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角力的重要戰場：歷代國書中的元首稱謂

兩國之間在外交上的元首稱謂問題，漢朝初年時即已出現，主要是表現在兩國交往的國書上。以下舉數例說明，作為古今的映照。

高自標置的匈奴與突厥

所謂國書，是指由甲國國君署名致書，交由使節傳達給乙國國君。乙國國君收受國書後，答書致意，交由使節帶迴轉呈甲國國君。國君為一國之首，在對外關係上即代表著國家，因此，由國君署名致書他國國君時，彼我的稱謂即牽涉到兩國間外交關係的定位。

漢文帝時，遣使匈奴所致送的國書中說：「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漢朝君主自稱皇帝，稱匈奴則為大單于，此二種頭銜乃雙方各自認定的稱呼，因此，漢朝國書可說是遵循了對等往來的原則。

不過，匈奴的老上稽粥單于在漢降臣中行說的煽惑下，回致漢朝國書時卻倨傲其辭地說：「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 史記?匈奴列傳》）以「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加於匈奴大單于之前，自抬身價，明顯地逾越了對等的界線。

無獨有偶，隋文帝時，突厥與隋之間的國書也發生過類似的問題。

當時，突厥因內部紛亂，對外數為隋所敗，沙缽略可汗向隋請和求援。一開始，在致隋的國書中，沙缽略說：「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其中從天生、天下賢聖天子二語，顯然犯了大隋天子的忌諱，因此，隋文帝答書時將稱謂改為：「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何沙缽略可汗。」（《隋書?北狄傳》）沙缽略可汗的本名為攝圖，即位後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缽略。

始波羅為勇健的意思（《通典?北狄四》），其發音與沙缽略相近，隋以沙缽略易替始波羅，疑兩者乃同詞異譯。沙缽略可汗後來向隋稱藩，原本的國書變為上表，稱謂也隨之改變為：「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此中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略有異文，可暫不論，重點是沙缽略稱臣，並具名為攝圖，乃是以臣子上表於皇帝的格式，顯示隋與突厥已從兩國對等，轉變為君臣上下的關係。

除了上述的匈奴和突厥外，四方諸國也有因致書無禮而被中國天子拒斥的，最著名的例子當屬倭國。隋大業三年（607），倭王遣使致送的國書說：「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蠻夷之國竟敢與中國天子半分天下，平等對稱，煬帝看了很不高興，對鴻臚卿下令說：「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隋書?東夷?倭國》）

隋煬帝

敵對中釋出消融彼我的善意

南北朝時，中國處於兩大政權分裂對峙的狀態，雙方私下雖然相互以索虜和島夷譏稱對方，或貶斥對方是偽政權；然而，當南北通和，遣使交聘往來時，彼此的國交關係卻是對等的。南朝與北朝在外交上相互承認為匹敵之國，在接待交聘使節的規格上，比其他的藩國使者來得高，國書的稱謂上也是遵循敵國之禮，兩國國君是處於對等的地位。

傳世的北魏太武帝〈與宋主書〉因頗有刪節，已看不到書首的稱謂語及書末的署名，但從內文里常見之彼我、彼此對舉的用法，如「我往之日，彼作何方計，為塹城自守，為築垣以自障也？」其中「彼」是指宋文帝，「我」則是北魏太武帝的自稱，可知雙方是立於對等的地位在對話。

這種彼、我相對的用語，在梁與東魏通和時仍被使用，國書中常寫著：「想彼境內寧靜，此率土安和。」其後，梁武帝去掉了「彼」字，只自稱「此」，以表示不見外的意思。東魏在回報國書時，又將「此」去掉，改成「想境內清晏，今萬國安和」，進一步消弭了「彼」和「此」在字面上所產生的對立感。這個套語後來也被梁朝採用，成為南北國書往來依循的體式。

不過，這種良善的互動關係，在陳後主時卻被糟蹋了。

隋文帝篡北周后，大舉興兵攻打南朝，聽聞陳宣帝去世，立即班師回朝，並遣使弔唁。在國書末尾，隋文帝以敵國之禮署名楊堅頓首，陳後主的答書卻倨傲地說：「想彼統內如宜，此宇宙清泰。」（《南史?陳本紀》）無禮之處不在於彼、此的對舉，而是「統內如宜」與「宇宙清泰」之間的境界落差。「統內」所指的疆域遠不如「宇宙」來得遼闊，「如宜」的治績也無法望政治「清泰」的項背。這事惹得隋文帝相當不高興，底下的臣子認為君主受到侮辱，紛紛上表請求出兵征討。陳後主徒逞筆墨之快，卻未料到反而加速了亡國的腳步。

陳後主

國書稱謂中的強勢與弱勢

中原王朝一向以上國自居，視四方諸國為蠻夷之邦，諸國遣使朝貢的國書中若卑辭奉承，滿足上國平綏四海、協和萬邦的虛榮心，中國往往予以嘉勉受納。例如北魏神龜年間（518～520），波斯遣使到中國，在國書中說：「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為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 （《魏書?西域傳》）波斯國王居和多（推測是KavadⅠ，488～496、498～531 年在位）崇奉北魏皇帝是大國天子，天命所鍾，並祝願國祚長遠，其下由國王具名，附以「千萬敬拜」的禮告敬辭，明顯地降低自己的姿態。波斯遣使的恭順態度受到北魏的嘉納，此後得以常遣使節到北魏朝獻。

國書中的稱謂，一般是由兩國互動、協議而達成共識，當兩國處於敵對競爭的態勢，稱謂因涉及國家的主權與地位，稍有不慎，極易引發衝突。

然而，對於地處偏遠的小國，只要他們願意卑辭稱藩進貢，儘管用了一些在地性的、宗教性的詞語稱呼中國天子，似乎也不致引起爭議。例如南朝宋時，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稱宋帝為「常勝天子陛下」（《宋書?夷蠻傳》），並將他比附為佛教的大悲救世主，五體禮敬，稽首問訊。其他各式各樣的稱法如下：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大宋揚州大國大吉天子、謹白大宋明主。

宋朝時，于闐國的國書也很特別：「于闐國僂?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宋史?外國傳》）在長長的稱謂中，完全沒有點出宋朝皇帝或天子，而是以較為素樸的概念作稱呼，如田地主、大官家，有趣的是，竟還向宋朝皇帝攀姻親關係，叫了一聲「漢家阿舅」。四方夷國遣使來朝，只要態度恭順，泱泱大國的天子對這些特異稱謂也就不多計較了。

出土於敦煌莫高窟的一幅于闐國王畫像。

宋朝時，宋、金之間的外交關係數變，在雙方的國書稱謂上也有所反映。

初時，雙方為對等敵國，國書的起首為「大金皇帝謹致書於大宋皇帝闕下」或「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大金皇帝闕下」（《大金吊伐錄校補》）。欽宗時，由於金、宋之間為伯姪關係，因此，國書中便見「姪大宋皇帝桓謹致書於伯大金皇帝闕下」，「桓」為欽宗的名字，作為晚輩，連皇帝名諱都須附上了。

最後，欽宗向金國投降，降表中一開始即稱「臣桓言」，末尾則是「天會四年十二月日，大宋皇帝臣趙桓上表」，連紀年都改奉金國的正朔，實道盡亡國之君的無奈與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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