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第二天，蔣介石向張學良索要「對日作戰計劃」 | 短史記

文史 03-19

短史記微信號：tengxun_lishi

文 | 諶旭彬

檔案的開放，是界定歷史坐標的先決條件。筆者近日於戴笠檔案中偶見幾則與張學良有關的密電，涉及西安事變中張所繳獲的蔣介石文件的去向。此事筆者此前從未聽聞，故將這幾則密電照錄於此，並略作補充說明。相信這些材料，應該可以加深今人對西安事變的理解。

蔣介石向張學良索討「重要文件」

1937年7月8日，也就是「七七事變」爆發的次日，戴笠致電劉乙光，要他向被軟禁中的張學良轉達蔣介石的意志，交回張於半年前的西安事變中拿走的「重要文件」。密電全文如下：

「溪口雪竇寺招待所劉乙光同志。密。譯呈副司令鈞鑒。晚於東日抵牯嶺寓柏林路卅一號。奉委座諭轉達副座，速將前取去之重要文件如數檢還。特電奉呈，如何，乞即示復。晚戴笠叩。庚未。」①

這些「重要文件」具體是什麼東西呢？7月16日，戴笠在給鄭介民的密電中，略有提及。密電全文如下：

「限即刻到南京。密。傑夫兄賜鑒。校座去年在臨潼被張漢卿取去之秘密文件，如對日作戰計劃、國防部組織草案，及其它公私之函電等，校座迭次囑弟向張索取。張迄未檢還。日前弟復致電向張催索，昨得張複電，囑弟派一極可靠人員會同趙四小姐持張之親筆函向各有關係人索取。弟因此人須絕對忠實而可靠者方可前往，故昨已面陳校座，請兄前往，當蒙諭准。弟刻已電告張矣。請兄即撥冗赴滬至法界高乃依路一號，偕同趙四即往溪口晤張，取得親筆函後，即同趙回滬分頭索取為荷。趙四處已另電為兄介紹矣。弟漢清叩。敘午。」②

據該密電可知：1、西安事變中，張學良從蔣介石處繳獲了諸多秘密文件，包括「對日作戰計劃、國防部組織草案，及其它公私之函電等」；2、蔣介石獲釋、張學良被軟禁後，這些秘密文件，仍控制在張所信任的人手中，蔣多次命戴笠向張索取，張一直沒有交還；3、七七事變爆發，蔣於次日再命戴笠向張索取，至16日左右，張終於答應，可以由趙四小姐拿著張的親筆信函，引領戴笠指定的「極可靠人員」前往密件收藏者處索取。4、戴笠向蔣介石推薦，由鄭介民與趙四小姐接洽。

同日，戴笠密電上海的陳質平，要他向趙四小姐轉達，南京方面將派鄭介民前來與其接洽。密電全文如下：

「上海古拔路249陳質平先生。密。即轉高乃依路一號趙四小姐惠鑒。茲尊漢卿先生之囑，謹介紹鄭介民君前來同赴溪口面商一切。笠叩。銑。」③

同日，戴笠密電張學良，通知其將派鄭介民前來取回「對日作戰計劃、國防部組織草案及其他公私函電」等秘密文件。密電全文如下：

「溪口雪竇寺招待所劉乙光兄。密。譯呈副司令鈞鑒。佳電早已奉悉。因華北情勢緊張，晝夜紛忙，致遲奉復，甚歉。茲遵派鄭介民同志送四小姐前來面商查取委座文件事宜，

因對日作戰計劃、國防部組織草案及其他公私函電等，均為委座急須取回之件也

。晚戴笠叩。銑。」④

遺憾的是，筆者未能在「戴笠檔案」中查詢到此事的進一步後續。⑤考慮到張學良在淞滬會戰期間，一度寄望於蔣介石能重新啟用自己，前述「對日作戰計劃、國防部組織草案及其他公私函電」，張應該已經交還給了蔣介石，否則張當不致有此等期望。⑥

圖：戴笠致電鄭介民，請其與趙四小姐交涉，取回張學良手中的秘密文件

蔣索要的，可能是一份關於淞滬杭地區的作戰計劃

戴笠檔案中的上述密電，所提到的「對日作戰計劃、國防部組織草案」，究竟是何種內容呢？

國民政府確實秘密制定有多份對日作戰計劃。

1935年擬有《1935年度防衛計劃大綱》。1936年又擬有《1936年度國防計劃大綱》。該大綱決定以四川為抗日之總根據地；劃定五道自北向南的「抵抗線」；認為與日本開戰的時機，「最好是預想敵國在西伯利亞酣戰時」，國軍趁機突入東北收復失地；若無此良機，「則抗戰區內之國軍儘力抵抗，求時間之餘裕，以待國際間之變化」，亦即持久戰。

1936年底，國民政府參謀本部又奉命擬定《民國廿六年度國防作戰計劃》，至1937年1月完成「甲案」、「乙案」兩份草稿，3月修訂完畢，呈送蔣介石審閱。此兩案預測，若日本對華北、綏遠、山東、福建、淞滬等地有進一步的侵略行動，則中日將全面開戰。其中，乙案對戰事較為樂觀，多言及對日軍之攻勢；甲案較為保守，強調利用預設的國防陣地，節節抵抗，以持久戰求得最後之勝利。以上各「國防大綱/作戰計劃」，均涉及日軍投入兵力及作戰方式的預估、國際環境的判斷、國軍力量的統計、防區的劃分、國防工事的修築、交通通信衛生治安的準備……相當完整。有學者評價，「及至盧溝橋事變發生，當局實際上已基本完成了（1937年）《計劃》中所擬各項主要任務」。⑦

顯然，1935、1936年度的「國防計劃大綱」已經過時，蔣不會需要這兩份文件。《民國廿六年度國防作戰計劃》，確實是蔣在「七七事變」後所急需之物，但該計劃完成於1937年3月，早已呈遞給蔣，並不在張學良手裡。

據筆者推測，蔣介石向張學良索要者，可能是一份局限於淞滬杭地區的作戰計劃。

1936年9月24日，因成都事件，日本政府對華提出苛刻要挾（如劃北方五省為「緩衝區域」，實施「自治」，南京中央政府僅保留對五省的「領土宗主權」；在中國全境實施中日「經濟提攜」），

蔣介石曾電告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命其籌劃南京、上海、武漢一帶的對日作戰準備

——「據昨今形勢，日方已具一戰決心，務令京滬漢各地，立即準備一切，嚴密警戒，俾隨時抗戰為要。」同日，蔣亦電告上海市市長吳鐵城，命其與何應欽合作，擬定上海地區對日作戰的具體計劃——「積極戒備，以防不測，並與何部長切實規定具體計劃，但對外應力持鎮定，勿示張皇」。11月24日，因日軍進攻察綏，蔣介石又致電朱培德、何應欽，「

指示應預備察綏事態之擴大，須準備一切，京滬與滬杭兩方面尤應積極工作，並作進兵吳淞準備。

一面與外交部切商絕交手續。」⑧

自1936年10月22日抵達西安，至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蔣介石一直在北方巡視，未曾返回南京。

這兩個月里，何應欽等人所草擬、經蔣審閱修改後的關於「京滬漢各地」、「京滬與滬杭」、「吳淞」的作戰計劃，仍被蔣帶在身邊。張學良從蔣身上繳獲這些作戰計劃。是完全可能的。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8日，蔣命戴笠向張學良索要「作戰計劃」。同日，據蔣介石日記，蔣正在考慮「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逼使我屈服乎？抑將與宋哲元為難乎？迫使華北獨立乎？我之決心應戰，此其時乎？」並下令孫連仲等部準備動員，「長江沿岸戒嚴」。⑨

蔣介石向張學良索要的「國防部組織草案」，亦有跡可尋。

據「國史館」所藏「蔣中正總統文物」，1936年11月21日，軍政部部長何應欽曾向蔣呈遞過一份「國防部組織草案」，蔣對該草案亦有所修訂。張學良所繳獲的「國防部組織草案」的版本，未必是「國史館」所藏版本，但二者肯定有所關聯。⑩

圖：何應欽等人1936年擬定的「國防部組織草案」之目錄

張學良為何遲遲不歸還這些文件，尚不得而知

蔣介石獲釋後，公布了許多宣傳材料，如《對張、楊的訓詞》、《西安半月記》等。

這些材料均隱去了「對日作戰計劃、國防部組織草案」在張學良手中的信息。

如《對張、楊的訓詞》中僅模糊地說：張、楊二人已看過蔣「兩月來之公私文電及手擬稿件」和「手草之各種建國計劃及內政、外交、軍事、財政、教育等各種政策與方案」，理當發現其中「是否有一言一字不為國家而有自私」；《西安半月記》則僅稱張學良已閱讀了「委員長之日記及重要文件」，然後領悟到了「委員長對革命之忠誠與負責救國之苦心，實有非吾人想像所能及者」。

這種模糊化的處理，顯然是不欲刺激日人釀成不必要的衝突

，並不難理解。

使人難以理解的是：

西安事變後，軟禁中的張學良，為何仍繼續長期持有從蔣介石處繳獲的「對日作戰計劃、國防部組織草案及其他公私函電」，而未主動將其交還，以致蔣多次命人向其索要？筆者尚未發現任何材料，可以解釋這個問題

——張學良晚年留下了多種口述回憶資料，一再談及自己因發動西安事變而讀到了蔣介石的日記；但卻無一字言及自己曾長期扣留蔣介石的「對日作戰計劃、國防部組織草案及其他公私函電」。且在日記問題上，張學良的說法也有過很大變化。軟禁期間，張曾承認「在蔣介石的日記中看到他的抗日計劃，就被感動得決定釋放他」；晚年獲得自由後，則改口稱「我說看了蔣的日記其實是給蔣先生一個台階下。我是看了，但我看了更生氣，唉，裡面不談了。」（11）另據端納回憶，當年他從南京至西安調解西安事變，曾特意為張學良帶去了蔣介石日記，這本日記使張學良決定「以新的眼光看待他（蔣介石）」（11）。如此，則張學良不但讀到了繳獲的蔣帶在身邊的近期日記（蔣離開南京兩月，必有隨身日記），也讀到了時間較為久遠的端納自南京特意帶來的日記。（12）

此外，

張學良究竟把這些文件交給了誰來保管？蔣在七七事變的第二天向張索要這些文件，究竟作何用途（以之為參考，抑或防止其落入敵手）？這些問題也尚需更多資料才能廓清。

圖：1937年1月4日，國民政府在蔣介石的授意下，特赦張學良並交軍委會嚴加管束，對其實施軟禁

注釋

①（台）「國史館」藏戴笠檔案。典藏號：144-010114-0001-026 。「寓」字筆者恐未正確辨讀；「取去」二字，原作「扣留」。

②同上，數位典藏號：144-010114-0001-037。鄭介民號傑夫。

③同上，數位典藏號：144-010114-0001-038。

④同上，數位典藏號：144-010114-0001-039。

⑤戴笠檔案收錄有1937年7月25日戴笠的一封制止趙四小姐北上天津的密電，未知是否與此事有關。密電全文如下：「特急。徐州第一軍於參謀長平遠兄。密。請面交本日北上平滬通車萬國睡車上趙四小姐賜鑒。津方面情形複雜，請中止北上，搭今晚津浦南下車回京。屆時笠當恭候浦口車站，面陳一切。戴笠叩。有午。」數位典藏號：144-010114-0001-040。

⑥戴笠於1937年9月27日曾致電蔣介石報告：「南京。蔣公館毛秘書慶祥兄親譯。密。請轉呈委員長。委員長鈞鑒。密。頃接溪口劉乙光函稱：舊曆中秋節，張漢卿在妙高台飲酒大醉，興奮異常。於回招待所途中高歌義勇軍進行曲，狂呼打倒法西斯蒂帝國主義，擁護領袖，抗戰到底，國民黨萬歲，領袖萬歲等口號。並說你們不要以西安事變責我，西安事變是我要領袖成為歷史上空前的偉大人物。假使沒有我張學良，領袖是不能平安返京等語。查張氏近似深感苦悶，修養功夫仍殊欠缺。日前宋部長於崑山回滬之途中，曾語生雲委座已允漢卿回京並予以位置等情。謹聞。生笠叩。感申。」數位典藏號：144-010114-0001-002。

⑦馬振犢，《1936-1937年國民黨政府國防作戰計劃剖析》，收錄於《民國檔案與民國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民國廿六年度國防作戰計劃》甲、乙兩案，刊於《民國檔案》1987年第4期、1988年第1期。

⑧可參見《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1936年9月-12月部分。

⑨《困勉記》，1937年7月8日。

⑩數位典藏號：002-080102-00001-005。

（11）郭冠英/採訪、張學良/口述，《張學良口述歷史首次曝光：西安事變是逼出來的》，（台）《聯合報》，2001年10月28日。

（12）端納/口述，澤勒/撰，《我在孫中山、張學良、蔣介石身邊的日記》，團結出版社，2011，P185。

◎

長按二維碼

，關注「短史記」微信公眾號（微信id：tengxun_lishi）；

無法長按二維碼，請在微信中直接搜索「

短史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