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生髮展報告2016系列

圖片來源：Pixabay

前言：

社會不平等已經成為時下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社會不平等可以指收入、職業、教育、住房等諸多方面的不平等。本篇關注的是死亡的不平等，即不同社會經濟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群體在死亡風險上的差異。西方的眾多研究發現，社會經濟地位與死亡風險之間呈現負相關關係。

那麼對於中國的成年人而言，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是否與死亡風險相關？如果存在相關的話，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口通過什麼中間機制來維持較低的死亡風險？社會經濟地位與死亡之間的關係是不是會隨著年齡的增長有所變化？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不是會依死因而有所不同?我們利用在全國25個省市160多個區縣展開的「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數據來探索這一系列問題。該調查涵蓋全國約15000戶家庭的所有家庭成員。本篇的分析涉及到2010年基線調查中完成個人問卷的29,278名25歲及以上的成年人。在這些受訪者中，24,048名（82.1%）在2014年被再次訪問；863名（2.9%）在2014年調查前死亡；還有4,367名（14.9%）失訪。

撰文 | 駱為祥（復旦大學人口研究所副教授）

謝宇（普林斯頓大學Bert G. Kerstetter 66大學教授、北京大學「千人計劃」講座教授）

責編 | 文 姍、黃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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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生髮展報告 2016

系列1：中國的收入不平等下降了嗎？

系列2：中國的家庭財富不平等

發現一：社會經濟地位越高，死亡風險越低

在本文中，社會經濟地位是以受教育程度（小學及以下、初中、高中及以上）和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最低25%、中下25%、中上25%、最高25%）來衡量的。圖1、圖2分別展示了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口相對於受小學或以下教育的人口的死亡風險比、不同收入水平的人口相對於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最低25%人口的死亡風險比。

?圖1 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相對於小學或以下教育人口的死亡風險比

如圖1（只含有教育變數模型結果）所示，教育水平越高，死亡風險越低。相對於受小學或以下教育的人口，受過初中教育人口的死亡風險低26%，受過高中或以上教育人口的死亡風險更是低34%。在中國，受教育程度較高的成年人通過什麼中間機制保持較低的死亡風險呢？通過在模型中添加變數，圖1進一步考察了三類常見的中間機制：社會關係（包括婚姻狀況、社會交往）、健康行為和醫療服務的獲得。可以發現，如果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口擁有相同的社會關係，較高教育程度的人口優勢略有下降（含有教育和社會關係變數模型）。這意味著社會關係變數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不同教育群體在死亡風險上的差異。類似的，健康行為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不同教育群體在死亡風險上的差異，而醫療服務的獲得解釋力有限。比較這三類機制，健康行為是更為重要的中間機制，因為其解釋力最強。但總的來說，在中國，這三類常見機制的解釋力仍然非常有限，只能解釋不同教育水平人群死亡風險差異的15%左右。

如圖2（只含有家庭人均收入變數模型結果）所示，大體上收入水平與死亡風險負相關。統計結果顯示，位於家庭人均收入中下25%的人口與最低25%的人口在死亡風險上沒有顯著差別，但是更高收入家庭的保護性作用明顯。相較最低收入家庭的人口，生活在中上25%收入家庭人口的死亡可能性低22%，生活在最高25%收入家庭人口的死亡可能性更是低32%。在中國，較高收入人群在一定程度上通過踐行健康的行為、獲得更多的醫療服務保持較低的死亡風險，而社會關係變數並不能解釋不同收入群體在死亡風險上的差異。比較這三類中間機制，健康行為仍然是更為重要的中間機制。總的來說，在中國，這三類常見機制能夠解釋不同收入水平人群死亡風險差異的18%-31%。

?圖2：不同收入水平家庭成員相對於人均收入最低25%家庭成員的死亡風險比

發現二：隨著年齡的增長，死亡不平等下降

對於社會經濟地位對死亡和健康的影響如何隨著年齡的增長而變化，學界存在兩派觀點。

一派學者認為，這種影響隨著年齡的增長不斷減小，即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群體間的死亡和健康差異會不斷縮小。可能的原因是：

（1）隨著年齡的增長，特別是進入老年階段，個體面臨工作、失業等方面的壓力會減小；

（2）越到老年階段，決定健康程度和死亡風險的越是生物性因素；

（3）社會經濟地位低卻能活到老年階段的個體擁有某些健康特質，使得他們能一直保持身體強健；

（4）在發達國家，老年人享有一系列的福利，可以抵消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帶來的不利影響。

另一派學者認為，隨著年齡的增長，社會經濟地位對死亡和健康的影響會不斷增加。他們相信，在個體的整個生命歷程中，社會經濟地位對健康的影響不斷累積，因此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群體的健康和死亡差異隨著年齡增長而不斷擴大，老年時期的健康和死亡不平等要大於中年時期。

為了回應這個爭論，圖3展示了分年齡段（25-64歲、65歲+）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相對於小學或以下教育人口的死亡風險比。可以看出，在年輕人口當中，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間的死亡風險差異更大。譬如，在25-64歲人口當中，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的死亡風險是小學及以下教育程度人口的57%；而在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當中，這個數字是73%。

?圖3：分年齡段不同受教育程度人口相對於小學或以下教育人口的死亡風險比

?圖4：分年齡段不同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人口相對於人均收入最低25%人口的死亡風險比

類似的，圖4展示了分年齡段不同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人口相對於人均收入最低25%人口的死亡風險比。對於25-64歲人口而言，相較於家庭人均收入最低人口，中下收入、中上收入、最高收入家庭人口的死亡風險比分別為1.11、0.63、0.68。對於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而言，相對應的風險比分別為1.07、0.91、0.69。

無論從受教育程度還是從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來講，在25-64歲年輕人口中，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群體間的死亡風險差異更大。因此，我們的研究支持前一派學者的觀點，即隨著年齡的增長，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群體在死亡風險上的差異不斷縮小。儘管在中國，與老年人相關的社會福利水平不高，但是進入老年階段以後，社會角色的變化和生物性因素的作用增強使得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保護性作用減弱。因此，對於中國人而言，老年時期的死亡不平等要小於中、青年時期。

發現三：隨著疾病的可預防性增高，死亡不平等增大

隨著死亡水平的不斷下降，中國人口的死因結構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主要的死亡原因由建國初期的傳染性疾病變為現在的退行性疾病，譬如惡性腫瘤、心臟病、腦血管疾病、呼吸系統和消化系統疾病等慢性疾病。基於國際疾病分類標準（ICD-10）和中國目前的死因結構，我們將所有死因分為「惡性腫瘤」、「循環系統疾病」、「呼吸消化系統疾病」、「損傷和中毒等外部原因」和「其他」五類。

儘管社會經濟地位高的群體總體死亡水平較低，但在不同原因別的死亡水平上存在差異。具體而言，在惡性腫瘤和外部原因導致的死亡上，沒有證據表明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群體存在顯著的梯次差異。在循環系統疾病、呼吸和消化系統疾病導致的死亡上，社會經濟地位高的群體擁有較低的死亡風險。譬如，相比家庭人均收入最低25%的人群，人均收入最高25%的人群死於循環系統疾病的可能性要低59%。儘管受過小學或以下教育的人群死於呼吸和消化系統疾病的風險，與受過初中教育的人群相比，沒有明顯的差別；但他們死於呼吸或消化系統疾病的風險要明顯高於受過高中或以上教育的人群，兩者的死亡風險比為1：0.206。總的來說，社會經濟地位與更容易預防的疾病（譬如循環系統疾病、呼吸道疾病）導致的死亡有著更強的負相關。

結語

首先，在中國，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成年人口間存在明顯的死亡風險差異。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人口，其死亡風險較低。而他們之所以能夠保持健康優勢，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們擁有更多的社會支持網路、踐行更健康的行為方式、獲得更多的醫療服務。其中，健康行為的作用更為重要。這與西方的研究發現一致。不過，社會關係、健康行為、醫療服務的獲得對於不同社會經濟地位人口間的死亡風險差異的解釋力有限。對於消弭死亡不平等而言，未來我們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兩者之間的中間機制。

其次，社會經濟地位越高，死亡風險越低。這一結論適用於25-64歲相對年輕的人口，也適用於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然而，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老年人口間死亡風險的差異要低於年輕人口間死亡風險的差異。也就是說，隨著年齡的增長，社會經濟地位對死亡的影響逐步減弱。

最後，社會經濟地位與死亡風險的關係依死因的不同有所變化。在避免惡性腫瘤和外部原因導致的死亡上，社會經濟地位高的群體並沒有表現出一致性的優勢；然而，他們在避免由循環系統疾病、呼吸系統疾病、消化系統疾病導致的死亡上有明顯的優勢。

製版編輯：李赫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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