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一個名字被寫進化學反應里的中國人，一心報國卻被當成「特務」

1982年3月13日，一項叫做「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新鮮出爐。

那一天開始，一度在部分市、縣試行的限制生育政策被當成了一項「政治任務」。

雖然計劃生育的政策確實有效遏制了當時人口的飛速增長，但是這也形成了中國生育政策與家庭個人生育需求之間的重大反差。

或許很多人都聽說過，當初施行的計劃生育計劃有多麼瘋狂。

強迫做人流都還是好的，到了6、7個月去引產什麼的也屢見不鮮。

家門口天天有人守著巡邏，各種查人口，生了孩子的婦女被強迫放上節育環。

在過去，節育環似乎是聽得最多的避孕工具了，據說它不會影響生活，也「安全有效」，可以避免懷孕（懷孕幾率≤1%）。

可事實上，似乎也不那麼安全有效，有人因為放環導致了宮外孕。

各種形狀的節育環

這樣一來，也極大地促進了避孕藥物產業的發展。

每天吞一片小藥片，怎麼也比在身體里放一個環來得容易。

但是，比起現在的毓婷廣告滿天飛，在上世紀50年代的時候，中國連激素都做不出來。

女用口服避孕藥的主要成分即為性激素（卵泡刺激素與黃體生成素），負反饋作用於垂體與下丘腦，抑制排卵，從而達到避孕的目的。

直到他的出現，才帶領著人們找到了合成激素的光明大道，還做出了中國第一種口服避孕藥。

那麼，他應該是「中國避孕藥之父」？

不，這個稱號對於他來說，未免太輕描淡寫。

他為了中國的甾體激素合成奉獻了自己的青春，為中國有機化學培養了大量人才，奠定了有機化學合成的基石。

黃鳴龍，中國著名化學家

他的名字，還在上千個有機化學人名反應中佔據了一席之地。

「黃鳴龍還原」，是第一也是唯一一個以中國人命名的有機化學反應。

…

1898年，黃鳴龍出生在山清水秀的江蘇揚州。

世紀交接之際，也是內憂外患紛擾的時候。

戰場上，各種藥物的短缺往往成為士兵死亡的重要原因，病死的士兵甚至比戰死的還多。

戰士們無助的眼神讓黃鳴龍感到很難受。

雖然家境清貧，他還是毅然選擇了學習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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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畢業後，他進入了浙江省立醫學專科學校學習。

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後，當上了一名藥師。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落下了帷幕。

第二年，德僑們都被送上了船，被遣返回國。

黃鳴龍則作為隨船的藥師，也一起到了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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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出國深造一直是他的願望。

那時候的中國，還沒有足夠的知識能供他學習。

他的哥哥黃勝白節衣縮食，供他在柏林大學讀書。

在院長湯姆斯教授的教導下，他完成了他的論文——「植物成分的基本化學轉變」，還在1924年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

哲學博士的擁有人並不一定修讀「哲學」。所謂哲學博士，是指擁有人對其知識範疇的理論、內容及發展等都具有相當的認識，能獨力進行研究，並在該範疇內對學術界有所建樹。因此，哲學博士基本上可以授予任何學科的博士畢業生。

柏林大學

學成回國的黃鳴龍信心滿滿，希望能有所建樹。

他回到了家鄉，成為了浙江省衛生試驗所化驗室的主任，衛生署化學科主任，浙江省醫學專科學校藥科主任。

他希望能進行中藥的研究，或者合成新的藥物。

可沒有儀器設備，沒有實驗材料，甚至沒有合適的實驗室，黃鳴龍根本不可能在藥學領域有所作為。

10年的時間裡，他每天都過得有些渾渾噩噩。

沒辦法做實驗，不能做研究，連想看一眼最新的期刊都幾乎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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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他的二哥得到了公費到德國進修的機會。

得知這個消息的黃鳴龍立刻辭去了身上的職務，又一次去了德國。

由於荒廢了太久的專業知識，他已經有些跟不上學校的節奏。

只好又花了一年多的時間在柏林補做有機合成和分析的實驗，學習新技術。

上世紀三十年代，甾體化學是有機化學領域的熱點課題。

德國的先靈藥廠也進入了甾體激素藥物的市場，彼時的黃鳴龍，也進入了藥廠做研究員。

在那裡，他研究了膽甾醇結構的改造，研究了女性激素的合成。

三十年代末期，希特勒對猶太人的迫害愈發嚴重，德國的形勢極為嚴峻。

黃鳴龍不可能繼續留在德國，再加上對祖國的思念之情，他取道英國，回到了國內。

那是1940年，抗戰的烽火還在熊熊燃燒，回到國內的黃鳴龍留在了大後方。

他在昆明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任研究員，在當時中國最優秀的學府西南聯合大學擔任教授。

戰爭時期的科研條件可想而知，能用於實驗的設備和試劑甚至比十多年前更加匱乏。

黃鳴龍選擇了山道年作為他的研究材料。

這是一種從菊科植物茼蒿的花中提取的化學物質，在當時被用作驅蟲葯（最初的「寶塔糖」）。

他經常跑到藥房中，買上一大堆驅蟲葯，將其中的山道年提取出來做研究。

1942年9月，日本侵略者正從滇緬公路向中國的西南地區撲來。

昆明也陷入了一片混亂與恐慌之中，時常響起的防空警報撕扯著每一個人的心。

山道年結構式

人們擠在防空洞里，瑟瑟發抖，好不容易挨到了黃昏，警報解除，人們才陸陸續續都回到了家中。

天色已經漸漸暗了下來，防空洞中只剩下黃鳴龍一個人。

他還皺著眉頭苦苦思索著白天的實驗，思索著那個異常的現象。

天空中已經鑲上了閃亮的星星，他仍然挪不動自己的腳步。

忽然之間，他像是被閃電擊中，腦子裡閃過了一種他從來沒有見過的化合物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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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飛奔回自己在中央研究院的宿舍，在燈下奮筆疾書。

當黃鳴龍還在德國的時候，他就和同事一起研究過山道年，想要將山道年中的雙烯酮酚反應應用到性激素的合成中。

當時的黃鳴龍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卻有了別的發現。

他發現了變質山道年有著不同的立體構型，經雙烯酮酚反應後，變質山道年的構型會發生變化。

變質山道年結構之一

有機化學家們對變質山道年進行了探索後，提出了三種不同的構型，只是這三種構型，似乎缺了點什麼，相互之間並不能互相轉變。

然而，就在那個戰火紛飛、警報頻催的防空洞里，黃鳴龍卻發現了這缺少的第四種構型，變質山道年的立體構型之間終於可以互相轉變。

這在天然有機化學中是一個重大的突破，為闡明山道年的絕對構型與全合成提供了依據，也為有機物的內部奧秘的探索開拓了新的道路。

變質山道年的四種異構體能夠成圈地互相轉變

正當黃鳴龍的研究漸入佳境，他也開始在化學界小有名氣的時候，戰爭也進入了白熱化的階段。

中央研究院的研究經費已經低得連最基本的生活都無法保障，更別提什麼科學研究。

黃鳴龍只能急得乾瞪眼，卻無能為力。

眼看著研究中斷，進度停止，他只好接受了哈佛大學的邀請，去到了哈佛化學實驗室進行研究。

如果說對山道年的研究讓黃鳴龍在化學界小有名氣，那麼在哈佛，黃鳴龍真正讓自己的名字刻在了化學研究的豐碑上。

黃鳴龍（右）在德國先靈藥廠實驗室

Kishner-Wolff還原，是將羰基（尤其是在酸性條件下不穩定的羰基）還原成亞甲基的一種化學反應。

這雖然是一種有效的還原反應，可卻要用到昂貴的原料——無水肼和單質鈉，實驗的總時長更是長達3~4天。

一次，當黃鳴龍利用Kishner-Wolff還原做萘醌中間體的還原實驗的時候，發生了意外情況。

可昂貴的原料已經加進去了，這時候放棄實驗實在是太浪費。

他沒有驚慌失措，只是想著，先試著做一下，反正最多就是浪費幾天的時間而已。

Kishner-Wolff還原

實驗結束，結果卻出乎意料的好，甚至比按部就班的Kishner-Wolff還原得到了產量還要高。

有戲！他拿出自己的實驗記錄本，仔細地分析原因。

通過改變一系列的條件，他達到了改良Kishner-Wolff還原的目的。

一種安全、簡便、經濟、產率高的新還原方式被他找到了。

經過黃鳴龍改良的反應不需要貴重的無水肼，也不需要容易爆炸的金屬鈉，反應時間從原來的3~4天變成了2~3個小時，產率更是顯著提高，達到了90%。

黃鳴龍還原用於合成女性激素己雌酚

黃鳴龍，成為了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將自己的名字寫進有機化學人名反應的中國人。

有機化學的各種反應中，各種國外人名中，出現了中國人的名字——「黃鳴龍還原」。

現在國際上在進行羰基還原成亞甲基的反應時，基本都用的是「黃鳴龍還原」。

他的名字，被寫進了各個國家的有機化學教科書中。

這是個有機化學領域的巨大革新，如果申請了專利，那簡直就是坐擁金山。

可黃鳴龍不這麼想，「搞出一點發明就能靠它吃一輩子嗎？這樣反而害了自己」。

僅僅1000美元，他就將自己的專利賣給了美國的一個藥廠。

黃鳴龍在實驗室

全國解放後，他的哥哥給他寫了好幾次信，信中滿滿的都是對新中國生活的美好期待。

朝鮮戰爭之時，他就已經對美國的侵略行為極為憤慨，再加上思鄉情切，他已經完全沒辦法再在美國待下去。

但那時的美國，嚴令禁止中國的科技人員離開。

他只好先打發大女兒去德國，弄來了一份聘請他去德國講學兩年的合約。

接著，他向美國移民局申請去德國，再輾轉到了瑞士。

1952年10月，他才終於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祖國。

黃鳴龍與妻子

新中國的景象讓他感到很驚喜，對於祖國的變化，他的心中只有興奮和滿意。

他給自己遠在國外的朋友寫信，「我慶幸這次回到祖國獲得了新生，我覺得自己年輕多了。我以一個兒子對母親那樣的忠誠、熱情、竭盡我的努力做我能做的一切…」

面對仍然稀缺設備和試劑的情況，他說「我回來即使條件差一些，工作不能很快開展，就是手把手帶幾個徒弟也好」。

後來，他帶出了周維善，那位後來解開青蒿素結構的秘密的科學家。

黃鳴龍（左二）與周維善（左三）在捷克科學院有機和生化研究所前合影

當時的中國，關於甾體激素的研究一片空白，而這，正是黃鳴龍的拿手領域。

他找出了十多種可以提取薯蕷皂素的植物，用薯蕷皂素作為原料，合成了可的松等甾體激素藥物。

他還走出實驗室，到藥廠里，幫助解決工業化的各種問題。

不到十年的時間裡，中國的甾體藥物從一片空白，到可以生產幾乎所有種類的甾體藥物，甚至還可以大量出口。

他也因此獲得了「我國甾體激素藥物工業的奠基人」的美譽。

黃鳴龍（右二）給學生講解可的松的合成

1964年，「計劃生育」的概念第一次被提了出來。

黃鳴龍想，自己一開始不就是研究女用口服避孕藥的嗎，這不就正好能用上了嗎。

於是，從北京回上海的火車上，他就拿出了紙筆，開始設計女用口服避孕藥的合成路線。

下了火車，他連家都還沒回，就直奔有機所。

他召集了有關工作人員，說了說具體情況，就開始了避孕藥的試製。

甲地孕酮，是他的第一個成果，更是中國自主研製的第一種口服避孕藥。

甲地孕酮結構式

黃鳴龍不是一個熱衷於政治的科學家，他甚至都不願意擔任有機化學所的所長。

他這一生，最高的職位也就是研究員。

可是，他也有著很多科研人員身上的倔強與直爽。

1957年2月，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他提出了尖銳的發言。

建議取消封建殘餘，衙門作風，不要以「長」為貴；不做研究工作的不能當研究機關的所長和副所長；科研人員應該有足夠的科研時間，最好不受干擾；外語教育不能一邊倒，國外期刊多為英文和德文…

黃鳴龍(右2)在中國科學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實驗室指導科研人員實驗

現在看來，這些建議簡直中肯地不能再中肯，可那個時候，就觸了逆鱗。

黃鳴龍自己也沒想到，十年之後，自己會為曾經說過的這些話付出多麼慘痛的代價。

文化大革命一開場，他就看到了一張關於他的大字報——《徹底清算漏網右派黃鳴龍的罪行》。

年近70的他被扣上了「特務」的帽子，關進了「牛棚」。

本來，他素愛在工作之餘打網球、游泳，雖然已過花甲，仍然老當益壯。

可當他終於被從「牛棚」放出來之後，卻成了真正衰朽的乾癟老頭。

高高聳起的顴骨剛好能托住他的眼鏡，胡茬全都變成了白色，他的孩子都差點認不出他。

妻子心疼地問他，「在裡頭怎麼樣？究竟是為的什麼問題呀？」

他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只是一個勁兒地苦笑。

回到家中，原來的房子也被佔用了三分之二，只留了一間卧室給他。

他感到失望，感到惶恐，連進入實驗室的時候，都有些步履維艱。

黃鳴龍有些不知道自己做研究的目的與意義何在。

就在這個時候，周總理的傳達了研製男用口服避孕藥和長效避孕藥的工作。

恍然間，他想到了當初在人民大會堂聽周總理報告的場景，那時候的期待與熱情像冬天裡的陽光，融化了他心頭的堅冰。

他暗自下了決心，要在有生之年為國家貢獻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率領著幾個熟悉的助手，他又開始整天整夜地在實驗室里忙活。

黃鳴龍(左）與來訪的保加利亞香料專家(中)合影

可是，他畢竟已經是個古稀之年的老人，還經歷過非人的對待。

原先休息的辦公室也沒有了，午休時間，他只能躲在通風櫥的風口打盹。

他的氣管炎複發了，變得更加嚴重了。

他不想因為住院而耽誤實驗的進度，實驗室里，仍然有著他傴僂的身影，時不時傳來劇烈的咳嗽。

一年後，他還是病倒了，慢性氣管炎變成了肺氣腫。

從醫院裡出來之後，他也只能在別人的攙扶下勉強走路。

1976年，又一次住進醫院的黃鳴龍聽到了周總理逝世的噩耗，他止不住地痛哭起來。

他對家人說，「新中國需要他呀，他怎麼能死呢？」說完又嗚咽起來。

唯一值得慶幸的是，他看到了「四人幫」的徹底粉碎。

那一天，他興沖沖地出了醫院，讓家裡人扶著他去看揭露「四人幫」罪行的大字報。

他還計劃著要去實驗室，要去完成周總理託付給他的任務。

可這時候，他的肺氣腫已經越來越嚴重。

1979年，被病痛折磨的黃鳴龍躺在病床上，胸口無力地起伏，身上插了各種管子。

他曾經研究過很多藥物，也做過很多新葯，卻還是沒辦法挽救自己的生命。

他閉著雙眼，已經不省人事。

可在一個傍晚，他卻突然睜開了眼睛，任性地將身上所有的管子全都拔了出來，憤憤地說，「為什麼要把我捆綁起來！他們鬥了我一夜！」

1979年7月1日，他終於還是離開了，那一年，他81歲。

這位有機化學合成的先驅，中國甾體藥物的領路人，還是離開了我們。

他將自己的名字，永遠留在了有機化學的教科書中。

如果有什麼遺憾的話，大概是沒能完成周總理給他的託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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