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琳達·蓋茨專訪：我和比爾都是心急的樂觀主義者

撰文：Megan Murphy

我們應該普及避孕藥具，當人們能夠計劃好生孩子的時間和間隔時，孩子們就會更健康，母親也會更健康

科技界的女性正在流失，年輕女性和女孩的數量一直在減少，但沒人知道為什麼

梅琳達·蓋茨(Melinda Gates)與《彭博商業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主編梅根·墨菲(Megan Murphy)談她與丈夫共用運作的蓋茨基金會。

Q：2017年蓋茨基金會（Gates Foundation）年度公開信的形式與以往略有不同，這封信寫給了10年前向基金會捐資300億美元的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

正是沃倫的信促使我們寫了這封公開信。多年以來，他每年都會為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Berkshire Hathaway）撰寫一封年信，和公司的股東們談談他對公司業務的想法。鑒於2007年沃倫向蓋茨基金會捐贈了一筆巨款，現在10年過去，比爾和我就想，讓我們將此作為一個標誌，真正花些時間來回顧反思一下我們所取得的成果，就好像我們在試圖告訴沃倫，他的投資回報是什麼。結果這對我們夫妻二人都是非常好的鍛煉。

Q：我們通常不會將實現投資回報看做基金會的工作。

我們確實想過捐款的回報問題，想過拯救了多少生命。我們的運作方式是不是最佳的可能方式、效率是不是最高、合作夥伴是不是最合適？不過，我要說的另一件事情沃倫的確說過：

「我不希望你們不冒任何風險。你們要解決的是社會上最棘手的問題，所以要敢於冒險，敢於放手一搏。」

」

一路走來，我們遭受了一些挫折，沃倫對此並不介意，因為他知道我們正在努力解決一些非常困難的問題。

Q：年信結尾有這樣的話：「未來將會讓悲觀主義者感到驚訝。」

儘管人們每天都會讀到一些壞消息，但世界正變得越來越好。過去25年來，全球貧困人口減少了一半。數據顯示，通過瘧疾疫苗接種工作和捐贈蚊帳，我們拯救了1.22億兒童的生命。我每年到發展中國家考察3次，走訪邊遠地區的鄉村。農民已與市場接軌，他們有了更高的收入並送孩子們去上學。

當你前往一線到實地看，就會發現人們的生活有了明顯改觀。不過，人們生活改善的步伐還不夠快。比爾和我都是心急的樂觀主義者。我們在美國看到了一些東西，就想如果將它們引進這些國家，那麼人們就會喜歡並使用它們。

Q：你和比爾在年信中談到了20年前你們的非洲之行。你看到孩子們因為貧窮死去，你發現這是世上最不公平的事。你說這一經歷從此奠定了你們的婚姻基調，你們成為了志同道合的伴侶。

沒有一天醒來我們不是在想、在談或者在做與蓋茨基金會相關的事情。甚至當我們在美麗的夏威夷海灘度假時，基金會也會出現在生活中。比爾離開微軟公司（Microsoft）的時間早於當初結婚時他對我說的時間。他已經說過：「我要做慈善，但我要在60多歲的時候去做。」實際上，他離開微軟公司，將自己的生命和時間獻給了慈善事業。

Q：你作為公開倡議者一直堅定支持著推廣避孕藥具和家庭生育計劃。你認為實現進一步突破的最快方法是什麼？

我絕對相信我們應該普及避孕藥具。當人們能夠計劃好生孩子的時間和間隔時，孩子們就會更健康，母親也會更健康。

母親死於難產的可能性會降低，這在發展中國家極其重要。在發展中國家，目前有3億婦女使用避孕藥具，這對世界而言是一個里程碑。不過仍有2億婦女要求我們提供避孕藥具，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為她們提供各種選擇：她們可能暫時使用短效避孕藥具，或者最終決定使用皮下埋植避孕法。我們希望如果她們選擇使用，她們的要求就能得到滿足。

Q：關於避孕藥具的推廣活動，你在一線考察時都看到了些什麼？

我注意到了兩個情況。首先，要確保婦女能夠獲得避孕藥具。我在尼日遇到了一位名叫薩迪（Sadie）的婦女，她說：

「為什麼這裡的診所過去提供避孕藥具而現在不再提供了？我為什麼不得不冒著高溫走10公里才能拿到它們？」

」

而另一方面，有些婦女卻表示：「我可能了解避孕藥具，但我丈夫不願讓我用。」我在尼日遇到了正從水井中打水的一些婦女，她們從沒有聽說過避孕藥具。然後我就問同村一群年長些使用避孕藥具的婦女：「喂，這些年輕婦女不知道避孕藥具，她們將如何獲得這些信息呢？」年長一些的婦女說：「別擔心，我們會說的，女人們會聊天的。我們會對她們講，告訴她們使用避孕藥具和原因。」

接觸這些婦女的方式在文化層面上是非常敏感的。尼日政府建立了所謂的丈夫學校，男人們首次被告知，如果他們控制生孩子的間隔，孩子將更健康的原因，妻子死於難產的可能性將更低。隨後這些丈夫就可以回家告訴女人們這些知識，於是使用避孕藥具就確實成為了夫妻共同的決定。

年信中還談到了自助團體。在印度，有7500萬名女性參加了自助團體。通常每個自助團體大約有30名女性在一起活動。婦女可以學到各種簡單的基礎知識，可能有些是關於避孕藥具，有些是關於她們田裡的新種子。然後她們將新學的知識與原有的信息相結合，突然之間，這些女性有了自己的聲音，她們開始有了力量。我見到了一些參加活動兩年多的自助團體成員，她們對我說：「我們把村裡發生的一起強姦案報到了政府，法院要審理這個案子。」這就是女性賦權。如果你幫助組建這些團體並在最初一段時間對她們進行一些基本教育，最終她們就會自主管理和運作。

Q：手機及其他形式科技創新的普及的確提高了婦女參與金融活動的能力。哪方面能夠產生最大的收益呢？

窮人們不受銀行歡迎。要去銀行他們就必須去市裡，如果坐火車或汽車他們就不得不花錢買票。他們在路上可能會被人搶了，所以到了銀行，他們並不受歡迎。然而，我到了一個偏遠的看上去不像有手機的村子，我們發現，當人們，特別是婦女在她們的手機上開通了銀行服務，就可以每天存上1美元、2美元，不再是裝在床下罐頭盒裡，不再會被老鼠吃掉。當她的積蓄存在手機銀行賬戶中，如果該交學費了，她就有錢讓孩子上學。如果遭了旱災，或者出現食品短缺，她就有錢到市場上買食物。手機使這些婦女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Q：我們聽到了一些言論，說美國要減少在普及女性避孕藥具和女性家庭生育計劃方面的投入，那些接受美國救助資金的全球各地診所將無法再提供墮胎建議和家庭生育計劃葯具……

我相信應該普及避孕藥具。對此我的態度非常明確。現在人們談到的關於避孕藥具政策的變化，實際上會影響到那些同時也提供治療人類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HIV/AIDS）感染、肺結核和瘧疾藥品的診所。美國政府向被稱為全球基金會（Global Fund）的組織捐款，這些捐款被用於艾滋病、肺結核和瘧疾的防治。由於全球基金會的努力，2000萬人的生命得到了拯救。當我參觀這些由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幫助建立的規模非常小的診所時，想到這些診所將因為我們即將實施一項政策的方式而在社區中消失，對我來說這不像是美國人的所作所為，也不代表我們的生活價值觀。我不能理解這樣的做法。

Q：要讓推廣避孕藥具的倡議更加明確，還能採取哪些措施？你會在更多公開場合表達你的觀點嗎？

在美國，不到1%的人知道在25年中，全球貧困人口減少了一半。我們正在努力讓人們了解這些信息，這樣人們就會明白我們進行的這些投資以及我們要求政府投入的資金正在使發展中國家發生著深刻變化。

如果我們希望在美國過著和平安全的生活，那麼對發展中國家進行這些投資就可以讓人們呆在他們所在的地方。他們希望在自己的社區過上更好的生活。我會對人們說：「如果你關心這些問題，請打電話給你們選區的參議員『我希望政府繼續為這些海外援助項目提供資金，就像以往那樣』。」

Q：你和比爾在開展慈善工作時曾親眼看著孩子們死去。你是如何擺脫這樣的陰影，繼續關注全局的呢？這又如何影響了你？

實際上，我努力不去忘掉這些經歷。在奈及利亞，我看到一個叫法蒂瑪(Fatima)的小女孩，3歲半，病得非常重。她媽媽懷裡抱著個1歲半的孩子，爸爸也在。為了帶她到我所在的診所看病，他們甚至借了錢。我帶了一些醫生和我一起去考察，我們認為孩子被誤診了，但他們要把她轉到更高一級的診所，這樣做是正確的。不過，如果可能的話，他們家需要再借一筆錢才能把她送到第二家診所，所以孩子基本沒什麼指望了。

在我回到我在西雅圖和3個孩子一起的忙碌生活之前，我試著到其他地方呆上一段時間，將我所看到的東西過過腦子，意識到那個小女孩兒活下來的機會非常非常小。你不得不接受這個現實，儘管這非常難，你不得不感受到這是多麼令人心碎。然後我試圖在其他地方用這個經歷來促進我們的工作，把法蒂瑪或其他人的故事講給人們聽，這樣人們就知道我真正看到了什麼，經歷了什麼。

我們有時會忘記一件事兒，那就是，普天之下父母對孩子的疼愛都是一樣的，不論是在美國還是世界其他地方。他們的孩子奄奄一息，他們很傷心，就像要是我的孩子死了，我也會傷心一樣。我們需要設身處地地想想，正是有了這種同理心我們才決定要做點兒什麼的。

Q：蓋茨基金會撥出了8000萬美元來收集和分析關於婦女和女童的數據。在用大數據研究性別差距方面，你有什麼宏大計劃？

我們不會對沒有量化的領域進行研究。我們還沒有關於女性的數據。我們做的很多調查，像每隔5年我們在整個非洲地區進行的家庭大調查，不經意間就對婦女抱有偏見。比如，調查員一開始就問家裡的男女誰有收入，只要男人回答「有」，調查員甚至都不問家裡是否還有第二份收入。

在烏干達，當調查員開始問女人「收入」這個問題以後，結果顯示，婦女為整體經濟增加了7億美元的收入。他們甚至不知道婦女有這麼多錢。一旦我們開始了解關於婦女的這些情況，我們就會知道將如何並從哪著手行動。沒有完善的數據，很難向另一國政府或者慈善家尋求幫助。那樣的話，我們只能說：「你好，我們將錢花在了解決這個婦女問題上了。要是問我們是否知道會有回報？我不能確定。」如果我可以對他們說：「我非常清楚我讓多少婦女在手機上開了銀行賬戶，我已幫助多少婦女走出了貧困，」他們就會說：「太棒了，我們也想對這個項目進行投資。」

Q：對於婦女和女童生活相關數據依然匱乏，而且並不只限於發展中國家的這種情況，你是否感到驚訝？

每當我們遇到這種情況，我總感到吃驚。即使是在美國也存在這樣的問題。關於科技界女性的相關信息就是個非常好的例子。我有計算機科學學位，畢業於上世紀80年代，當時有37%的計算機科學學位授予了女性。與此同時，上世紀80年代末，差不多同樣比例的法學學位和醫學學位也授予了女性。現在獲得法學和醫學學位的女性比例更高了，幾乎與男性持平或略高。而獲得計算機科學學位的女性比例現在降到了18%。

我們知道科技界的女性 正在流失。從幼兒園到大學，再到工作場所，年輕女性和女孩的數量一直在減少，但沒人知道為什麼，因為我們實際上甚至沒有收集數據來了解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才剛剛開始收集這方面的數據，以了解我們實際上能夠對此做些什麼。這只是美國的情況，而如果只有18%的計算機科學學位授予了女性，那授予黑人和拉美裔等少數族裔的甚至就更少。這意味著，開發我們所有人都在使用的技術的團隊不會非常多元化。這是個量化的問題。

Q：你認為什麼原因導致有計算機科學學位的女性比例從37%降到了18%？

沒人知道比例下降的確切原因，但我確實認為，正是在那段時間電子遊戲變得非常以男性為中心了。電子遊戲變了，突然女性開始大量離開計算機行業。當人們開始意識到計算機行業的女性正在流失時，一個自我驅動的趨勢已經形成，因為計算機領域中的女性變少了，當你上大學時，可以學習的榜樣就非常少。大學裡的女性教授或者副教授寥寥無幾。

現在縱觀整個計算機領域，你不會再發出這樣的感嘆：「哇，有50名女性，我可以點出她們的名字，誰正在開發了不起的應用，或者負責運營這家科技公司。」由於沒有可以學習的榜樣，女性們就會說：「嗯，我不確定這工作適不適合我。」我們要在很小的時候就告訴女孩子們她們可以在數學、科學和計算機科學方面做得很棒。我認為我們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在高中、在大學，也包括如何樹立榜樣。

女性對計算機失去興趣有一些時間點，這些點分布在她們生活中的任何時間段。我們知道，甚至小孩子和中學生都可能對計算機失去興趣。例如，夏天時你把女孩子們送到了一個編程夏令營。她們很興奮很願意去。但夏令營牆上貼的海報都是男性人物，夏令營結束後你問女孩子們她們覺得在夏令營表現得怎麼樣，你得到的評價就會低於如果牆上的海報人物男女均等的情況，或者牆上的海報都是女性人物。如果她在牆上看到的都是男性榜樣，一個女孩子就不會認為她做得很好，所以我們可以改變的正是這樣的一件小事兒。

Q：你出生於達拉斯的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你父親為了讓4個孩子上完大學，非常努力工作。你工作也非常努力。你如何認同那些覺得自己被社會拋棄的美國人？他們認為他們已與社會脫節並感到非常悲觀。

我認為美國絕對存在貧困。我們必須承認這一點，一些非常了不起的政府計劃幫助消除了一些貧困，但我們可能需要做更多努力。比爾和我2016年曾到肯塔基州的阿巴拉契亞地區考察，和那裡的人們談貧困問題以及什麼讓他們喪失了希望、什麼讓他們產生希望。我們來到了一所很好的公立學校，學校的名字叫Betsy Lane。校領導告訴孩子們：「你們能上大學。」他們不僅告訴他們，而且還展示給他們如何上大學。

教育是關鍵，這是我們知道能夠鼓舞家庭的東西。我父親是他的家族中第一個上大學的人。他是個工程師，離開新奧爾良去了喬治亞州，又去了加州，最後終於在達拉斯安了家。他認為他的4個孩子應該上大學，我剛一記事兒就知道這個了。我所有的兄弟姐妹和我都有這樣的願景和希望。因此在美國，我們要確保孩子們受到良好的小學和初中教育，並可以選擇很好的大學，無論是綜合性大學還是社區大學。

Q：我們的教育系統能夠培養孩子們成為現代勞動者，勝任未來的工作嗎？

美國公立教育系統沒能很好地完成對三分之二孩子的教育工作。我們知道，在接受了從幼兒園到12年級公立教育的孩子中，只有三分之一真正為進入社會開始工作和生活做好了準備。許多孩子進入了大學，但他們中有太多的人在大學第一年就輟學了，因為他們要上輔導班，他們的代數不夠好、寫作技巧也不夠好，所以感到很沮喪。公立教育系統出了問題，甚至無法培養孩子們勝任現在的工作，更別提10年後的工作了。我們應該採取些行動了。

Q：蓋茨基金會取得了很多成功，也遭遇了困難和失敗。那些挑戰是如何令人沮喪，又是如何激勵了你們？

我們試圖做一些非常雄心勃勃的事情。我們已經根除了人類的一種疾病：天花，而且正在努力消滅小兒麻痹症。2016年我們以為我們馬上就要實現我們的目標了。要確認一個地區消滅了小兒麻痹症，需要3年時間。在奈及利亞一些非常貧窮的偏遠地區仍有一些病例，這些地區的武裝衝突不斷。所以，對於我們基金會的人來說，對比爾和我來說，那是非常難過的一天。我們花了差不多72個小時來消化這個消息，心裡想：「哦，我們以為我們的目標已經實現了。」

我們知道合作夥伴壓力有多大。他們是在一線艱苦工作的人，疫苗接種人員希望根除小兒麻痹症，村民們也希望消滅小兒麻痹症。於是，我們振作起來說：「好吧，我們要繼續牽頭做這件事情，小兒麻痹症一定會被徹底消滅。」我們知道目標一定能夠實現。我們知道疫情暴發的原因，已經從挫折中吸取了教訓，知道了下一步必須要做什麼。就這樣我們振作了起來，率領人們繼續戰鬥。我們依然堅信將消滅小兒麻痹症，並充滿希望，走運的話，這將是出現新增小兒麻痹症病例的最後一年。

小兒麻痹症在美國已經被根除。但是，生活在發展中國家的孩子們依然會感染上這種疾病，這太糟糕了。

Q：2016年全球小兒麻痹症病例減至32例，有人會說這已經足夠好了，讓我們把錢用在其他地方吧。

好吧，如果我們可以在每年只有30個孩子感染的時候停止。但疫情會蔓延，所以第二年的病例將會增到600例、800例，很快又會增加到20000例。我認為，我們不得不承認，在一種疾病可以避免的情況下，即使對於現在得病的這30個孩子，每個患兒都是悲慘的，且小兒麻痹症會傳染。另一方面，徹底消滅它需要花很多資金，但最終我們會實現目標，而無需再在小兒麻痹症上花任何錢。

Q：你在結婚之前是微軟公司一顆冉冉升起的明星。你離開微軟回到家中撫養你們的3個孩子。15年來，為了實現你們的理想，你開始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公眾場合。對於你而言，這是怎樣的一種學習體驗？

那時我和比爾約會，所以我當然知道他必須要過怎樣的公共生活。我知道，這樣的生活看起來和真正過起來完全是兩回事兒。不過，我認為我真正感到觸動的時候是當我們有了孩子，因為我不得不認真想一想，如何擁有家庭私生活，這樣我才能夠將我們的價值觀灌輸給孩子們，在擁有財富的情況下，讓他們以儘可能正常的方式長大。我有很多年特意不在公眾場合露面，因為這樣我才有機會帶孩子們參加活動，和其他家長交朋友，去學校，在那裡我只是一個孩子的媽媽。

隨著孩子們逐漸長大，我開始真正思考我教給他們的價值觀，特別是我告訴我兩個女兒的東西：在世界上用她們自己的聲音，成為堅強的女性。這時我意識到，我要給她們樹立榜樣。她們看到我正在以身作則，我在基金會努力工作並多次到發展中國家去考察。他們知道我對社會問題非常關心，因為我和比爾、我們的兒子和兩個女兒坐在飯桌旁會談這些問題。孩子們現在長大了，已經走過了足夠長的人生道路，我可以承擔更多的社會工作了。而且我應該承擔更多的社會職能，我可以說出發展中國家婦女面臨的問題，這些問題是我看到的，而不論何種原因其他人沒有看到的。我非常慎重地決定，要開始更積極地參與社會活動。

Q：你總是具有強烈的進取心，這和你的成長背景有關係嗎？

我高中畢業後就知道我要改變世界。那時我真的已經有了這個理想，也許是我父母和高中修女老師們灌輸的結果。我相信一個人可以改變世界，每個行動都會產生連鎖反應。你不知道你會影響到多少人。不錯，我躊躇滿志，我的父母給了我世界上所有希望，使我相信可以成為我想成為的任何人。他們總是說：「你可以上一個非常棒的大學，你可以照亮你的任何夢想。我們看到了你的潛能。」

我當然從未想過這就是我要走的路，但我喜歡出去演講，聽眾有初中或者高中的年輕女孩，有時都是女性，有時有男有女。我希望通過演講激勵人們，讓他們意識到，無論如何回饋社會，不管是在自己的社區，還是在無家可歸者收容所工作，他們都讓別人的生活發生了改變。這將使我們的生活更有意義。

編輯：楊貴、管文晶

翻譯：一毫

點擊你感興趣的關鍵詞

立即獲得關於TA的更多信息！

扎克伯格丨氣候變化丨喬布斯遺作丨玉皇山南小鎮

......

英國上議院通過脫歐法案

脫歐後，英國貿易之痛|視頻

盡在《商業周刊/中文版》App

長按識別二維碼，速速下載吧！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