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深受皇祖康熙的影響，剛上任就廣開言路，彌補雍正留下的傷疤

乾隆登上清朝最高統治者的寶座，基本上是一帆風順的，他平平安安地度過了二十多年的皇子生活和十三年未變的密立儲君生活。此時，經過上百年統治歷程的大清帝國雖是一派繁榮昌盛的景象，卻也潛伏著各種社會危機。

乾隆繼位時，他所面臨的最大政治問題是：皇父雍正統治13年，雖然勵精圖治，果斷剛強，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由於實行鐵腕政治，打擊異己和懲治貪官污吏時手段嚴酷無情，誅戮宗室大臣。在其嚴猛的統治下，難免有不少人無辜被殺，橫遭迫害，不少人罰不當罪，使得家破人亡，還有不少人株連受累，含冤莫伸。

在這種倩況下，人們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禍從天降，為此惶惶不可終日。在這種情勢下，社會和官場中瀰漫著緊張氣氛和不安情緒，這對封建統治者來說並不是什麼好兆頭。乾隆已是成年人，生活在這個時代，必然對父皇的政治措施看得很清楚，有時他對父皇的猜忌冷酷也有所不滿，但當時作為一個皇子，他也不敢有什麼表示。

繼位初年，為了緩和緊張的政治氣氛，調節矛盾，改善各方面之間的關係，乾隆決定像其他君王一樣，以廣開言路為第一要務。繼位不到一個月，就下詔令文武百官輪班上奏，各抒己見，深籌國計民生之要務，詳酌人心風俗之攸宜。在這一點上，他是深受皇祖康熙的「君臣誼均一體」的影響。

乾隆在決定廣開言路之後，求言的詔旨不斷下發，「廣開言路，俾大小臣工皆得密封摺奏」。當時的乾隆初登大位，「外事總未經歷」，通過奏章既可以集思廣益，也可藉此了解屬下臣子的政治動向，以便採取相應的措施和方針政策，即下臣的言語「既可為萬人之助，而條奏之人，其識見心胸，朕亦可觀其大略矣」。

新皇帝的這一求言姿態和種種舉措，對於雍正時期長期處於壓抑狀態的群臣來說，他們無不能不為之感動。從此，一直沉寂的政治進諫重新活躍起來，官僚們紛紛上疏言事，一時間奏章紛呈，人言鼎沸，出現在乾隆面前的不僅是政壇議論紛紜的新景象，更多的是發現了他治國所需的新策略。

在給新皇帝乾隆所進的言論之中，有的規勸皇上注意君德——在都御史魏嘉淦在其所著的《三習一弊疏》中，告誡乾隆不要「喜諛而惡直……喜柔而惡剛……喜從麗惡違」，以致養成「喜小人而厭君子」的惡習。御史薛菹上奏要求皇上「講德性，謹好尚」。御史陳其凝上疏提出「二欲宜克，三私當省」。這裡的「二欲」是指心態之欲、耳目之欲；「三私」指懷安之私、好諛之私、近佞之私，希望乾隆勤於習古，克己力治，廣開眾人言路。

對這些正心修身的上疏，乾隆都予以接受。他說，繼位以來，「稍有餘閑，未嘗不稽續讀禮。」還說，「朕於六經諸史誦鑒研究，再三熟復，義理之精妙囿樂於探求，怠荒之覆轍亦時凜於炯鑒。」

在眾多的奏章中，乾隆發現被議論最多的還是群臣對他父皇雍正嚴苛政治的不滿情緒。因為乾隆早在為皇子時已有「寬仁」之譽，所以不少大臣為泄胸中之積悶，聲討嚴苛的弊端，要求朝廷調整政策，革除「弊政」以順應人心，怡樂民情。

雍正時期的嚴苛已不符合當時的形勢，雖然它曾促進了中央財政收入的增加，整頓了吏治，煞住了貪風，強化了中央集權，但任何事物都有物極必反的道理，一種政策不能一成不變，正如同不能一條道走到黑一樣。眾臣僚對雍正統治政治批評的範圍很廣，涉及用人、立政、行法等許多方面，有的言辭直率尖銳，有的還算是委婉溫和，但總之都有對嚴厲行政的不滿意。

在雍正帝剛去世一個月時，乾隆的老師、大學士朱軾即上疏要求改變雍正陳規，禁革「落地稅」等名目，停止田地之丈量與首報，尤其指責執法的部門和官吏在雍正嚴猛思想指導下，不惜用盡刑獄之能，並且以此為榮。

朱軾寫道：「乃有一等司刑之官，以嚴苛為才能，一案到手，不問是非，不計曲直，但云不如是必致上司駁詰，必如是乃可免大部吹求；贓私先酌數目，迫以極刑，罪案自定，供招諉之，伏法故生枝節，刻意株連，惟逞鍛煉之長，希著明斷之號；更可異者，凡屬員所定之稿，上司若行酌改，必系加重，不然，則不動一字，以為若一改輕，便似循私，不知必苟無私，何妨屢改，情罪未協，豈憚紛更？以此為避嫌之計，實有乖於執法之義。」

這段話簡直把「嚴苛」表現得淋漓盡致，說明雍正時期的官吏為博得嚴苛的美名，不惜斥公理於不顧，大加刑獄，株連無辜，以此來保全自己的地位。見朱軾的上書看來確是有些分量的。

曾被雍正發配充軍九年，後為江南道御史的謝濟世是一位深受雍正嚴猛政治所害的臣子。在他的上書中，他對雍正的一些關鍵性政治措施予以否定，斥其非王道，而是霸道。

與此同時，謝濟世還說了自己對目前政治形勢的看法。譬如他首先對雍正時實行的密奏制度有所置疑，說：「古之帝王冕床蔽自，黃黃占纊塞耳，惡之察也。語云：『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而無徒。』

自後也有密奏之例，小人多以此讒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被告者無由申訴，上下相忌，君臣相疑！無論捉風捕影，將無作有，就令其情真事實，而臣子陰私小過，亦非君父之所樂聞，恐唐虞好問好察，非此之謂也。請自今除軍機外，皆用露章，不許密奏。即或論列官壺，指斥乘輿，如唐魏徵之於太宗，後人美魏徵之能諫，未嘗不美太宗之能容。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安用密為哉？」這段話說出了秘密奏摺的危害，它容易讓人心互忌，君臣相疑，並以魏徵好諫，而太宗能容的古例來提出密奏不可有的主張。

此外，謝濟世還呼籲要依靠正式的渠道廣開言路。雍正帝時期國家大力提倡臣僚用秘密奏章的形式來充當耳目，對正式的科道從來都不重視，雍正本人也曾直言不諱地對科道官員說：「（朕）耳目甚廣，雖不恃爾等，但爾等身居言路，自當各顧體面，盡其職守。」

謝濟世則在這裡將雍正的不開科道言路比喻為「猶御膳不調，舍尚食而問之尚衣、尚寶及百執事也」。而通過科道廣開言路的具體作法：

一是嚴不言之罰，「將不言者放歸田裡或改授閑曹，則人知所懲矣」；二是恕妄言之罪，對言官之言，「言而當，褒美之，言而不當，亦伏容之，雖其中有結黨挾仇形跡，可疑者亦宜給之冠帶，不宜加以傻辱」；三是除文字忌諱，文字忌諱不但無益，而且使言路閉塞，「諛妄成風」。

謝濟世在上書中說：「臣請自今表奏及鄉會試出題，皆不拘忌諱，行見嘉言罔伏，且使天下後世謂我乾隆為寬大之朝，豈不盛哉？」

謝濟世最後意味深長地說：「若皇上必欲為堯舜之君，復斯世於唐虞之盛，莫若於《大學》《中庸》求之，《大學》言格物、誠意、正心、修身，《中庸》言慎獨、致中、和達德，行達道，聖功王道莫要於此，莫備於此。

舍此而別求天下之道，形未端而欲影正，源未潔而欲流清，以博覽廣聽為求言，以察言觀色為知人，以親庶務折庶獄為勤政，臣恐其為漢唐雜霸之治，而非二帝三王之治也。」

群臣對苛言統治的紛紛上書，堅定了乾隆推行寬大治國策略的決心，也加快了他調整統治政策昀步伐。他抓緊施行了一些寬仁的措施，當時就收到了較好的社會效果，經雍正十餘年嚴酷統治的士庶臣民，值此寬仁天下，無疑浴於春風之中，情懷暢怡。乾隆也自稱他自繼位以來，大小臣子「受朕寬宥之思，未嘗不感歡欣，俯抑舒暢」。

據當時臣子所寫的《嘯亭雜錄》記載： 「純皇帝（指乾隆）即位時，承先皇嚴肅之後，皆以寬大為政，罷開墾，停捐納，重農桑，汰僧尼之詔累下，萬民歡悅，頌聲如雷，吳中（指江浙一帶）謠有『乾隆寶，增壽考，乾隆錢，萬萬年」』之語。

乾隆初改以「寬仁」為特徵，他廣開言路，以增視聽，並以此為施政的根據和基礎。他是對雍正嚴猛統治的變革，也是乾隆青年時期政治理想的全面實踐，既是順應清朝專治條件下政治形勢演變的客觀要求，也源於新君沽名釣譽、樹立自己聖明形象的自私動機。

雖是這樣，但乾隆也不是一個平庸的君王。他年輕而極富理性，涉世不深但不失老成。在新政實行後，他敏銳地發現皇祖晚年的一些弊端在自己寬仁政策的推行過程中又重新暴露出來，歷史似乎總要陷於一些悲劇性的循環中。於是，乾隆又開始對自己的施政方針重新進行了反思，並著意再行新措，從嚴治理，以革除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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