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韓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日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偉大勝利。在遙遠的蘇門答臘小鎮巴爺公務島，一個名叫趙廉的酒廠老闆，秘密通過收音機獲知了這天大的喜訊。他喜極而泣，立刻向流亡在蘇門答臘的朋友們報告。他或許在暢想，待蘇門答臘的日軍正式投降後，如何召集當地的華僑，組成籌備委員會歡迎聯軍進駐；回到光復的祖國以後，如何繼續為文學事業貢獻一分力量……其後的2周內，他開始著手整理結束在蘇門答臘的產業。

8月29日晚，一個印尼青年來訪，要求與趙廉單獨商談。趙廉毫無戒備，便跟隨那青年前往，從此一去不回。9月2日，日本正式簽署無條件投降書。此時，失蹤多日的趙廉引起了海內外人士的關注。大家才知道，趙廉並非趙廉，而是著名文豪郁達夫。

郁達夫，1920年留影

負笈東洋，面對兩大困擾：性與國弱

郁達夫，原名郁文，1896年生於浙江富陽的富春江畔。他幼年喪父，由母親撫養成人。

或許幼年喪父的經歷與其性格有直接關係。6歲喪父的他，在寡母的撫養下成長，可謂飽受世態炎涼，逐漸形成了集自卑與自傲於一身的敏感、倔強的性格。少年時代，一般人對郁達夫最大的印象是「文靜」，喜歡獨處。中學以後，他到外地求學。由於家庭貧困、生活清苦，更加劇了他「不願合群」的心態。郁達夫則被大家視為「怪物」：游離，孤獨，離群索居，無心學習，最後退學。

一個少年，在寂寞苦悶的時候，最容易擁抱文學。小學畢業時，郁達夫成績優良，校長送他一本《吳梅村詩集》作為獎勵。郁達夫受吳梅村的詩吸引，從此痴迷於舊體詩的寫作。他先用筆名投稿，刊登在《全浙公報》上，從此如痴如醉，一發不可收拾。

不久後，長兄郁曼陀已經從日本學成歸來，擔任京師高等審判廳法官，家庭條件已經大為好轉。郁曼陀不日將被派往日本考察司法制度。於是，郁達夫跟隨兄長於1913年負笈日本，開始了留學東洋之路。

郁達夫到達東京後，主要任務是學習日語，考取日本官費留學生。經過8個月廢寢忘食的苦讀，終於在1914年7月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班，其後被分配到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正式就讀。他愛好文學，希望讀文科。然而，法政科出身的長兄認為，學文科沒有前途，希望他學習一些實學，以後可以一技傍身。因此，在長兄的命令下，他攻讀醫學。然而，與當年留學仙台的魯迅一樣，郁達夫不喜歡學醫，糾結了2年多後，終於轉到文科。

相對於國內求學時期的孤獨，此時的郁達夫內心又增加了兩個苦悶。一是性的苦悶，二是國家的苦悶。郁達夫從小在女性的生活圈長大，情感柔弱細膩而早熟，渴望男女之愛。他開始沉淪，常常涉足妓院尋找日本妓女，一發不可收拾。作為弱國子民，他被強國的日本人視為豬狗，二十一條，日軍強佔膠州……國恨家仇，亦不斷刺激著他的神經。因此，留學時代的郁達夫從未間斷過生病。1916年春，刺激性神經衰弱，8個月後痊癒，缺考四科；1917年秋，傷寒，次年年底痊癒，休學2個月；1918年，勞累過度……

所幸，文學是發泄苦悶的窗口。郁達夫雖然不斷沉淪，靈魂深處對墮落卻有深刻的自省，向上的願望異常強烈。在日本讀書的前4年，他寫了200多首舊體詩，發表在國內，並自編成《乙卯集》。同時，他開始接觸西洋文學，在日本讀了上千本世界各國的小說。1916年後，他開始嘗試轉向小說創作。並在東大，真正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文學青年——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田漢。於是，他和朋友們在東京商議辦雜誌，拉社團，搞文學創作。

郁達夫（左）與大哥郁曼陀（中）、二哥郁養吾（右）合影。

文壇猛將卻貧困潦倒

1921年，郭沫若、成仿吾利用上海泰東書局的關係，決定成立創造社，發行《創造》雜誌。1921年9月，郁達夫不惜中斷學業回到上海，接辦《創造》。然而，泰東書局的老闆是個奸詐的文化商人，對郁達夫不發聘書，也不提供職位和薪水，完全是利用的心態。此處不能久留，郁達夫去了安慶的法政專門學校教書。這一時期，他的小說《沉淪》，作為創造社的叢書之一出世。這本近似自傳體的小說，將留學生主人公的性心理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將青年人性的苦悶和國家的苦悶和盤托出。「祖國呀祖國!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強起來吧!」振聾發聵的呼喊，使《沉淪》發行30000餘冊，一時間洛陽紙貴，全天下都知道郁達夫了。

1922 年，他真正開始了作家文人的生涯，在上海這個中國的文化中心，以創造社成員的名義開始活動。不久，帶有現實主義風格的《春風沉醉的晚上》等一大批作品問世，都是震驚文壇的作品。

不過，居上海大不易。儘管他和創造社同仁們，掌握著一些副刊的版面，主編一兩本雜誌，亦經常有各種小說見刊，但除魯迅之外有幾個人能真正靠自由撰稿人為生？今天吃飽，明天又可能挨餓。恰在此時，有一個到北大做講師的機會，收入不高，但畢竟有固定工資，還可以繼續創作，比單純靠筆吃飯強多了。郁達夫欣然前往。

在自由撰稿人和大學教授之間，郁達夫始終不能適應後者。他性格浪漫，喜歡無拘無束，不喜歡走學者路線。日益嚴苛的黨化教育，也是讓他這種人不能容於當時的高等教育體制。從此之後，他徹底於大學無緣，成為一個體制外的自由職業者。

1930年8月6日，「左聯」成員與日本文化界人士召開「漫談會」後合影。前排左二郁達夫，左三魯迅

矛頭指向國民黨，「風雨茅廬」西湖隱

郁達夫選擇做一名自由撰稿人，很大程度上也是因為與當道者不合。當他的創造社朋友郭沫若在北伐時期投向國民黨懷抱，因受蔣介石賞識而沾沾自喜時，他則將文章的矛頭指向國民黨，指出國民黨雖然代替了北洋軍閥，但仍是頭腦封建的舊勢力，不過是一丘之貉而已。顯然，他是一個反叛者，對掌握權力、為富不仁者具有天然的蔑視。此種蔑視大概源於他幼時所受到的刺激：小學時他希望母親給他買一雙皮鞋，母親沒有錢只能賒賬，求遍了一條街卻遭到無數的白眼。他仇恨壓迫和剝削，選擇站在貧弱者一方，替窮人說話。

這段時期，他開始了新的感情生活，與王映霞結婚。而他已有原配孫荃，雖是父母之命，但也有感情基礎。可遇到王映霞之後，郁達夫還是決定與她結婚。他與王映霞的戀愛日記，被他編成《日記九種》公開發行，鬧得舉世皆知。然而，一旦陷入瑣碎的生活當中去，便出現種種問題。從後來王映霞的回憶錄中可知，郁達夫由於性格敏感，常常與她吵架，吵架後便離家出走，消失幾日才回。兩人矛盾常在，只是沒有到破裂的地步。

這一時期，郁達夫文學上的名聲一日超過一日，影響越來越大。由於他的文學作品帶有激進色彩，也開始被國民黨頻繁查封，人身安全似乎也成了問題。1933年，他帶著王映霞脫離上海這個是非之地，移居杭州，繼續自由撰稿，並開始編訂全集，總結自己前半生的文學成就。1935年，他花費一萬多元，在西子湖畔建立了一個新居，藏書30000冊，命名為「風雨茅廬」，打算過一種神仙般的隱居生活。當然，為生計問題，他還得不斷「出山」，福建省主席陳儀請他做省政府參議，月薪300元。他斷斷續續往返於閩杭之間，未及怎麼享用「風雨茅廬」，日本人已經打過來了。

1931年，郁達夫（右）與王映霞（左）在福州

毀家紓難為抗日

郁達夫花盡心血建立「風雨茅廬」，顯然是一種缺乏遠見之舉，沒有料到日本人會如此快侵略中國。杭州被佔領，家沒有了，他開始流亡。郁達夫到了武漢，參加到抗日救亡的行動中去。不過，書生抗日，能夠派上用場的只有一支筆而已。他去得晚，已經沒有什麼宣傳抗日的位置了。幾經輾轉，他決定到南洋去，去新加坡主持《星洲日報》副刊。在這前後，他寫出了轟動一時的《毀家詩記》，隱晦披露了王映霞的出軌之事，並迅速結束了與王映霞的婚姻。

在新加坡期間，他編輯幾種副刊，寫作大量救亡小說和政論。此時，他放棄了過去浪漫主義的寫作路線，因為國難當頭，是沒有什麼浪漫主義可言的。由於他的名望，很快成為新加坡文化救亡界的領袖，影響非常之大。不久，新加坡淪陷，郁達夫再度開始逃亡之路。最後落腳在荷屬東印度群島的巴爺公務鎮，隱姓埋名，投資當地事業，辦酒廠、開農場，裝扮成農民、商人。

隱居期間，日本軍隊獲知他會日語，徵用他做了半年的翻譯。郁達夫無奈，只能服從。但此舉絕非附逆，而是策略。他利用自己的職權，挽救了很多中國人的性命。他審時度勢，一段時間之後便逃離日本軍營，繼續從事酒廠事業，似乎成為一個比較成功的商人。然而，如此一個商人，有文化氣質，且沒有家眷，不可避免會遭到日本人懷疑。於是，他與當地女子重新組建了婚姻。這次婚姻與以往不同，完全是務實性策略性的。新娘不能和王映霞相比，甚至連國語也不會說。但是，對郁達夫來說已經無所謂。他給新娘改名何麗有，意思是「有什麼美麗的」，其中不無自嘲的色彩。他隱藏得太深，連妻子也不知道自己丈夫的真實身份。

但是，郁達夫在新加坡時期是聞名人物，認識他的人很多。隱居不久，便被漢奸認出。終於，在日本人知道來日無多之時，決定對這個可疑分子動手。為什麼他們選擇在此時殺害郁達夫？顯然，郁達夫作為翻譯，曾經為日本人服務，掌握了很多日本人的罪行情報。這些情報在未來的國際審判當中，都將成為日軍彌天的罪證。於是，日本人想要毀屍滅跡。1945年9月，郁達夫被日本人綁架失蹤了，屍骨無存。他死在光明來臨之前最黑暗的階段，沒能親眼見到即將到來的勝利。1952年，郁達夫被新中國追認為烈士。

綜觀郁達夫的一生，可謂是一個純粹而正直的人。他沒有加入任何政黨，因為他的性格決定，他永遠都是孤軍奮戰，永遠代表著自己。然而，他始終心憂危亡的國家，為了挽救這個國家，毀家紓難，將後半生奉獻給抗日救亡事業，最後為這個國家獻身。郁達夫隱居南洋以及不幸殉難，對他人生而言固然是一場悲劇，卻何嘗不是一種求仁得仁的光輝之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