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印之樂 李汝謙五印

印語創作，屬於文學範疇，其表情達意，字數多少不一，總以淹雅精鍊為上。印語確定後，結合篆刻藝術的創作，方寸天地似人間戲場，印家的喜怒哀樂盡可寄寓其間，待那文心奏刀向石之時，又極似金石兩陣對圓的斲斗雕削，好不精彩。筆者不擅此道，但逢閑暇，清茗一盞伴讀，或檢各家印譜參比觀賞，怡心養眼，偶以文學會意，亦能啟智益樂，許久難忘。

印語素有巧借一法。乾隆年間篆刻家巴慰祖借宋玉《對楚王問》語自刻「下里巴人」印，書畫家齊白石借《論語·里仁》語自治「見賢思齊」印，又山水畫家梁樹年借北周庾信《枯樹賦》桓溫名言自鐫「樹猶如此」印，皆巧借成語應對自家姓名一字，含蓄耐品。讀者細心，居然讀出那「巴」那「齊」那「樹」的用心，領悟到天賜好語的奧賾，這大約就是武林人所謂「騰挪驍越，但憑空中借力」的「虛借實著」。

據清代著過《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吳趼人(1866—1910)《趼廛筆記》(宣統二年，上海廣智書局1910年出版)雲，「書畫家例多作閑圖章，以為起首押腳之用。其圖章之文，或取古詩，或取成語，無一定也。畫士李某，請人作一閑章，文曰：『自成一家』，見者嘩然。」印語有大言戲謔駭人者，「自成一家」應屬此類。

「自成一家」，語本尋常，用來評論他人是褒揚美意，若用於自評，未免吹擂，授人笑柄。國人素以謙虛為嘉德，苟作過譽，眾人當然嗤之以鼻，所以用「自成一家」「墨海掣鯨」「參悟古今」「書法哲人」等高度褒讚的詞語自評，犯品格忌諱，容易遭人嘲笑。李某膽敢放此大言，自有其戲謔的道理，可惜世間糊塗人多，未解個中隱意，便叱責不已。

世厭寂寞，江湖事，頗多無獨有偶。近代濟寧詩書家李汝謙(生卒年不詳，號一山)，性喜詼諧，又優文擅藝，玩世不恭，經常以藻思奇響語雜戲謔，笑傲朋輩，被當時文藝人目為「滑稽之雄」。李汝謙常備一印炫耀，刻的就是「自成一家」。

李公是否讀過吳公的《趼廛筆記》，無從知曉;或者吳公生前認識李公，故事中的「畫士李某」就是摹化此人而來，只是筆記故事的人物身份秉性畢竟不似「滑稽之雄」，質疑難以坐實，姑妄可也，但二「李」獨采成語「自成一家」作印，原本故意，也算所見略同。

因為「自成一家」印語自贊過線，違規犯忌，李公友人曾以其名為「汝謙」，責問過「何以不謙」。李公竊笑，讓人自去玩味，後來經明白人點醒印語四字的諧意，方知其清狂有趣，尤足發噱。古今李姓人甚眾，想來也是一家，何況那驚天動地的闖王自成正好姓李，所以晚清那位「畫士李某」和近人李汝謙刻印，都敢曰「(與闖王李)自成一家」，豈是狂妄?理由十足，誰也奈何不得。

李汝謙還有一印，更加奇語駭人。此印語十二字，曰「誅潛德於既死，發奸雄之幽光」。一般聞見者不知究理，以其故意混淆善惡而橫眉冷對。唯熟悉唐宋文的讀書人知韓愈《答崔立之書》有「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奸諛已死，猶可口誅筆伐，譴責其罪惡;忠賢潛德而逝，猶可發揚光大，褒讚其善行)，李公意欲巧謔炫奇，遂借句改字，但反筆出擊，未尊原文，弄得詭譎晦澀，使讀者難以體味。

「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本自韓愈文，實乃千秋史鑒之準則，歷代史家之心燈。這12個字說得精闢，擲地有聲。因為點醒了一個治世紀史的大道理，即紀史成籍若能昭示公理或者彌補公理的遺憾，實際上也是弘揚正氣的一種治世方式，所以歷代官宦無不知曉。歷史崇尚公道，縱善惡者故逝，也須肅正是非，天照原形，讓今能知古，後能知今，故朱熹老夫子評說得妙，「『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故《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也。」換句通俗的話說，縱當時冤屈了忠賢，便宜了姦邪，最終還有歷史的清算甄別，可以筆誅既死的奸諛，弘揚賢良潛德的幽光，使善惡奸賢都能昭然明世，才讓後來的亂臣賊子膽戰心驚。

古今生生不息，善惡是非何曾寧息?千秋當有多少不便明說的生死遺憾，但「自有史筆書之」，留下些許渺茫的希望，也足以安慰存世的忠賢。歷代忠賢能取義成仁，昂然蹈死，相信身後的史筆會公正於權錢之上，希望正在於此。

那麼，李公何以膽大妄為，竟要改易史則去「發奸雄之幽光」呢?欲讀懂此印，還須了解其人。因為李公一向嗜好古雅，專門搜集惡名昭著如奸佞之類的書畫，已經蒐羅頗豐，正自鳴得意，所以借韓愈名句刻得此印，鈐於奸佞書畫之上，欲炫耀其收藏是「發擿幽光」(揭露故世奸佞的幽光)。平心而論，李公此印，前後移動四字並改「奸諛」為「奸雄」，反筆寓諷，也是醜話實說，張揚正氣，料無嗜物忘德之意。不過，將韓公的「誅奸諛於既死」改成「誅潛德於既死」後，「潛德」忽然變成奸佞的敗德，諷意不顯，讀者懵懂，確實有些添亂。

民國元年，李公擬任山東泰安府知府時，又治「太山太守」一印，翌年撤府，李公降為縣知事，被好事者謔稱為「太(山)太(守)印」，歸太太收藏，李公不以為忤，反以為樂。「太山」乃「泰山」古名;「太」通「泰」，自古已然。如此，既能迴避「泰山」一詞早已俗成「岳丈」代稱，也顯露其拾掇古語的美意。然而不久，縣知事李公不願「為五斗米折腰」，治印曰「岱宗殿守」，寓意「泰安最後的太守」，吐口憂悶，也學1100年前的陶淵明，來了個掛冠而去，結果惹怒上司，經山東省議會的《議決查辦泰安縣知事李汝謙案》發落，打回原形，做了江湖閑民。

李公生性散漫，喜歡以造謔引人注目，經常因過分招嫌到「不遭人罵事難休」的地步。例如所撰文稿，每鈐一「中虛得暴下」的五字印章，讀不懂的，莫名其妙，讀懂的，皆捂鼻掩卷而去。此印語，也是借古而來。韓愈詩《張十八》首句即「中虛得暴下」(腸胃不適致腹下暴泄)。李公形容自己的文章皆是「中虛得暴下」的污穢產物，自以為詼諧無比，結果搞笑成了「搞丑」，廣為當時報人詬病嗤笑，而且由此慮及李公玩弄黠智，輕佻任性，避之猶恐不及。李公後來縱以莊重文投稿，報刊皆拒絕其「暴下穢物」。看來，戲謔有度，過猶不及;聰明過頭，結果難為的都是自己。近代掌故學家徐一士的《一士譚薈》評李公「其事多無心之失」，的確語意中肯。

李公行狀，多見於近代《史料筆記叢刊》，料無虛撰。讀李公以上五印，大略可以知其為人為藝。其格，狂直與狂狷之間，自適任性而已。其智，若依明人輯編的《智品》(智慧七品)推論，上不及「雅品」「能品」，不過「譎品」「具品」之間，機趣逸致而已。其為人處世，據當時詩人馬甲鼎《泰山遊記》所言游訪泰安一帶的見聞，謂李公「慷慨好士」，評價不低。又康有為壬戌(1922年)癸亥(1923年)逝世前兩次山東行旅，在濟寧訪碑，偕行者就有李公。李公擅詩，意氣傲兀，頗享詩名，《挽張之洞》詩七律五首，其二曰：「天將時局故翻新，萬種艱危試一身。有福方能生亂世，無痴轉不算完人。直兼新舊將焉黨，最凜華夷卻善鄰。甘苦要聽公自道，調停頭白范純仁。」其實，以「有福方能生亂世，無痴轉不算完人」形畫李公自己，應該恰如其分。

五印中，「太山太守」和「岱宗殿守」，記生涯事，類同査慎行的「南書房史官」、吳昌碩「一月安東令」等印，在傳統印語中屬「顯爵自嘲」一類，其間幾許傷懷，唯友好知之。餘三印，皆屬善借，首舉當是亦雅亦謔的「自成一家」;「誅潛德於既死，發奸雄之幽光」，礙於艱澀，稍次;「中虛得暴下」，謔而不雅，最下。

五印聚會，識鑒方便。讀印知人，又解得借字、翻借等印語作法，歐陽修曰「於物用有宜，不計丑與妍」，信然。

(作者為學者，中國國家畫院院委、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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