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容——從胡適與魯迅對髮妻的不同態度想到的

胡適幼年喪父，由母親馮順娣養育成人。他的婚姻是母親包辦的，沒有徵求胡適的意見。訂婚時胡適13歲，妻子江冬秀14歲。當時，自由戀愛風氣方興未艾，很多留學生回國的第一件事就是解除婚約或休妻。但胡適並未毀掉婚約。他後來在日記中寫道：「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責備，必然比什麼痛苦都難受。」胡適不願傷母親的心，也不想傷害江冬秀。他認為，包辦婚姻毀婚，受害者都是女性，而這個女子自身並沒有錯。

1917年，26歲的胡適從美國留學回來與江冬秀成婚。第二年胡適的母親臨終時，最後一句話是：「很高興活著看到兒子從海外歸來，見到他和冬秀結婚，聽到他們即將得子的消息。」

胡適在美國留學期間，曾督促未婚妻多讀些書，但結婚之

後，江冬秀就懶散了。所以她的水平也就停留在看小說的檔次，多餘的時間是打麻將。胡適和江冬秀的陰曆生日是同一天，1920年的生日，興緻勃勃的胡適寫了一首詩獻給妻子，江冬秀卻說：「哼，又做什麼詩了！」要不是胡適搶得快，這首詩又被她撕毀了。

滿腹經綸的留洋學者，卻娶了沒有文化的小腳女人。朋友們都替胡適惋惜，陳獨秀拍著桌子要胡適離婚。

胡適少年得志，一表人才，風度翩翩，溫文儒雅，很有親和力，曾令無數的女孩子傾倒。江冬秀還曾幫助胡適整理過這些女孩子的情書。一個女生因思念胡適不能自已，跑來向江冬秀哭訴。民國總理（熊希齡）夫人朱其慧的侄女朱毅農，為胡適害單相思而發瘋發狂，最終在煎熬中去世。

胡適生命中的女性，除了髮妻江冬秀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韋蓮司和曹佩聲（又名曹誠英）了。

1914年，胡適在康奈爾大學讀書時，認識了地質學教授的女

兒韋蓮司。她比胡適大6歲。熱戀中，韋蓮司曾問及胡適的選擇。胡適說：「我於家庭之事則從於東方，於社會國家政治之見解則從於西方。」胡適回國後，二人陷入了離別和相思中。韋蓮司終身未婚，她是胡適精神上的知己，她曾對胡適說：

「你不僅屬於中國，你屬於整個時代和時代里的危局。在一定的範圍里，你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像奇蹟一般，你回答了時代的需要。」

「當前各國正熱衷武器競賽和戰爭，此時是否應該有個人出來，改變人們的看法，讓武力的使用朝向另一個有利方向呢？你屬於全世界。」

魚沉雁斷經時久，未悉平安否？萬千心事寄無門，此去若能相遇說他聽：朱顏青鬢都消改，惟剩痴情在。念年辛苦月華知，一似霞棲樓外數星時！

這首《虞美人》寫於1943年，是復旦大學教師曹佩聲因思念胡適而作。著名詩人汪靜之《惠的風》中的思慕對象，就是曹佩聲。她出身富商家庭，是胡適的遠房表妹、江冬秀的伴娘。她與

丈夫胡冠英是指腹為婚，但因長期在外讀書而未能生育孩子，和婆家發生矛盾。受新思想影響的曹佩聲與丈夫解除了婚姻關係。在杭州，胡適和曹佩聲，這兩個婚姻都不如意的老熟人很快陷入情網。胡適稱那段日子為「煙霞山月的神仙生活」。據說，《嘗試集》中後面的情詩大多為曹佩聲而作。

胡適經常帶著曹佩聲會見徐志摩、陶行知等朋友，但世人長期不知曉這段戀情，可見朋友們對胡適的愛護。後來可能因為徐志摩不小心說漏了嘴，這件事情才被江冬秀知道了。胡適非常希望和曹佩聲結婚。在曹佩聲懷孕時，胡適向江冬秀提出了離婚。江冬秀以殺死三個孩子相威脅，胡適只好作罷。曹佩聲是胡適一生用情最深的女子。但胡適認為：戀愛不同於婚姻，戀愛是兩個人的事，可以感性；而婚姻則關係到雙親和子女，必須理性。

曹佩聲後來留學美國，選擇的學校與專業和當年的胡適一模一樣。此後曹佩聲一直未婚。1973年她去世後，遺體由上海運到安徽績溪的旺川公路旁安葬，這條公路直通胡適的老家上庄村。

值得一提的是，胡適曾請求韋蓮司照顧前往康乃爾大學深造的曹佩聲，韋蓮司也答應了。而1962年胡適去世後，韋蓮司和江冬秀也成了朋友。9年之後，空候一生的韋蓮司在一個小島上孤獨地死去，遺物里完好無缺地保存了胡適的書信和稿件。

胡適和江冬秀相伴終身。胡適去世，蔣介石送了一幅輓聯：

「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

同為包辦婚姻，魯迅的髮妻朱安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1899年，21歲的朱安與小她3歲的周樹人訂婚。朱安生長在富裕的商人家庭，而周家則已家道中落，境況拮据。對於「老姑娘」朱安來說，這樁婚姻是有些不得已的選擇。7年後，25歲的周樹人在日本得到母親病危的消息，回到家裡，卻發現是騙局：他被家人安排與朱安成親。新婚第二天，新郎單獨睡進了另一個房間；第三天，新郎離開家鄉紹興，回到了日本。

3年後的1909年，迫於家庭經濟壓力，周樹人從日本回到紹興教書，雖然學校離家不遠，但他還是決定住在學校。

周樹人常對人說：「朱安是我母親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 由於丈夫長期不和自己同房，朱安一直沒有生育。1914年，已經36歲的朱安寫信建議丈夫納妾，希望能夠生下一兒半女。周樹人接信後，沒有回信，只在日記中寫下「頗謬」二字。

朱安身材瘦小，相貌普通，是個符合三從四德規範的傳統女

子：小腳，不識字，擅長針線女工及烹飪，脾氣溫和柔順。朱安未能贏得丈夫的歡心，卻很得婆婆魯瑞的喜愛。1919年，41歲的朱安隨婆婆遷往北京，跟隨周樹人、周作人兄弟一起生活。

4年後，周氏兄弟決裂，周樹人被迫遷出北京八道灣。當時周樹人給了朱安兩種選擇：留在八道灣，抑或回紹興娘家。兩種選擇無疑都將把朱安逼上絕路。兄弟二人既已經鬧翻，周作人憑什麼要讓大嫂住在自己家中呢？假如朱安回到紹興，不就就成了不容於夫家的棄婦？朱安提出：周樹人遷居後總要有人照應生活，她願意負起這份責任。不久，周樹人肺病發作，朱安悉心照料丈夫，真正第一次有機會和丈夫單獨相處。這大概也是朱安婚姻生活中最幸福的日子。

但隨著許廣平的出現和「三一·八」慘案的發生，這短暫的幸福轉瞬即逝。許廣平比魯迅小17歲，是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學

生自治會總幹事，也是講授「中國小說史」的講師魯迅的忠實粉絲。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為躲避段祺瑞執政府的追捕（這是傳統的說法，據朱大可博文，1926年，在聽說衛隊開槍打死學生之後，段祺瑞發出一聲長嘆，「一世清名，毀於一旦」，他趕到現場，向死難者的屍體下跪，為表示懺悔，段祺瑞此後素食終生，最後死於營養不良），許廣平躲進了魯迅家中。兩人很快墜入情網。同時，魯迅也上了政府的黑名單。為避開危險，魯迅和許廣平一起離開北京南下。不久二人公開同居。1930年，許廣平生下兒子周海嬰。

1936年10月19日，魯迅病逝。其後朱安和婆婆魯瑞的日常開支由周作人和許廣平接濟。

1941年12月15日，日本人為獲得上海抗日文化人士的情況，逮捕了許廣平，嚴刑逼供。來自許廣平的接濟斷了。

1943年4月22日，魯迅的母親魯瑞逝世。周作人把每月的15元轉給了寡嫂朱安。但這遠遠不夠年老體弱的朱安日常開支。周作人建議她賣掉魯迅的藏書度日。兩名魯迅先生的粉絲前來制止此事，責備朱安。朱安說：「你們都說要保護周先生的遺產，我也是他遺產的一部分，你們想過我嗎？」

抗戰勝利後，周作人被判為漢奸，許廣平回北京收拾魯迅遺物，與朱安在魯迅舊居同住了一個月，朱安非常珍惜這段相處的時光。

1947年6月29日，朱安在北京病逝，終年69歲。這個卑微的女人沒能如願葬在上海他丈夫周樹人的墓旁，而下葬在了北京她婆婆魯瑞的墓旁，墳上沒有任何標記。

不難看出，魯迅一生中真正的愛情體驗是許廣平帶給他的。魯迅的小說《傷逝》就寫作於他和許廣平戀愛時。如果說，《傷逝》中的子君有許廣平的影子；那麼，祥林嫂、吳媽等形象就有朱安的影子。祥林嫂、吳媽等形象，本質上就是魯迅筆下的女性阿Q。魯迅對他們的態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魯迅一生對髮妻朱安的冷漠，顯然與此有關。

胡適和魯迅對髮妻的不同態度，源於二人不同的思想認識和文化涵養，源於二人不同的受教育背景。

記得當年讀中學，有一篇魯迅文章叫《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費厄潑賴」即英文「fairplay」，意思是「公平競爭」。為什麼魯迅先生反對公平競爭？當年懵懵懂懂，確實沒搞懂。現在重讀這篇文章才明白：

魯迅一生以救治國民靈魂為己任，自然眼中常看到國民的病態，常看到殘酷的鬥爭環境下敵人的卑劣與兇殘。面對趙太爺和「假洋鬼子」之流，魯迅先生變得「怒目金剛」，主張「一個都不寬恕」，當然不願意和他們談什麼「公平競爭」。而面對滿眼的阿Q和吳媽，魯迅先生絕望之際，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何來什麼「公平競爭」。

因此，在《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中正平和之人被魯迅描繪成了「哈吧狗」和「落水狗」：

「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因此也就為闊人，太監，太太，小姐們所鍾愛，種子綿綿不絕。」

「要普遍施行『費厄潑賴』精神，我以為至少須俟所謂『落水狗』者帶有人氣之後。」

魯迅這種偏激的思想認識，當然會影響他待人處世的態度。雖然他晚年（1932年）也意識到「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同時，還應「俯首甘為孺子牛」，但早年的朱安顯然是未能享受「 孺子」待遇的。

魯迅這種偏激還與他的受教育背景有關係。留學日本的人，如李大釗、陳獨秀、錢玄同等，多偏於激進。李大釗、陳獨秀的激進，眾所周知；罵古文大家為「妖孽」「謬種」的，就是錢玄同。當年，這些留日青年目睹日本的迅速崛起，又受到日本民族激進性格的影響，急於為中國找到一種包醫百病的主義，而不願意走一條緩慢的改革之路。當時蘇聯宣布放棄沙俄時代在中國取得的特權，讓不少中國知識分子對蘇聯產生了好感。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巴黎和會上的表現，讓李大釗等很多知識分子仇視資本主義，轉向激進的共產主義。

關於激進主義對中國的影響，南開大學教授李新宇說：

「歷史沒有理由要求從血泊中站起來的反抗者以平和的態度走向漸進的變革之路。而一旦走向暴力革命，就必然要更多地藉助傳統資源，並最大程度地遷就和迎合古老傳統之下形成的國民性。翻身的強烈願望必然像救亡的迫切任務一樣，衝擊著知識分子的啟蒙使命，延緩著文化的現代化進程。」

「黨國混淆，以黨治國，說穿了，不過是把黨變成了奪天下、坐天下的團伙。」

欲速則不達。激進的思想，會讓人更加對現實不滿，從而陷入偏執與絕望。從魯迅的作品集名稱，就可以發現這種偏執與絕望的痕迹：《吶喊》(鐵屋子裡率先吶喊）《彷徨》（而後內心彷徨）《野草》（而後滿目野草）《墳》（而後滿眼是絕望的荒墳）《三閑集》《二心集》《而已集》……

如果說，魯迅是烈酒，是重慶火鍋，是芥末，既讓人痛快淋漓，也讓人悲觀絕望——吃多了無疑會傷胃；那麼胡適就是純凈水，是新鮮空氣，是柴米油鹽醬醋茶。胡適的常識和理性，是正常社會不可或缺的。

胡適留學美國，不主張激進而血腥的革命，崇尚英美漸進改良的方式，認為中國的問題，必須一點一點地解決。當人們都熱中於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時，胡適卻說，我們真正該打倒的「是貧窮，是疾病，是愚昧，是貪污，是擾亂」。對「五四」學生運動，胡適同情理解但並不支持學生上街。因為在政治正常的美國，有議會，有議員，不需要青年學生擔起救國的重任。只有在沒有成年人負責的政治體制下，才會有青年學生為國家前途奔忙。胡適反對青年犧牲個人自由去爭取國家的自由。他說：

「為個人爭自由就是為國家爭自由，爭取個人的人格就是為社會爭人格。真正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基於這種認識，胡適尊重每一個生命，對人和易平正，真心關愛他人而不求回報。人們都喜歡說「我的朋友胡適之」。

林語堂留學美國和德國時，經濟拮据，胡適分別給他寄過500美元和1000美元，林語堂一直認為是北大支助他的，後來才知道是胡適自己陶腰包。當時胡適的月薪不過300銀元，而胡適從未向人提及此事。

張申府是著名學者張岱年的哥哥，也是周恩來、朱德和張國燾的入黨介紹人。他留法期間，曾開口向胡適求助，胡適如數資助。

周汝昌不是胡適的學生，也沒有見過胡適。他剛在紅學上嶄露頭角時，曾向胡適借一罕見的《紅樓夢》孤本，胡適毫不猶豫地把這希世珍寶借給了他。

《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之一高一涵，是胡適同鄉，長期住在胡適家裡。他和陳獨秀一樣，喜歡逛妓院，並且帶回來一個妓女。胡適叮囑妻子，不要歧視這個妓女，要尊重她，因為高一涵單身一人，需要有人照顧。

當然，在家庭負擔較重的背景下，魯迅也曾4元5元地幫助青年學生，並無償幫學生改稿。但後來學生和他分道揚鑣時，魯迅就忍不住罵他們忘恩負義了。

胡適是白話文運動的發起人，章士釗則是白話文的激烈反對者。但二人後來一笑而和。章士釗贈給胡適一首白話詩：

你姓胡來我姓章，你講什麼新文學，我開口還是我的老腔；你不攻來我不駁，雙雙並坐各有各的心腸！將來三五十年後，這個相片好做文學紀念看。哈，哈，我寫白話歪詞送把你，總算是俺老章投了降。

而胡適則贈給章士釗一首文言詩：

但開風氣不為師，龔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開風氣人，願長相親不相鄙。

對他人尚且如此寬厚，胡適對髮妻的態度也就不難理解了。

1922年，17歲的末代皇帝溥儀在宮中閑得無聊，給胡適打了個電話。胡適去見溥儀，輿論嘩然，多說胡適有封建臣民情結。胡適回應說，自己不是把溥儀當成一個皇帝，而是把他當作一個寂寞可憐的少年，把他當作了一個人。

兩年後，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把溥儀趕出皇宮，並廢除優待條件。胡適非常氣憤這種毀約行為。當年清庭和平退位，不知避免了多少生命的傷亡和經濟文化的破壞。而今，政府和官員崇尚權謀，言出無信，乃是中國特色；契約精神的缺乏，正是中國現代化步履維艱的根本原因。胡適說：

「你們只知道『皇帝的名號不取消，就是中華民國沒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的名號取消了，中華民國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一個民國的條件多著呢…… 在一個民國里，我偶爾說兩句不中聽、不時髦的話，並不算是替中華民國丟臉出醜。等到沒有人敢說這種話時，你們懊悔就太遲了。」

這就是胡適一生崇尚的寬容最本質的內涵：

「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沒有了對異見的寬容，也就沒有了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別的自由當然就無從談起。伏爾泰說：「我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要堅決捍衛你保留自己觀點的權利。」說的也是這個意思。羅素說：「豐富多彩乃是幸福的本原。」沒有了寬容，就沒有了思想文化的豐富多彩，就陷入了思想專制的桎梏中。事實上，在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時，胡適也是清醒的：

「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決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讓人不禁嘆息的是，正是激進而短暫的五四政治運動，破壞性地終結了漸進而長遠的五四新文化建設。後來的革命與救亡，既須要迎合被魯迅等人激烈批判過的國民性，從而導致了新文化運動的倒退；又須要強有力的領導，須要步調一致，消除異見，從而導致了新一輪的專制與獨裁。

1925年11月，共產黨領導群眾遊行，有人放火燒了北平《晨報》（魯迅的《阿Q正傳》最初就發表在《晨報》副刊上）報館。胡適為此寫信給陳獨秀：

「不容忍的空氣充滿了中國。並不是舊勢力的不容忍，他們早已沒有摧殘異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為最新人物的人。……我怕是這種不容忍的風氣造成之後，這個社會要變成一個更殘忍、更殘酷的社會，我們愛自由、爭自由的人，怕沒有立足容身之地了。」

可貴的是，陳獨秀晚年對自己曾經的激進進行了全面反思，意識到了毫無寬容的激進與斯大林式獨裁的必然聯繫。不幸的是，胡適的擔憂在後來真的成了現實。時至今日，寬容依舊是中國的稀缺資源，憲政依舊千呼萬喚而難覓蹤影，科學與民主依然是中國思想界未竟的主題。

李敖在《播種者胡適》一文中寫道：

「顯然的，以胡適今天所處的地位來看，他還不是一個過時的人。……一個稍有現代化頭腦的人，一看就知道胡適思想只不過是一個『開放社會』（open society）所應具有的最基本的必要條件。說他叛道離經則可，說他洪水猛獸則未必。基本在某幾點上，我們還嫌他太保守、太舊式，想不到這些平淡無奇的起碼言論居然還不為人所容，這真是中國社會的大悲哀！」

新聞工作者熊培雲說：

「忽略真正的文化和教育，僅靠幾個先知先進帶著群盲打打殺殺瓜田分地殺資本家，僅圖一時一勢的革命，是不能真正改良社會的。革命到底是解放人的事業，而不只是解放豬圈裡的牲口，讓它從張家的院子跑到李家的廚房。」

「錯過胡適，中國錯過了一百年。」

（轉載文，謝謝作者辛苦之作，不便處立即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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