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危急提議南遷，為什麼大臣們都叫嚷著要死守呢？南遷為何就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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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王死社稷，崇禎有第二個選擇嗎？

歷史大學堂官方團隊作品

文：澀梗

1644年3月17日，「闖王」李自成來到北京城下，他的身後，是山呼海嘯的農民軍。兩日後，城破，明朝皇帝崇禎自縊煤山，這個中國最有骨氣的王朝轟然倒下。

崇禎皇帝執政的十七年間，大明帝國被農民軍和關外女真的拉鋸戰折騰得元氣盡失並最終崩潰。

至北京淪陷前，明朝有很多次機會避免亡國悲劇，但最後都歸於三尺煤山白綾。

國難當頭，崇禎皇帝為何沒有南下避禍？有晉宋的前事不忘，為何沒有明朝的後事之師？

（圖）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由漢族建立的大一統王朝，共傳十二世，歷經十六帝，享國276年。

悲劇性格的悲催命運

「

如果這是崇禎人生註解的話，那就是這位皇帝人生的最大悲劇。而最悲劇的是作為皇帝，他的悲劇成為這個國家和民族的悲劇。

」

崇禎皇帝的不理性和無擔當最終葬送了帝國的一切。

經過他祖宗的一路折騰，到崇禎上位時，這個國家已經千瘡百孔。

「治大病用猛葯」崇禎如是想，於是他風捲殘雲般幹掉了魏忠賢，將道德楷模東林黨扶上正位。

貌似一切都在柳暗花明，但是在這個講究權力制衡的國度，崇禎上台的第一把火就將這個平衡打破了。

而歷史一再證明，很多看起來美好的東西其實很邪惡，罌粟花也有一副美艷的外形，東林黨也是這樣一個群體。

讓崇禎始料未及的是，在消滅了他們的宿敵後，這幫群體很快膨脹，開始對政敵展開瘋狂報復。

這幫以文臣為主的道德先生們，以滿嘴仁義道德對所有看不慣的人扣上不道德的帽子，於是朝廷重新烏煙瘴氣。

無奈，崇禎後期不得不再次起用太監幫自己對抗文官集體。

實踐證明：

矯枉過正的猛葯只能是傷筋動骨，即使有起色，也是迴光返照。

執政後期，崇禎意識到自己的魯莽，所以私下重新厚葬了魏忠賢。

面對這個爛攤子，崇禎不斷進行各種改革，但崇禎的不理性加上剛愎自用，導致了很多看起來很美妙的改革最後起到了適得其反的效果，結果就是加速了大明帝國的崩潰。

「

如果說不理性是缺乏執政經驗勉強能可以被原諒的話，那麼逃避責任就是崇禎最大的惡行。

」

作為天子，崇禎皇帝承擔責任的方式是發罪己詔，但下一秒就會找個替罪羊背鍋。這種行為在民變和女真入侵時經常用到。

逃避責任的結果就是君臣離心、眾叛親離。

這樣看來，有崇禎在，即使跑到西伯利亞、跑到南洋，大明帝國也還是會走向滅亡，因為崇禎悲劇的性格，註定無法帶來中興。

（圖）崇禎皇帝，明思宗朱由檢，漢族，明朝第十六位皇帝，亦是明朝作為全國統一政權的最後一位皇帝。

「高風亮節」的東林士人

崇禎自縊前控訴：

「諸臣誤我」，「文臣皆可殺」。

顯然這是他推卸責任的話。但是一個巴掌拍不響，皇帝不靠譜，這幫文臣又做了什麼？

面對民軍和女真，大學士楊嗣昌做出：「大明若亡，必亡於流賊」的論斷，并力主與女真議和，畢竟前朝和親納貢什麼的緩兵之計都用過。

但是這幫君子們對這樣的妥協行為怒不可遏，黃道周更是在朝堂之上痛斥楊嗣昌賣國，崇禎皇帝只好殺掉參與此事的兵部尚書陳新甲背鍋了事，這斷送了明朝最後一絲氣息。

現實是：

民軍壯大，「三餉」加征更加激化了矛盾。

崇禎皇帝想要大臣們表示一下。結果是魏藻德等閣臣一百兩、五十兩這樣的大數目捐款，還恬不知恥地說自己是毀家紓難。

錢是維持國家運轉，募兵平叛禦敵的基礎，失望的崇禎只好又打起了皇親國戚的主意，死纏爛打之下，才從國丈這裡刮出一萬兩。

李自成進京之後，對這些大臣的家底進行了大普查，搜出的銀子七千萬計。這觸目驚心的數字映照了那個熠熠生輝的群體，正是這個群體的一毛不拔，毀掉了大明王朝。

民軍將近，崇禎確實有過南遷想法。

周皇后不止一次地說：「南京是另一個首都，在那裡，一切可以東山再起。」

的確，在北方被民軍和女真糟蹋得千瘡百孔時，江南地區卻一如既往地歌舞昇平，一派欣欣向榮，這裡承擔著明朝五分之四的賦稅。

但是，正直的大臣們再一次從道德高度譴責了這一不負責任的行為，光時亨大罵主張南遷是大逆不道。最終輿論的力量將崇禎皇族徹底困死在北京城。

崇禎死後，光時亨投降李自成，後又投降南明，再次告訴了世人東林人的無恥。

（圖）李自成

從當時危急的情形看，南遷是最合適的方案。為什麼這幫大臣叫嚷著要死守呢？

從地理角度看，北方再爛，也是南方的屏障。因為北方的穩固，特別是北京周邊的長城一線，阻擋了北方女真的侵襲，為江南的平靜提供了極大保護。一旦北京失守，華北平原基本無險可守，戰線不得不退至江淮甚至是長江一線，南京就在長江南岸！

且大臣們想要保護江南不是因為江南是賦稅重地，是國家的後勤基地。而是因為，江南是東林黨人的老窩所在，嘉靖年間閣老徐玠就是江南大地主。

經過資本主義萌芽，江南的地主階級已經坐大，並逐漸登上歷史舞台開始左右政治。

萬曆年間，江南地主代表東林黨通過反擊皇帝收礦稅等鬥爭，使皇帝大人收入大減，所以崇禎不得不加征「三餉」向農民要錢，這才導致走投無路的農民揭竿而起，北方大亂。

明後期江南已是東林黨人的天下，他們政治上跟朝廷討價還價，經濟上帶頭偷稅漏稅，儼然就是一個皇權外的商業帝國。

可以想見：即使到了南京，崇禎皇帝也仍然收不上錢，這是真正的捧著金碗去要飯。沒有錢，募兵禦敵等就無從談起。這種尷尬就像辛亥革命後，囊中羞澀的南方政府最後不得不讓位於袁世凱。

縱然富可敵國，與朕又有半毛錢關係？

（圖）東林黨

積重難返的殭屍體制

崇禎南遷和東晉南遷以及南宋南遷不一樣，這些政權只是經歷了至多一百年的政治演進，可以說體制還有活力，而且南遷時大量北方人跟隨，他們的到來為江南的開發帶來了生力軍。

反觀明朝，當時的江南已經相當成熟，各項階層分化已經很明顯。

最大的區別是：此時的大明帝國已經運轉了276年，各項制度已經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衰敗。

這種衰敗在政治上的體現就是從天下無貪到天下皆貪，潛規則大行其道，崇禎又導致了文官集體的離心，統治階層已經到了必須推翻重整的程度。

其後的南明覆亡，除了自相殘殺被各個擊破，更大的原因在於固有體制已然僵化，縱有朱元璋在世也無濟於事。

經濟體制也病入膏肓。

東林黨人控制江南經濟，偷稅漏稅，甚至動用政治力量威脅皇權，實力異常龐大，這和晉宋時情況完全不同，龐大的勢力已經不具備通過改良重新構建階級的可能。

土地早已兼并集中到大地主手裡，這決定了江南農民只能給地主打工而不是種地。而大地主階級的背叛勢必會讓南遷的崇禎雪上加霜。

另外，軍事體制的衰敗則從明朝中期就已經開始。

戚家軍、俞家軍的存在是民族的驕傲，也說明了朱元璋時期以來的軍戶制度走向消亡。

幾十人的倭寇一路打到南京城下，足以說明傳統軍制的敗壞。不得已，明朝才開始允許將領培養私人武裝。

問題來了：如果將領像戚繼光那樣高風亮節，這就是一支大明的精銳之師。反之，這就是國家的禍害。但國力衰微，又必須倚仗他們保家衛國。對於帝國而言，最大的願望就是讓他們拿錢幹活，但實際情況往往要嚴重太多。

毛Zhu席說過：「槍杆子裡面出政權」，有了軍隊，形成軍閥割據，最終就會肢解了整個帝國，漢、唐、清朝都是這樣。

明朝也面臨著這樣的窘境，如果此時的崇禎南遷南京，號召力是有的，凝聚力是有的。但是這些都是精銳盡失之後的烏合之眾，北方混戰和鼠疫早就將明朝的精銳消耗殆盡。

南方有戰鬥力的諸如鄧芝龍這樣的軍閥，崇禎如何能號令他們？南明政權唐王命令鄧芝龍北伐，鄧芝龍的我行我素就說明了問題。這些都導致了崇禎即使南遷也絕不容易成功。

（圖）明朝時期壁畫

水土不服的南遷政權

假設南遷成立，崇禎南遷能帶來什麼？先進的技術？精銳的軍隊？答案是否定的。

江南的技術足夠先進，且和西洋各國保持了頻繁交流，不需要從北方引進。

而軍隊，如果精銳還在，斷不會放棄社稷苟安東南。所以即使崇禎南遷，也只能帶來一幫所謂的領導核心，他們的作用，就是號召江南人民拿起武器戰鬥，將戰火和鼠疫引向南方。

「

而沉痛的事實是：即使沒有崇禎的號召，廣大江南人民也會奮起抗爭，清朝入關後，江南和滿清進行了三十多年的不懈鬥爭。

」

南明的失敗是必然的，因為腐舊體制的限制，也因為沒有一個統一核心。

如果崇禎南下，似乎可以解決一個核心的問題，但問題出在南方的地勢。

自古以來，大一統王朝統一天下一般都是自北向南。

因為北方地形相對平坦，適合大規模軍隊推進，因此能夠迅速建立強大政權進而統一天下。

即使經濟重心南移，這一歷史大勢也沒有改變。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明朝。

而明朝面對的也是一個例外，即第一個少數民族大一統王朝。

南方相對於北方，丘陵眾多，因此容易割據，這也解釋了多個南明政權的問題。所以南遷之後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跨過萬水千山，去集合各路諸侯大軍，一起發兵北方，收復失地，但這很難。

（圖）南明

古往今來，東晉也好、南宋也罷，一旦南遷，地主階級重組紮根，習慣了江南風花雪月，就很難北返了。

明朝開始的「天子守國門」決定了明朝的政治重心一直在北方。

在君臣離心的情況下，沒有北方地主階級南下護送並支持，人生地不熟，崇禎如何號令三軍？

在北京作為首都的情況下，南京只是陪都，不受重視必然自暴自棄，這裡的政治經濟和軍事都已經爛到了根，指望這樣的地方，由這樣的官吏，擁護這樣的皇帝重整江山，無異於給老天爺增加負擔。

煤山上孤獨的背影，也許就告訴了這個世界：「除了君王死社稷，崇禎和大明帝國他途再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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