊此舉狡猾，沒有原則。其實，這樣這正是晏殊的政治成熟之處。從一個執政官員的角度來講，他做出這樣的判斷是種必然。朝堂政局穩定大於一切，還沒有和外敵打起來，自家朝堂就亂了陣腳，無論如何都不應該。國家顏面需要維護，宰相顏面也需維護。

政壇，尤其是高層政治，最需要晏殊這樣的潤滑劑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