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被稱為民國第一散文家，卻成了文化界第一大漢奸

現在的人一提起周作人，都知道他是魯迅的弟弟，而且還是個大漢奸，在民國文化人漢奸中是名氣最大的一個，也因此長期以來都銷聲匿跡，跟哥哥魯迅的待遇可謂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直到改革開放後，周作人的名字才重新被人們提起，人們這才發現，原來在文壇深處，還有這樣一位散文大家。他的散文，沖淡平和，返璞歸真，在魯迅「匕首、投槍」式的散文之後，他的這種不帶一絲火氣的散文更加受得了人們的追捧。

在他的散文中，人們第一次領略到了世間萬物的美好，一棵樹，一隻蟲，一杯茶，一片瓦，都是那麼的充滿靈性，讓人心靈純凈。他的散文，雖然題材、文字、結構都平平無奇，但卻處處透著一股清新淡雅、玄妙通達的人生韻味，因此也被一些人譽為「民國第一散文家」。

其實，除了「文化漢奸」的標籤，周作人身上還有很多值得稱道的地方。

在五四時期，周作人的貢獻絲毫不在哥哥魯迅之下，曾是《新青年》雜誌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發表過《人的文學》《平民文學》《思想革命》等等有著巨大反響的文章，其中，《人的文學》被譽為「當時關於改革文學內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

鄭振鐸後來總結說：「假如我們說，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有什麼成就，無疑地，我們應該說，魯迅先生和他（指周作人）是兩個顛撲不破的巨石重鎮，沒有了他們，新文學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魯迅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記念劉和珍君》，是為紀念1926年在「三·一八慘案」中遇害的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劉和珍等人寫的，向來被認為代表了魯迅嫉惡如仇、不畏強權的一面。其實，在這次慘案中，周作人的表現更在魯迅之上。

早在慘案發生之前，周作人就跟其他教師聯名發表了《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和《反對章士釗宣言》，還堅持去女師大給學生上課，以聲援學生。「三·一八慘案」發生後，周作人又接連發表數篇文章，將矛頭直指慘案的製造者，並為在慘案中犧牲的學生親筆寫下輓聯：「死了倒也罷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閭，親朋盼信；活著又怎麼著，無非多經幾番的槍聲驚耳，彈雨淋頭。」

可惜的是，代表正義的力量在周作人身上並沒有保持多久，就在日本人的長槍大炮之下土崩瓦解了。

在盧溝橋事變之前，鄭振鐸離開北平時，曾專門找過他，勸他早日離開，到抗戰的大後方繼續教書。但周作人卻拒絕了，並對中國的抗戰事業表示了悲觀的態度：「和日本作戰是不可取的，人家有海軍，沒有打，人家已經登岸來了。我們的門戶是洞開的，如何能夠抵抗人家？」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北京大學要撤離北平，為了保護搬不走的大量設施，北大校長蔣夢麟安排了四位教授留校，分別為周作人、孟森、馬裕藻、馮祖荀。尤其是周作人，因他與日本人關係密切，便重點委託他跟日本人交涉，盡量保護北大的教學設施。周作人也做到了。

留守北大的周作人，起初並不想跟日本人合作，畢竟中國人從小接受的教育，沒有人會樂意當漢奸。日本人多次邀請他擔任淪陷區大學的教授，都被他一一婉拒，對日本人的各種約稿、宴會，也都視而不見。有一次，日本憲兵隊想把北大的理學院當作憲兵隊總部，周作人極力反對，專門找到偽華北臨時政府教育總署督辦湯爾和，強烈請求他勸阻日軍的行為，最終讓理學院得以保全。

他的轉變發生在1939年1月1日。那天，他正在家裡跟來拜年的學生沈啟無聊天，傭人進來說外面有兩個年輕人想見見他，周作人以為是來拜年的，就讓他們進來了。

兩人進來後，周作人站了起來，突然，一個人從衣袋裡掏出一把手槍，沖著他就開了一槍。周作人應聲倒地。弟子沈啟無剛站起來，也中了一槍。

兩個年輕人走後，家人趕緊把周作人和沈啟無送去醫院。幸運的是，打周作人的那一槍恰好打在衣服的紐扣上，只受了點輕傷，當天就回家了，沈啟無傷勢較重，留在醫院治療。

關於這次槍擊案，有人說是日本特務乾的，也有人說是國民黨特務乾的，但都沒有證據，成了當時的一大懸案。直到二戰結束後，有人在美國發表文章，說自己當時是一名普通學生，因憤慨於周作人的親日行為，而選擇了刺殺。

然而，正是這次槍擊事件，讓周作人徹底改變了立場。槍擊案發生10天後，他就擔任了偽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的職務，不久又接受了偽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職務。1940年12月，周作人被汪偽政府任命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常委委員兼教育總署督辦。1941年，周作人又率代表團訪日，慰問在侵華中受傷的日軍傷病員。回國後，周作人又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將華北很多地方的大學、中學、小學的課本進行了修改，將日語成為各學校的必修課。1942年9月，偽「華北作家協會」在日本人的扶持下正式成立，周作人擔任了偽「作協主席」。

就這樣，周作人從一個進步文人，徹底淪落成了一個唯日本人馬首是瞻的文壇頭號大漢奸。

其實，周作人對日本人的感情是很複雜的，對日本人的思想和行為也都有不同的理解，他曾總結說：「日本人愛美，這在文學藝術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為什麼在對中國的行動，卻顯得那麼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藝美術都可作證，但行動上卻又那麼拙，日本人喜潔凈，到處澡堂為別國所無，但行動上又那麼臟，有時候卑劣得叫人噁心。」

然而，任何理由都不能成為當漢奸的借口，在自己的民族受到侵略時，任何為侵略者服務的行為，都應該受到最強烈的譴責！

抗戰勝利後，周作人被以「漢奸」的罪名逮捕入獄。很多人都為他求情，北大校長蔣夢麟也發表聲明，說周作人留守北大是他的安排，並且確實有保護學校設施的功勞。但是，周作人為日本侵略者做事是板上釘釘的，「漢奸」的罪名也是不容置疑的，最終周作人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

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李宗仁繼任總統，為了跟共產黨和談，李宗仁下令釋放一批政治犯，周作人也在其中。就這樣，只坐了短短的兩年多牢，周作人就重新獲得了自由。

1949年8月，周作人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對過去的事進行了解釋和檢討，希望新政府能寬大處理，給他一個為新中國服務的機會。周恩來把信轉給了毛主席，毛主席看後，大度地說：「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現在懂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起來，做翻譯工作，以後出版。」

建國後，周作人長期從事翻譯工作，但所有文章均不得署名。就在哥哥魯迅被捧上神壇廣外傳頌的時候，周作人卻躲在書房裡無人問津，默默地做著枯燥的翻譯工作，連名字都不能出現。

1965年4月26日，已是80歲高齡的周作人在遺囑中寫道：「余今年已整八十歲，死無遺恨，姑留一言，以為今後治事之指針爾。死後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隨便埋卻。人死聲銷跡滅，最是理想。餘一生文字無足稱道，惟暮年所譯希臘對話，是五十年來的心愿，識者當自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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