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妝品制假售假現「黑產業鏈」 電商成重災區

假貨銷售者製造者也正是利用了消費者買低價的心理。據一位化妝品電商透露，在網店上，商家們不斷通過展示授權書、降低退換貨門檻的方式證明自己，並利用虛假刷單等提高店鋪信譽度等方式來吸引消費者。「一線城市賣真貨，二三線城市半真半假，四五線以下縣市賣假貨。」在化妝品行業多年的業內資深人士張微（化名）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道出了化妝品行業的「潛規則」。張微還指出，現在電商已經成化妝品假貨的重災區。

隨著化妝品消費的日益增長，化妝品假貨問題愈發嚴峻。近年來警方亦查出多個化妝品涉假案。2017年1月廣州警方查扣假冒國際知名品牌香水共11萬多瓶；2月南寧海關查獲1080件假冒CHANEL粉餅、唇釉、口紅等單品；同在2月，浙江警方則查獲一件8.27億級化妝品造假案。

從上述多個案例分析看，化妝品售假甚至演變成了一種「黑產業鏈」，細分出了「假貨生產商、包材提供商、渠道批發商」等。一位公安執法人員亦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指出，目前假冒化妝品主要有三大特徵，生產和批發源頭多集中在東南沿海日化工業發達地區；通過微信等社交平台售假逐漸增多，而且很難監控；假冒化妝品的品牌和種類，隨著潮流而快速變化。

而這些假貨很多因質量問題，影響消費者健康。與此同時也影響了正規品牌的發展。早在2014年，愛茉莉太平洋集團董事長徐慶培在接受媒體專訪時就曾表示，品牌屢遭有關假貨問題的困擾，導致消費者受到損失；一位國產品牌總經理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假冒商品出了問題但最後消費者或被打假的經銷商都來找（公司），給我們也帶來了很大困擾。」

化妝品售假「黑產業鏈」

在一些縣城有個「奇特」現象，即當地人會請在外地的親朋從北上廣甚至香港帶洗髮水、洗面奶、口紅等日化產品，在他們看來，大城市的效果更好。

「我們在當地買的洗髮水感覺洗不幹凈，有時候洗完還會癢。當縣廣場舉辦展銷會的時候，我們會去買一些，各個攤位上有多種洗護用品，價格也便宜，不過，上午賣完下午就撤了，發現質量不好也沒辦法找到人。」江西某縣城的一位退休人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

江西某縣城城鄉結合部的一位小型經銷商何民（化名）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道出了其中的緣由。「正品一般會由廠家委託的總經銷開車直接到我們店裡來送貨，沒有折扣，按照拿貨的數量進行返點，比如拿5000元的貨返8個點，他們也不會返錢而是對應的貨。但如果到省城進貨，就大不同，價位也有多種。」

奧妙即是在這不同的價位中。「在省城經銷一個化妝品的有很多家，有些價格低至四五折。比如正常的一瓶洗髮水20元，但仿製假冒的只需要8塊、10塊。在我們小地方，消費者買東西都會砍價，要求價錢低的就會給仿製假冒品。」何民介紹說。

何民透露，這些批發商有的從正規企業出來或者與企業相熟，產品的外包裝與正品一模一樣，若不一樣也只有細微之處，縣城或者農村的消費者也看不出來。「他們有技術，也有原料來源，做的產品也跟正品差別不大，我們小地方也沒有監管。」

何民只是化妝品售假的一個環節。有業內人士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目前化妝品售假甚至成了一種「黑產業鏈」，延伸出了「假貨生產商、包材商、批發商、渠道商」等，公安局破獲的各案例亦可以佐證。

2017年2月，浙江台州椒江公安分局破獲一起跨越多個省市的生產、銷售假冒偽劣國際知名品牌化妝品的大案，摧毀生產窩點2個，存儲、銷售窩點5個，查獲假冒安利、蘭蔻、雅詩蘭黛、香奈兒、迪奧等知名品牌化妝品、日用品1200多箱，涉案貨物按正品估值約8.27億元。

在上述造假案中，涉案人員在假貨產業鏈中各有分工。

犯罪嫌疑人段某父子在2014年7月中旬至2016年4月7日，在河南省葉縣葉邑鎮建立生產、銷售渠道，僱傭他人灌裝假冒蘭蔻系列的化妝品，後以批發方式向哈爾濱張某及全國各省市其他「線人」銷售假冒蘭蔻、香奈兒等品牌日用化妝品價值約1.5億元。

而灌裝所需的「蘭蔻」系列化妝品空瓶、包裝盒、標籤等物系從廣東的劉某和尹某等人處購買。然後以批發方式向哈爾濱市張某等人銷售假冒的安利系列日用品，價值達1.6億元，供貨「制假售假」的下線聯繫人達100餘人。

據了解，有假冒生產商就有自己銷售體系，比如微信朋友圈或者其他網店，或農村、城郊等偏遠地區的實體店，作坊生產出來後就直接配送過去，三四線城市理髮店、美容院是重點目標；部分經銷商進購的也是製作仿冒化妝品原材料，然後按照配方進行勾兌，從廣州收購包裝再批發給各批發商。

電商成假貨重災區

隨著電商的不斷發展，假貨的陣地逐漸轉型互聯網，化妝品則是重災區。此前由中國消費者協會、中國互聯網協會等機構首次發布的《中國化妝品安全指數報告》數據顯示，根據100多個著名化妝品商公布的供應在中國互聯網銷售的總數量與實際銷售數量相比，網路銷售的化妝品有兩成為假冒產品。

據央視記者調查發現，在我國南方一些地區存在成規模的假冒化妝品生產基地，原本通過小商品批發市場發往三四線城市，隨著國家打擊力度的增強，他們的渠道向成本更低的電商轉移。

上述嫌疑人透露，成本只有幾塊十幾塊錢的一瓶假冒化妝品，可以在網上賣出十倍或者數十倍的價格。因為有價格優勢，所以很多假冒化妝品銷售很快，銷量也驚人。

在上述8.27億元假貨案中，仿冒的有迪奧、蘭蔻、香奈兒等100多款產品。以安利日用品為例，這些假貨的網路售價大約是正品的6折至7折左右，而其他名牌化妝品的售價則是正品價格的5折。椒江公安分局食品藥品環境犯罪偵查大隊民警陳雄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這些偽國際大牌的成本都很便宜，灌瓶包裝完也只要四五元的成本。

陳雄指出，仔細分辨會發現，這些貨品包裝相對粗糙，說明書上的字跡比較模糊，更沒有防偽標識。一般消費者不懂鑒別，只認為網上賣的便宜，就中了圈套。

國產化妝品植物醫生創始人解勇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消費者現在有一個誤區，認為聚美優品、京東、淘寶等電商平台，因為省去了租金、人工等成本，所以產品以五折甚至更低價銷售也是合理的，但實際上，目前電商的成本也並不低，因為包括各種推廣費用等。

而假貨銷售者製造者也正是利用了消費者買低價的心理。另據一位化妝品電商透露，在網店上，商家們不斷通過展示授權書、降低退換貨門檻的方式證明自己，並利用虛假刷單等提高店鋪信譽度等方式來吸引消費者。

聚美優品副總裁劉惠璞曾這樣解釋為何電商銷售陷入低價競爭的怪圈。「正是因為我們不能像線下渠道一樣讓用戶試用，我們不能不用低價的方式來競爭，否則美妝電商能有什麼出路呢？」

而另一種讓消費者防不勝防的是商家在面對激烈競爭時為了能大打價格戰，使用隱蔽的摻假手段攤低成本。據央視新聞報道，有些網站售賣的化妝品，外包裝和瓶體均為正品，內含液體卻比正品化妝品稀薄，顏色和氣味不符，甚至還出現過產品包裝與內容不符的情況，如用舊包裝盒包裝新產品等。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曾在某平台上五折購買了某品牌授權的電商自營產品，隨後發現該產品與此前在商場專櫃購買的並不同，酒精含量大而且氣味也有所不同，於是到該商品專櫃諮詢，相關人員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這種差異是品牌找不同代工廠生產的，不能算是假冒產品。

制假售假毒瘤待清

觀察化妝品品牌多年的品牌專家尹傑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近十年化妝品行業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消費者的辨識度也所有提高，但很多新的形式如網路、微信售假等也會讓消費者遭受損失。

「從行業性質上講，化妝品是一種特殊商品，更多時候賣的是品牌溢價，正是為防止低價傾銷的衝擊，源頭生產商對產品的去向和售價都有嚴格掌控。但很多制售假者都是通過微信、QQ等社交軟體進行溝通交易。這部分售假證據，目前警方極難取得並確認。」尹傑表示。

而假冒化妝品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一位化妝品產品研發人員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坦言，很多化妝品除了使用效果不好外，還存在很大危害。「一些制假商選擇的原料低劣，在生產中沒有經過任何檢測，細菌和衛生環境標準不達標，產品質量根本沒有保證。假冒化妝品可能存在非法添加物質（如激素、消炎藥物）、金屬超標等問題，這些都會危害身體健康。」

2016年5月，廣東省皮膚病醫院發布了《2015年度化妝品皮膚病臨床監測報告》（下簡稱「報告」）。報告顯示，2015年1月1日-12月31日廣東省皮膚病醫院共確診化妝品皮膚病416例，占門診患者的1.04%，化妝品皮膚病的發病率處於明顯上升的態勢。

報告分析顯示，「化妝品病」以接觸性皮炎病例最多，共240例，佔57.7%。排第二的「化妝品病」是化妝品不耐受綜合征，共報告51例，佔總數的12.3%。化妝品激素依賴性皮炎排第三，共報告49例，佔總數的11.8%。

而假貨也給企業帶來了困擾。

早在2014年，愛茉莉太平洋集團董事長徐慶培在接受媒體專訪時也曾表示：「品牌屢遭有關假貨問題的困擾，導致消費者受到損失。」供貨商與銷售商口徑不一，貨源遭質疑，消費者聲討「假貨」，正是電商化妝品商家所遭遇的困境。

一位國產化妝品品牌總經理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假冒商品出了問題但最後消費者或被打假的經銷商都來找（公司），給我們也帶來了很大困擾。」

為了打假，2016年1月28日，阿里巴巴集團與愛茉莉太平洋集團聯合簽署知識產權合作備忘。雙方在侵權商品的發現、鑒定、處理等層面發揮各自優勢，攜手共同打擊假貨及知識產權侵權行為。

在回復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時，愛茉莉太平洋集團知識產權部副總裁權秀晶表示，「此次協議大大增強雙方打擊網路售假的力度。希望雙方的努力能夠促進中國電子商務交易市場的發展與完善，保護我們的消費者遠離假冒產品。」

而在今年1月份，阿里巴巴也成立了大數據打假聯盟並採用定向邀請制度，其中有化妝品類產品的品牌有安利、資生堂、貝德瑪、Burberry四家。通過該模式，阿里巴巴在一年時間裡（2015年9月至2016年8月）推送給執法部門夠起刑標準（5萬元）的制售假貨線索4495條；執法機關接收1184條，破案469起，查處了675個制售假貨窩點。

化妝品涉假待重拳整治：「像治酒駕一樣」治假

化妝品制假售假現象一直不斷，不僅危害消費者，對化妝品企業的發展也造成了困擾。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售假也轉移至電商、微信等社交平台，增加了打假的難度。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質檢總局原副局長、中國品牌建設促進會理事長劉平均則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電商平台打假取證等有一定難度，為此仍需加強電子商務標準體系的建設，在消費者維權、質量保證等方面引入規範性的標準。

實際上，化妝品假貨難以治理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制售假者違法成本太低。據阿里巴巴初步統計，阿里巴巴一年協助執法部門破獲469起制售假貨案中，目前通過公開信息只能查到33起有判決，且79%的被判刑人員都是緩刑。

阿里巴巴方面給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的回復是，要按照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像治酒駕一樣治假」的建議，參考酒駕治理假貨，如銷售一件假貨拘留七天，製造一件假貨入刑，以改變目前假貨泛濫的現狀。

利益誘惑

化妝品行業制假售假毒瘤存在多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採訪了解到，其存在的首要原因是制假售假的高額利潤，此外製假售假的違法成本很低，而且具有產業優勢，因為日化產業集中度非常高，制假者能夠輕易獲得產業鏈上生產所需材料、包裝等。

據了解，因假冒化妝品原材料低廉且不用遵守生產化妝品的相關標準要求，假貨化妝品的成本通常只有正品的五分之一，甚至更低。而這些假冒化妝品的批發價格，卻能達到正品的五分之二，甚至一半。在暴利的驅使下，眾多不法分子參與到假冒化妝品的制售當中。

2016年3月，據中新網報道，江蘇破獲一特大假冒美容葯案，搗毀生產、銷售假藥窩點10個，涉「保妥適」牌、「衡立」牌以及韓國等一些品牌美容藥品，據了解，一支假玻尿酸6角買進最高賣八千，涉案金額達上千萬元。

另一個原因，則是我國化妝品產業主要集中在東南沿海以及東部沿海地區。在這些日化產業高度密集區域，有大量化妝品原料以及包裝材料生產企業，制售假貨分子可以輕易獲得假冒化妝品的生產資料，並在當地以組裝的形式加工製造假冒化妝品。

目前在化妝品行業比較突出的一個問題是，很多制假售假都轉移至互聯網。而缺乏監管、沒有有效的評估體制是我國化妝品發展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尤其對於電商銷售而言，電商立法進度緩慢造成缺乏監管，行業標準缺失的局面。

2016年5月1日起，國家工商總局審議通過的《流通領域商品質量監督管理辦法》正式實施，這意味實體店銷售與網路銷售被共同納入流通領域商品質量的監管範圍。工商部門將以隨機抽查的方法，對線上線下銷售商品進行質量監管，抽檢結果線上線下共同適用。但掣肘質檢部門及消費者維權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網上抽樣難題。劉平均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指出，此前質檢部門是針對某一家生產企業的產品實行抽查制度，到倉庫里、到生產線、到商店裡抽樣。而網上抽樣比實體企業的批量要大得多，同類產品可能要上億件，涵蓋各種產品品牌。

而目前最困難的環節在於證據的確認，很多制售假者都是通過微信、QQ等社交軟體進行溝通交易。這部分售假證據，目前警方極難取得並確認。此外，在司法層面，法院對於銷售記錄等電子證據的認可度不高，而現場查處到的假貨案值很少，使得很多制售假者因此逃過了懲處。

重拳治理

阿里巴巴打假特戰隊一位成員根據其打假實踐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之所以制假售假屢禁不止，另一個原因是違法成本太低。「為了躲避處罰，制售假冒化妝品分子，都是按訂單生產，生產出來產品會轉移，其生產、倉儲、銷售都不在同一地點。其制售假貨窩點只有少量假冒產品，這使得查處制售假冒犯罪分子的時候，很難達到5萬元的起刑標準。」

上述成員指出，很多制售假冒化妝品者沒有工商執照，執法部門對其查處時，若不夠起刑標準，只能沒收其制假設備和產品，並進行罰款。但這些懲罰與制售假冒化妝品者獲得的暴利相比太輕微。

據了解，我國《刑法》中對制假售假者的立案標準為售假金額必須達到5萬以上，對銷售明知是假冒註冊商標商品立案標註的售假金額必須達到10萬以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在立法的指導思想上重於對受害消費者的補償，而不是對違法者的懲戒。

而一些發達國家對造假犯罪處罰力度則很大，如日本《商標法》相關條款規定，在自知是假冒商品的情況下銷售假冒商品的，可能被處以最高10年的有期徒刑，或最高1000萬日元的罰款，又或者同時處以有期徒刑和罰款；美國罰款可達200萬美元或監禁10年，對有前科的則罰最高額500萬美元，監禁20年。

據阿里巴巴初步統計，阿里一年協助執法部門破獲469起制售假貨案中，目前通過公開信息只能查到33起有判決，且79%的被判刑人員都是緩刑。這導致眾多制售假貨分子，即使被查出還可以繼續從事制假。

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鄭俊芳表示，2016年的打假數據表明，「制假售假違法成本太低，成了當下社會假貨困境的最重要因素。」 3月7日，馬雲發布打假檄文，向兩會代表倡議「像治理酒駕那樣治理假貨」。

此前，浙江大學刑法研究所執行所長高艷東建議在立法修改層面，應當參考財產犯罪的修改模式，定罪標準從一元向多元轉變，將多次制假售假、影響惡劣、受到過行政處罰而再次制假售假等情形，同時作為定罪標準。

原國務院參事、中國質量協會常務理事郎志正則認為，對制假售假應制定更為嚴厲的法律法規，將制售假者罰到破產甚至將其送進監獄；其次，打假要從源頭抓起，因為制假、造假還是企業生產的問題，所以對企業准入的條件要更加嚴格。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