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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飆髒話的時候你會感覺很爽?


在文明社會中,講髒話被認為是不道德、素質低下的表現。雖是如此,在遇到讓人憤怒不已的事情時,不論是什麼教育水平的人,最常見的反應就是罵出「三字經」。其實髒話沒有那麼臟,在很多時候還有好處,看完本文你就會知道為什麼髒話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


髒話意味著問題的存在,語言學家米歇爾·亞當斯(Michael Adams)在他的新書《為髒話高歌》(In Praise of Profanity)中指出:「然而似乎沒有人會花太多時間去考慮它的好處。」事實上,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已經有許多人結合髒話的歷史、構成以及它不可思議的龐大而豐富的辭彙庫,討論過它的有益之處。傑西·謝德羅爾(Jesse Sheidlower)的《那個「F」打頭的詞》(The F-Word ),就是一部髒話版本的牛津詞典,於1995年首次出版,如今已發行到第三版,不斷為這個歷史悠久的主題注入新的內容——例如 artfuck、bearfuck、fuck the deck、fuckbag、fuckwad、horsefuck、sportfuck、Dutch fuck、unfuck。


與此同時,喬納森·格林(Jonathon Green)在其共有三冊的《格林俚語詞典》(Green』s Dictionary of Slang)中,列出了1740個與性交相關的單詞,還有1351個與陰莖有關,1180個與陰道有關,634個與肛門或臀部有關,以及540個與大小便相關。僅僅在過去的幾個月間就有兩本新書出版: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認知科學家本傑明·伯根(Benjamin Bergen)所著的《去你的》(What the F ),以及亞當斯( Adams)的《為髒話高歌》(In Praise of Profanity)。所以髒話實際上已經引起了一些人的興趣。

許多作家指出,這個主題至今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只要我們尚未治癒癌症,就很難拿到研究髒話的津貼。因此,這個領域沒有很多新近的發現。伯根和亞當斯承認,他們的許多觀點都在早期的著作中出現過,梅麗莎·莫爾(Melissa Mohr)的《神聖的屎:詛咒的簡史》(2013) (Holy Shit: A Brief History of Swearing)就為他們提供了非常豐富的資料。莫爾甚至為我們展示了龐貝古城妓院中的塗鴉——儘管簡短得令人失望(例如:「我來做愛,完事後就回家」),但發現從古至今的措辭原來都是一樣的,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當然,人們希望儘可能地去了解這些詞語的歷史,以及那些能提供相關信息的著作。Fuck一詞 並非如一些玩笑所說,起初是一個首字母縮略詞(例如「For Unlawful Carnal Knowledge」——非法媾和,等等)。若果真如此,在相鄰近的語言中就不會有這麼多明顯的同源詞。謝德羅爾曾列出德語 ficken(性交)、挪威方言 fukka(同上),以及中古荷蘭語 fokken(指插入,生育後代)等其它詞語,它們都明顯衍生於德語的詞根,意為「前後移動」。謝德羅爾表示,fuck大概於十五世紀被引入英語,但是後來伯根在後來的著作中指出,中世紀史專家保羅·布思當時偶然間發現了一份1310年的法律文件,從中可發現一名稱作Roger Fuckebythenavel的男人。布思推測這或許是一種類似於「笨蛋」的隱喻。在另一方面,它可能是強行給一個沒有性經驗的年輕小夥子取的綽號, 事實可能是他嘗試著像樣地做了,而他的女伴忍不住告訴了她的閨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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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森·貝特曼2013年的電影《髒話》。/電影海報


從這裡我們注意到,這個詞曾出現在一份法律文書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並不覺得fuck這個詞特別下流。Cunt(女性的陰部)也曾經是一個普通的詞語。一本十四世紀的外科醫學教科書非常平靜地記載著:「在女性的身體中,膀胱頸較短,得以迅速地與陰部連通。」直到文藝復興後,真正使人們震驚的言論與性和排泄功能無關,而是與宗教相關——也就是那些褻瀆上帝之名的措辭。遲至1866年,波德萊爾,一個因中風而患失語症的人,因為無法控制地重複cré nom(聖名)—— sacré nom的簡稱——而被逐出醫院。許多在我們看來老掉牙的驚嘆詞,曾經都是「委婉的咒罵」。Criminy、crikey、cripes、gee、jeez、bejesus、geez Louise、gee willikers、jiminy, 以及 jeepers creepers(這些都是在英語中表示驚嘆的語氣詞,意為「老天」、「天啊」等)。這些詞都是Christ(基督)和Jesus(耶穌)的替代說法,就像frigging(該死的)是fucking 的委婉表達一樣。毫無疑問,關注點從宗教向性和衛生間遷移的首要原因是宗教的衰退,但是莫爾指出,一旦家庭布置不斷改進,人們由此獲得了性生活和排泄方面的隱私,對這些事物的提及就成為了對個人隱私的侵犯,因此,髒話才讓人感到震驚。


關於髒話的研究雖然不多,但也並非沒有。通過研究腦部受損的人如何使用髒話,神經學家獲得了很多關於大腦的研究成果——顯而易見,即使這些病人已經無法進行其它正常的表述,他們仍然能大量地使用髒話。這表明,在大腦中,髒話是與其它絕大多數的語言分開編碼的。中性的辭彙在大腦皮層中被組織起來,這是將我們與其它動物區別開來的後發育區域;而髒話似乎起源於更加原始的邊緣系統,它們植根於大腦皮層下方,並控制著人們的情緒。結果,髒話得到了我們的區別對待。聽到它們時人們可能會流汗,這個可以通過多導生理記錄儀測量出來,而且雙語人群在聽到用母語表述的髒話時流汗會顯著增多。


拋開它們本身的含義,從許多詞聽起來非常相像這一事實便可以清楚地看出,似乎是這些髒話的發音讓我們感覺耳熟。在英語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所謂的粗話(four-letter words)是由四個字母組成的,形成一個音節,並且如伯根所寫,這個音節十有八九是閉合的——也就是說,它以一個或兩個輔音字母結尾。為什麼呢?大概是因為輔音聽起來音調升高,比母音聽起來更加果斷——可以試著比較 piss和pee(兩者均指「小便」),cunt和pussy(兩者均指「陰部」)。或許正是這種聽上去強硬而犀利的特點使粗話具有了某些公認的好處。例如,它們幫助我們忍受疼痛。在一個被廣泛引用的實驗中,參與者被要求將一隻手伸入冰水中,並在裡面保持儘可能長的時間。其中一半被告知,如果有需要,可以在實驗過程中說髒話;另外一半則可以說一些無傷大雅的話,例如wood。比起那些不說髒話的參與者,說髒話的一組可以把手放在水裡更久。


除了這種止痛功能,髒話還有廣為人知的宣洩作用。當你不小心把購物袋掉進了水窪,或者關窗時夾到了手指,「哎呀」(geez Louise)並不會有很大的幫助。Fuck才是你所需要的,不僅如此,亞當斯表示,它表達了一種情感,而且還體現了一種哲理。它的這種極端性表示「某人已經將語言用到了極致,無法再找到更合適的詞去表達。所以,說髒話不是一種區域性的行為,它引發對人類境遇的一種共同的抱怨。」它讓我們能限於口頭宣洩,而避免更嚴重的傷害。「一旦沒有了髒話,」梅麗莎·莫爾寫道,「留給我們的將會是拳頭和槍支。」這對淫穢下流的手勢來說也是一樣的。據伯根所說,人們互相豎中指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兩千年前,這一定是因為這個手勢在一定程度上能預防進一步的激烈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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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歐洲杯,貝克漢姆曾在球場上比中指。/Google


然而,在不生氣的時候,髒話似乎也可以促進友誼。哲學家諾厄爾·卡洛爾(Noel Carroll)曾向我提及2006年在河內舉行的一次國際會議。第一天,為了打破僵局,越南和西方的學者們輪流講笑話,開展了一次講笑話比賽。開頭的兩位越南學者講了些低俗的笑話,但是西方的學者們擔心會引起社會爭議,堅持講一些較為健康的笑話。整個會場的氛圍生硬而拘謹。最後,第三個西方的參賽者(也就是卡洛爾,他講起這個來非常自豪)講了一則關於公雞的下流笑話,在場的所有人都放鬆下來。這場會議接下來進行得非常成功。


這種打破隔閡的功能,與其它的一些作用——活躍氣氛、顯示男子氣概和止痛——讓人們願意頻繁地使用fuck和motherfucker這樣的詞,後者的使用頻率或許在軍隊、男同事間、爵士樂隊里或其它一些相似的情境下更高。亞當斯提出,髒話能夠促進人際關係的原因在於它們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上的,我們相信對方有共同的價值觀,不會因為我們使用了一個禁忌的詞語而反感。「如果一段關係經過了髒話的考驗,」他寫道:「這一伙人便達成了一種協定,不論他們在這段親密關係中說了什麼,他們仍能保持親密關係。」其實,我會更願意說他們達成了一種可以開展親密關係的協議。(此外,許多人發現「說髒話」可以促進性關係。)但是這種解釋似乎過於溫和,無法解釋fuck和motherfucker在士兵和工作夥伴之間的廣泛使用,對於這些人來說,說髒話似乎更顯生硬,甚至呆板,混合著惱怒和堅忍,是的,還有一種屈從於共同的命運的感覺。

但是,不同地區的情況是有所不同的。根據伯根所能進行的範圍最廣的調查顯示,英國人,美國人和紐西蘭人都認為在與性相關的髒話中,cunt(陰部)是最下流的。但是這些國家關於一個詞有多污穢存在很大的分歧。(大約三分之一的紐西蘭人認為cunt是可以在電視節目中使用的。)不同社會使用褻瀆宗教的髒話的程度相差顯著,在一些社會中,褻瀆宗教的禁忌已經變得相當世俗化。據伯根所說,在魁北克,「禮拜堂」tabarnack (tabernacle)和「聖餐杯」calisse (chalice) 遠比 merde (shit)和foutre (fuck)淫穢。而德國人更偏愛與糞便有關的髒話:「屁眼」Arschloch (asshole),「屁股蛋」Arschgesicht (ass face),「屁眼生的」Arschgeburt (born from an asshole),諸如此類。


說來也怪,日本並沒有我們通常意義上的髒話。如果你想要辱罵一個日本人,可以告訴他,他犯了一個錯誤或者做了什麼非常愚蠢的事。但是在日語中完全沒有那些咄咄逼人的表達——沒有ass face(屁股臉),也沒有fuckwad(卑鄙小人)——本可以用一兩個詞就能把意思表達出來。日本棒球明星鈴木一郎曾告訴《華爾街日報》,在美國打棒球最讓他著迷的一點就是他可以用英語和西班牙語說髒話。他高興地說:」西方的語言讓我可以表達一些我曾經無法表達的東西。」


西方世界正在進一步的向自由化發展,有線電視和互聯網更加速了這個趨勢。梅麗莎·莫爾指出,在2011年5月,公告牌(Billboard)流行音樂榜單前十名中就有三首歌曲的名字中含有髒話。然而,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仍然會對一些節目主持人進行罰款,理由是後者使用了他們認為的髒話。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他2007年的作品《思想這回事》(The Stuff of Thought)中,刊載了傑出的「FCC之歌」(FCC 為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這首歌出自巨蟒劇團(Monty Python)成員艾瑞克·愛都( Eric Idle)之手:


狠狠地干你,通信委員會。

因為你向我收取罰款而狠狠地干你。


干一次五千塊,


如此一來我還真是倒霉。


比海蒂·弗烈絲榨得還多。



為什麼飆髒話的時候你會感覺很爽?



英國「趙薇」Lily Allen的大熱單曲名字就叫Fuck You。/單曲封面


但是,雖然通信委員會徵收罰款,它卻從未公布任何清單來表明什麼詞語在它看來是要被處罰的,美國電影協會的分級委員會也未闡明什麼樣的內容會歸入哪個等級。據伯根記錄,馬特·斯通和崔·帕克呈交給美國電影協會的動畫劇集《南方公園》被定為NC-17級,僅次於R級。(17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使在成年人的陪同下也不得觀看NC-17 級的影片。)電影製作人認為這將會大大削弱片子的商業價值。與此同時,他們對官方的干涉感到憤恨,於是,當他們修改那些有問題的內容時,他們就藉此機會弄清楚到底什麼內容歸入哪個等級。斯通告訴《洛杉磯時報》:「要是分級委員會認為一些內容不能出現在電影里的話,我們將會把它做得比現在差十倍,長五倍。而他們卻會說,『不錯,這樣好多了。』」


藉助表格、注釋和參考文獻來創作關於髒話的嚴肅著作,這行為本身就有一種滑稽的意味,伯根和亞當斯將這一特質用到了極致。當他們在寫這些嚴肅的著作時——伯根提供了有用的信息,亞當斯提供了細緻入微的思考和觀點(在我讀過有關髒話的著作中,他是最為達觀的作家。)——他們顯然也度過了一段美妙的時間,同時努力地把這種美妙傳遞給我們。為了幫助我們了解美式手語如何與英語口語聯繫起來,伯根刊登了充滿淫穢手勢的學術圖表,還再現了一組照片,這組照片里一個漂亮的女人正在用手語表示「You bitch you」 (你這個婊子)以及其它一些更下流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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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豎中指並不能增強陰莖反應,而抽插的手勢可以」。/來自《What the F》


在一段冗長的題外話里,亞當斯對語言學家艾倫·沃克·里德(Allen Walker Read)的一本關於牆上塗鴉的著作表示了讚賞。表面上,他是在努力喚起大家對里德這本被遺忘的書的記憶(這本書於1935年在巴黎被私人印刷,目前已經停印),但是其中的引文數量出奇得龐大且頗具娛樂性,堪比伯根刊登的與美式手語有關的下流照片。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特拉基的一個汽車營地中,里德發現了如下內容:


在這裡大便並清理大便


擦乾淨你的屁股


從這裡消失


——莎士比亞


亞當斯本身已經對公廁牆壁做了很長時間的研究,並把他的發現加到了里德的研究中。他表示,一般來說這些牆壁上的作品多是對人生意義的反思,為愛交朋友的人留下的聯繫方式,或是對某人陰莖的長度和粗細的描述(「我的小弟弟長得可以拐好幾個彎」),抑或是對老師的評價(「拉德利先生是個狗雜種」),還有美術作品,當然也少不了對美術作品的批評(「畫下這些的人永遠看不到女人的陰部」)。這些內容佔據了二十五頁紙,但它們都是值得一讀的。


然而,儘管這些書的主題讓作家們帶來了一些有趣的題外之言,它同樣也催生了單調和乏味。亞當斯不由自主地為自己樹立起一個假想敵——例如,一本書《無髒話俱樂部:我是如何抵制同輩壓力以及你如何做到像我一樣!》(The No Cussing Club: How I Fought Against Peer Pressure and How You Can Too!)於2009年出版,它的作者是一個14歲的小男孩麥凱·哈奇(McKay Hatch)。哈奇對他在學校聽到的大量髒話深感厭惡,建立了這個文明用語的組織。據公開資料顯示,無髒話俱樂部(No Cussing Club)目前有20,000個成員。「我曾經只是一個普通的男孩,」哈奇說:「但是現在,我的爸爸、我的老師、甚至我們的市長,以及來自各個國家的人們都告訴我,我已經帶來了一些改變。有些時候,他們甚至說我改變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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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動畫片《南方公園》,裡面粗口不斷。/劇集截圖


這樣的內容,讀上一到兩段是有趣的,但是亞當斯為我們呈現了足足五段。而且,他在文中暗示,反對髒話的呼聲日益高漲,這似乎是完全錯誤的。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樣,許多跡象表明,我們國家對言語表達的寬容度正在不斷提升,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公眾對於唐納德·特朗普在2005年公開發表的侮辱女性的下流言論的反應,許多人,包括我,在它發布出來時就聽了這段錄音,那是在去年選舉前的四個星期,當時我們一致認為,這一事件過後特朗普不可能當選。然而,我們已經看到了截然相反的結果。


至於本傑明·伯根,他的問題是無法抑制自己對下流言行的興味盎然。他經常,且尤其頻繁地讓我聯想到一個跑進廚房對他的媽媽大叫著「fuck,fuck,doody(糞便),doody」的小男孩,惡作劇之後發出一陣狂笑,然後一溜煙跑掉,期待著她抄起擀麵杖或是其它什麼東西來追打他。世界上沒有哪個下流的笑話在他看來是無趣的。


在2014年,方濟各教皇在梵蒂岡每周演說中原本想說「in questo caso」(in this case,在這種情況下),結果卻口誤說成了「in questo cazzo」 (in this fuck)。這是個可以理解的失誤,畢竟兩個詞很相近,而且教皇也立即對此進行了更正。然而,伯根在一個以「那一天,教皇扔下一顆c開頭的重磅炸彈」(The Day the Pope Dropped the C-Bomb)為標題的章節中對他設想的含義不斷地延伸討論。他寫道,說出諸如「cazzo」這種褻瀆神靈的辭彙使得教皇「陷入意識形態的兩難困境」。是什麼樣的困境呢?也就是說,如果這個褻瀆神靈的詞語是一個意外口誤,那麼教皇就跟一個在言語上會犯錯的普通人沒什麼區別,並不一定符合自稱上帝在人世間的代表應有的理想的公眾形象。或者相反,他並未失誤,但是他有意地說出「cazzo」。這似乎也不是他意圖樹立的形象。


但是很明顯這種口誤純粹是個意外。伯根只是忍不住要對從教皇嘴裡說出「fuck」好好竊笑一番。有些時候他看上去是為了青少年們寫這本書。他會解釋什麼是一個音節,以及一個代詞。他把我們叫做「dude」(哥們,夥計)。伯根對於將髒話從審查中解放出來的意圖是如此強烈,他甚至將種族辱稱包括在內。他自稱有一個原則——他把它稱為「神聖、做愛、糞便、黑鬼原則」(Holy, Fucking, Shit, Nigger Principle)——英語中幾乎所有的髒話都與宗教、性、排泄或是種族差異相關,他認為第四個類別的髒話應該得到與另外三個類別的髒話同樣寬容的對待。他找出幾個老生常談的理由,尤其強調會使用「nigger」一詞的人們不是在使用標準的英語,而是一種不同的語言——AEE,即非裔美國人英語(和20世紀90年代時對美國黑人英語的爭論很像),因此抵制「nigger」一詞的使用就意味著處罰那些恰恰是我們應該保護的人們,因為非裔美國人英語的使用者主要是非裔美國人。


但是,我認為在這些理由背後還存在另一種因素,一種所謂「我被侵犯了」的否決權,讓大學裡的學生,以及許多其他的人們,去要求自己被保護而遠離任何他們不認同的聲音。伯根憎惡正直,我相信這對他來說包括了一類人,這些人即便在必須說「nigger」(黑鬼)的情況下,甚至只是在指明一個詞(例如,「他說』黑鬼』」),而不是針對一個人或事(例如,「他是一個』黑鬼』」)的情況下,這些人都會用「以n開頭的詞」去代替這個單詞,這樣措辭的主要意圖似乎並非是為了避免侵犯他人,而是為了表明說話者是一個永遠也不會犯這樣的錯誤的人。而且,和其他近期對這個話題進行評論的人一樣,比如格雷格·盧齊安諾夫和喬納森·海特2015年9月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了一篇飽受熱議的文章《對美國精神的嬌慣》,以及蒂莫西·加頓·阿什近期出版了著作《自由的言論:一個互聯互通的世界的十大原則》,伯根也擔心,如果我們一味地拒絕分歧和爭論,我們的大腦將會逐漸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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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讚賞他的觀點。但是他不應該將這個爭論與用髒話尋釁滋事相提並論。把一個人叫作「fuck face」是不禮貌的,但這僅僅是在辱罵一個人。相反,一個白人把一個黑人叫做「黑鬼」,一個奴隸主才使用的辭彙,是對美國13%人口的辱罵。用一種異常隨意的語氣來講這個詞,好像如今一切都正常,但這本是我們國家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罪行,由此帶來的後果至今猶存,而且每天都在上演。(在他對種族侮辱言論討論的末尾,伯根似乎傾向同意這一點。我想是他的編輯要求他收斂一下自己的論調。)


儘管如此,關於fuck和它的衍生詞,你仍然可以參考伯根的觀點。有時候它們恰巧就是最為合適的字眼,即使你可以想到一個不那麼有侵略性的替代詞,它也是不那麼令人滿意的。如他所說,髒話是「愉快而骯髒的樂趣」。同樣的,米歇爾·亞當斯(Michael Adams)也喜歡髒話,不僅如此,他覺得它們產生於我們的頭腦和生活中的一種幻境——一個憤怒和快樂的交匯點——我們要承認這一點。伯根的表述偶爾顯得笨拙,而亞當斯富於情感,但他們講的都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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