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倫政經，她發現中國學生最缺的是這項能力

天下 03-17

原文來自外灘教育微信公號（TBEducation），中國K12國際教育領先媒體。

中國學生在課堂上最缺乏哪項能力？

與西方學生相比，中國孩子往往更愛聽老師講，所謂「像海綿一樣吸收知識」

，而不愛提問或者討論。不愛提問和思考的背後，其實是批判性思維的缺失。畢業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社會人類學專業的張芳圓，回憶自己在英倫的求學經歷，提出高質量的提問不僅事關思維品質，也關係到能否與他人有效溝通、能否更好地探索外部世界。

「教育的真正目的就是讓人不斷地提出問題、思索問題。」這是哈佛大學的名言。然而，生活中我們常會聽到「

中國學生上課不會提問

」這樣的觀點。

在英國的課堂上，我感到東西方學生在提問的主動性方面有所差別，西方的學生會打斷老師的講課，向老師提問，但是主動在課堂上舉手提問的中國學生則相對較少。

為什麼要學會提問題？不會提問，好像也不影響我們升學、求職，但是善於提問的人，往往體現出知識獲取的主動性，也有可能具備更強的學習能力和動力。

提出一個好問題，意味著知識、經驗和觀念上可能即將要邁進一步，判斷力和決策能力得到加強。一旦我們獲得了最佳答案，更優的行動就蘊藏在其中。

從做筆記看西方學生的「淘金式思維」。

我在國外讀書的過程中，受到的一個挑戰就是

做筆記（taking notes）

。很多人會感到詫異：讀了這麼多年書，做筆記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嗎？事實並非如此。和西方學生相比，中國學生更擅長提取重點、概括總結和摘抄，但是西方學生更善於提問，並用問題來組織和梳理筆記。

▲ 本文作者曾就讀於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社會人類學專業

在人類學理論課上，我曾經和一個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念本科的南非女生Myriam分到一組。當時我們要準備一個口頭報告，我記得Myriam在我們的討論過程中，迅速在筆記本電腦上敲打，隨後展示出一個非常結構化的筆記。

這份筆記並沒有大段的摘抄，只有寥寥數語和一些箭頭等符號，根據她的思索，在有意義的問題引導下，通過重新尋找問題與問題之間的聯繫所建立起來的。

比如，在「儀式作為一種逃脫真實世界的方式」的觀點下，她寫下了問題「為什麼儀式的內容不被社會變遷所影響」，以及「不同的階層是如何使用儀式的」。

這樣的筆記記錄下了讀書過程中的思維過程，再看到筆記時能夠還原當時的思考。

與此相對，中國學生的筆記傾向於要點總結，在一個大主題下面，條理清晰地列出第一、第二和第三條，其他人拿到這樣一份筆記，由於重點突出，理解起來非常輕鬆。也就是說，

中國學生式的筆記是希望把書中的內容複製出來，方便以後回憶。

《學會提問》是一本教授我們如何進行批判性地閱讀和聆聽的經典書籍。該書總結出了上述兩種筆記方式所代表的兩種學習的思維方式，包括

「海綿式思維」和「淘金式思維」

。

「海綿式思維」來源於語文閱讀訓練、歷史答題訓練里所熟練掌握的提取重點、概括總結。相對而言，這種思維方式是被動的，它不需要你絞盡腦汁地苦想。這種思維體現在課堂上就是學生記錄老師上課講的重點，大多數時間是接受知識。

在閱讀中，採取海綿式思維的讀者會逐句地細讀，在關鍵詞和重點句子上畫上線，用彩筆做標記。但是，

這種思維方式有個致命的弱點，那就是對各種紛至沓來的信息如何選擇，它提供不了任何方法

。

「淘金式思維」能夠幫助你取捨信息，你得

帶著問題去聆聽他人的講話

或者去閱讀，這個過程充滿互動，你需要主動地參與進來。這種思維在課堂上的表現是，學生可以隨時舉手打斷老師的講話，提出自己的問題。

在閱讀中，採取淘金式思維的作者，他會提醒自己注意作者推理和論證中存在的問題，並在書本邊頁寫批註。不過，這兩種思維方式是可以互補的，對於中國學生而言，需要更多地練習「淘金式思維」。

討論課里的「發問者」角色

西方的教育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seminar，即研討課，其主要目的就是讓學生針對所學內容主動發問，通過老師和學生之間、學生和學生之間的腦力互動，加深對於一個問題的理解和認識。

參與討論的意義在於，你能夠檢驗自己對於文章的理解是否準確，也能夠從他人的觀點中獲得更富有啟發的洞見。這讓我感到，學習是一個互動、探索的過程。如果沒有與他人的腦力碰撞，自己也許就是在閉門造車。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人類學系的Adam Kuper教授上研討課有一個要求——學生不能對著筆記本電腦埋頭敲打筆記。「

你們要看著彼此，提問，討論

。」Adam Kuper教授的這種要求被視為一種嚴格的態度，提出問題在他看來很重要。

中式課堂里的「聽者」角色往往和西式討論課里的「發問者」的角色格格不入。不能提出很好的問題，往往會被同學認為是沒有真正理解文章的意思，以及缺乏自己的思考。因此，討論課上最受同學欣賞的往往是提出優質問題的學生。可以說，

西方的教育體系更欣賞有思想力的學生

——能夠對已有的知識和觀念進行篩選和評價，並在這個過程中形成自己的獨特觀點。

要想提出好的問題，需要準確地理解作者的論點，他想要對話的理論以及他論證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批判性地思考是貫穿始終的。我們之所以需要批判性地審視各種問題，是因為知識是人造物，它試圖趨近於真理，但它本身並不代表真理。科學特別是社會科學的發展進路，本就是後人不斷批判前人，不斷優化已有的範式和理論，擴充人們對於世界的認識的過程。

在英國的課堂上，

我沒有聽到過一個同學發言後老師會說「你說錯了」

。老師非常歡迎學生對一個問題展開不同方面的討論，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

當然，老師會在學生所說的基礎上進行補充，提出他自己的看法，這種對話是平等的，他並不是要把一種觀點強加給學生。在此過程中，學生和老師試圖尋求一個更優的解釋，而不是正確答案。

我們也許太習慣於接受和尋找正確答案了，

因此，西方的教學模式對於中國學生的挑戰在於，我們要丟掉「救生衣」

，完全依賴自己的學習能力和思考能力去解決問題，沒有正確答案可尋，也沒有什麼參考資料可以完全依賴。老師和同學的建議可以幫助你獲得更好的答案，但是他們都不能代替你自己的思考。

在國內，我們很難獨立思考，我們依賴教材，依賴學術權威，很少質疑學術權威的話，甚至把一些學術大牛神化，把教材視若神明，奉為圭臬。

但是在西方，沒有什麼學者敢說自己提出的理論是在所有情境下適用的，正是後繼者通過對前人例如馬克斯·韋伯、馬克思等人的批判和反思，才使得這些學者所創建的流派得以延續，充滿生命力。可以說，不值得批判的理論和觀點本身就是沒有什麼價值的。

批判意識在在英文學術寫作中也能體現：

一個好的論點要求是可爭論的（debatable）

，不可爭論的論點沒有什麼價值，說了就像沒說一樣。

比如「污水排放對於環境有害」這樣一個題目類似於空話套話，讓人難以辯駁；而「30%的政府資金應該用於限制排污」的觀點就容易被提出質疑：為什麼是30%而不是40%？為什麼應該用政府資金而不是來自於企業資金？為什麼是限制排污而不是限制其他有害物？這兩個觀點相比較，後者雖然可能更容易被駁倒，但是更有價值（因為所有科學命題都要有可證偽性）。

不過，能夠提出不同意見或批判他人的觀點，就一定具備了批判性思維嗎？

這裡要警惕一種現象叫做「為了批判而批判」

。「為了批判而批判」，某些時候是為了捍衛自己的觀點，但自己的觀點就不值得被懷疑嗎？

思想封閉的人不能批判地看待自己的觀點，以自我為中心，體現出弱勢批判性思維。而思想開放的人表現為強勢批判性思維，強勢批判性思維的思考者追求客觀公正，他們一視同仁地對待所有主張，也包括質疑自己的觀點。

從課堂內到課堂外：提問是一種軟實力

當東西方人坐在一起聊天時，有時候我們會假定對方持有一種屬於他們的文化價值觀。比如西方人可能覺得中國人更加集體主義，中國人可能會覺得西方人更加個體主義。當不同國家的人走到一起，產生觀念的碰撞之時，我們會去審視對方的觀念是否吻合我們對於對方的想像。

這背後隱藏著價值觀的力量。價值觀像一個籠子

，我們每個人身處於自己價值觀的牢籠中，但我們不一定意識到它的存在。價值觀是什麼？價值觀指的是人們認為某些相互對立的價值觀中一個比另一個更重要。人們常常會選擇一種價值觀而排斥另一種價值觀。

比如有人會說在一線城市追求夢想更好，有人則會傾向於在二三線城市做享樂派，這不過是價值觀上的不同。不過，一個人的價值觀不是固定不變的，它是依情境和問題而變的。比如一個人如果認為自由選擇比集體幸福更重要，但是當他看到國家、集體的利益受到損害時，也許也會奮不顧身地提出抗議。

但我們不一定意識到價值觀對我們的強大影響。我們期待新聞是客觀和價值中立的，我們假定學術也是客觀和科學的，但是實際上，無論是新聞報道還是學術，都很難擺脫價值觀對它們的影響。

例如，在研究東亞文化時，西方學者慣用西方的宗教信仰、政治模式和經濟模式來解釋東亞國家的問題。薩義德的東方學（Orientalism）則揭示了這種現象背後的價值觀，他批判那些西方研究者的歐洲中心主義（Eurocentrism），指出這種從歐洲的立場和角度看待和評價其他國家是一種西方的學術霸權。

所以，不同的觀點隱藏了不同的價值觀假設。那麼，對於觀點中隱藏的價值觀假設，我們該如何辨別？

其一，我們要了解，不同的話題本身就蘊藏著價值觀衝突。例如，姐姐早戀了，如果父母向我求證，我該不該告訴父母？告訴父母的話，我違背了忠實於姐姐的原則；不告訴父母的話，我違背了誠實的原則。這說明，我們要意識到問題本身就蘊含著矛盾性觀念，我們的選擇總是有利有弊。例如，獨生子女遠離父母是否合適，這裡面就蘊藏了個人追夢和孝道之間的矛盾，無論我們心中的天平偏向哪一端，魚和熊掌難以兼得。

其二，不同身份背景的人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會有不同的價值觀假設。例如對於滴滴打車的出現，的士司機可能認為弊大於利，因為滴滴打車影響了的士司機的生意，的士司機是這個論題的利益相關方。

《批判性思維》一書指出，多數情況下，利益無關方比利益相關方更可信。這種推理方式在調查性新聞採訪中被廣泛採用，因為記者要判斷被採訪對象是不是有偏袒地呈現有利於自己的觀點，需要判斷被採訪人是直接利益相關方，還是間接利益相關方、利益損害方或者利益無關方。無論他是前三者中的哪一方，他的觀點都有可以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