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末期德國軍工：1944年產品足以裝備270個師

1942年2月13日，德國航空部大廳內，德國三軍以及工業界的經濟巨頭們齊聚一堂，迎來了新任帝國軍械部部長——經希特勒「欽點」接替托特（剛剛死於一次詭異空難）的阿爾貝特·斯佩爾。此時，莫斯科前線的德軍剛剛經歷了空前的慘敗，喧囂一時的「閃電戰」已全面退潮。而在後方，對長期戰爭準備不足的德國戰爭經濟同樣前景黯淡。會上，巨頭們承認：由於陸海空三軍之間的矛盾和糾葛，政出多門的軍備生產舉步維艱，且浪費成風，迫切需要一個總攬一切的領導者。

那麼，誰來當這個總頭呢？巨頭們當然不會把新來的門外漢斯佩爾放在眼裡，而提出讓深受戈林信任的航空部國務秘書米爾希統管一切。可是米爾希卻沒有接這個茬，因為這個老滑頭深知希特勒與斯佩爾的關係非同一般。接著，「門外漢」斯佩爾第一次站了起來，宣布希特勒有話對大家說。會議中止。

2月18日，會議再開於藝術研究院會議廳。此前，希特勒已經公開表態支持斯佩爾。多數巨頭見風轉舵，轉而附和「元首」的意見。最終，除海軍代表有所保留外，眾人一致同意授予斯佩爾全權。自此，德國戰時經濟步入「斯佩爾時代」。斯佩爾，這個從沒拿過槍的年輕建築師，成為出產成千上萬飛機坦克大炮和軍火的德國軍事工業的大總管。

戰後，西德經濟研究所對「斯佩爾時代」如此評價：「這就開始了德國軍火工業的新紀元——由於戰時環境的迫切需要而掀起了軍火工業的真正高漲。這種高漲首先是在工業中採取了新的領導方法的結果」。這些所謂的新方法包括：吸收年輕血液加入領導部門；由技術專家組成專門委員會和「瑞恩」組織。兩者的區別在於：前者將直接生產軍火的企業聯為一體，形成所謂的「坦克委員會」、「大炮委員會」等等；後者則是間接供應商（如金屬加工、電氣技術等等）的聯合。

由於採取了上述措施，「外行」斯佩爾領導下的軍工部門的基層實權反而落到了專家的手裡。但這僅僅解決了生產領域的部分技術問題，尚未觸及資源和原料分配不善的根本。眾所周知，為了避免激化國內矛盾，希特勒和納粹地方領導人堅持維持較高的消費品生產水平，致使分配給軍事領域的資源不足。雖然德國官方曾在1942年下令限制「非急需消費品」的生產，可是企業老闆們卻不打算錯過發財的機會，依然堅持大量生產傢具、玻璃製品和瓷器等等。

1943年9月，斯佩爾被任命為軍備與戰時生產部長，許可權從全國軍事經濟部門擴大到民用經濟部門。這就為進一步的通盤解決提供了可能。為了停止生產只對「行賄有用」的奢侈家用品，看上去文質彬彬的斯佩爾露出了獠牙！1943年10月6日，在波茨南召開的「省黨部領導大會」上，斯佩爾向納粹高官發出警告：如果各省不能在兩周內把民用工廠都轉為軍用，就將遭到嚴厲懲辦（當然是通過希姆萊的部門）。

雖然斯佩爾發了狠話，卻依然無法抵消希特勒和地方高官們維護消費品生產的決心。結果，從1942年到1943年，民用消費指數僅僅從81.5降為80.2。如果以1941年消費品生產指數為100，則1942年為90，1943年為94，1944年又是90。作為代價，1943年，軍火和軍用物資僅占整個德國工業的31.1%；1944年也只有39.8%。1943年，德國人僅用不到54%的鋼材來生產軍火（1940年只有49%）。同一年，用于軍工的有色金屬也僅佔總消費量的38.8%—80.3%。

斯佩爾雖然整日忙於安排生產調度物資，卻也不能對前線局勢的惡化不聞不問。據他自己的說法，早在1943年2—3月間——也就是斯大林格勒戰役剛結束時，他已經預感到戰敗的結局。但這絲毫不妨礙斯佩爾繼續積極地為希特勒工作。當後方士氣日益低落的1944年7月，斯佩爾還向希特勒建議，將V1和V2導彈的試驗拍成彩色紀錄片，以此給德國人打氣。可是希特勒卻害怕會泄密，結果僅作了小範圍放映。不過戈培爾和斯佩爾還是藉此發起吹噓「奇蹟武器」、「復仇武器」的宣傳運動。似乎只要把這類寶貝大量投入使用，戰局就會奇蹟般的逆轉。斯佩爾本人也親自上陣，在廣播里大吹特吹。

就這樣，野心勃勃的斯佩爾把這份能給他帶來巨大成就感的工作進行到了最後。通過他的努力，德國軍工產量翻倍增加。斯佩爾後來不無得意地指出：儘管空襲不斷，工業生產的上升勢頭依然保持到1944年秋季。這一年，新生產的武器足夠裝備200萬人，包括130個步兵師和40個裝甲師。德國經濟研究所算出的數字更高：僅1944年生產的軍火，就可以裝備225個步兵師和45個裝甲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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