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把一位社會學家趕下了大學講台

置頂哲學園 好文不錯過

By 弗蘭克·布魯尼 來源：社會學吧

參加講座的同學背對著Charles Murray

不久前，明德大學(Middlebury College)的學生們大聲喝止一個有爭議的社會學家的發言，並把他趕走，這場鬧劇的寓意不僅僅事關言論自由——雖然報道這起醜陋事件的標題是這麼寫的。它還事關情感上的溺愛，以及智識上的貧乏。

那些年輕的男男女女或許是我們未來的領導者，他們在人生道路上的某個時候形成了一個想法，覺得應該可以把不中聽的觀點從自己的世界中滌清出去。他們開始相信，用尖叫來代替說理，用辱罵來代替論辯不僅在道德上是高尚的，在政治上也具有建設性。

他們受到了可怕的誤導。我們都受過這種誤導，我們需要重新認識教育的真正含義是什麼，以及大學應該以及不應該給予什麼。

給予人身安全？絕對要。提供一個順暢的、認證過的通道，讓你穿越思想的海洋？不，如果說大學應該對學生做什麼，那就是提供動蕩，因為只有通過觀點的爭論，通過對種種假設的攻擊，真理才會顯現出來——並且是帶著真正的自信顯現出來。

在明德大學發生的事情是這樣的：一群保守派學生邀請查爾斯·默里(Charles Murray)來演講，學校管理層公正地予以贊同。雖然默里關於美國階級分裂的最新文字是敏銳的，甚至是有先見之明的，但他1994年的著作《鍾型曲線》(The Bell Curve)販賣的是基於種族的智力理論，遭到了廣泛譴責（在我看來，這種譴責是正確的）。南方貧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稱他是白人至上主義者。

他帶著那樣的標籤來到了校園，遇到了數以百計的抗議者，這些人一心要表達對他的厭惡。在他本應做對談的禮堂里——與他對談的是一個自由派的教授——有很多抗議者，這些人站起來背對著他。這樣做也還好，甚至值得讚許，但抗議並沒有就此打住。

這些學生們反覆高喊默里是「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反同性戀者」，不讓他有說話的機會。於是他和那位教授轉移到一個不對外的房間，想在那裡進行他們原計劃的訪談，用攝影機錄下對談過程，但抗議者又開始拉火災報警器，敲打窗戶，打斷他們的交流。接下來他們中的一些人和默里發生了肢體衝突，導致那名與之對談的教授因脖子扭傷而需就醫。

明德大學並不代表所有學校，而且只有一小部分明德學生參與了這起事件。但是，如果我們不把這件事看成一個警鐘就是在犯傻，因為它和其他學校學生提出過的特殊需求是一致的，這也是一種危險的意識形態盲從所帶來的結果，而這種盲從在許多高等教育中存在。

他讓我想起了著名的民主黨人、時事評論員范·瓊斯(Van Jones)在此事發生的六天之前，在芝加哥大學做出的一個重要的評論，當時他批評了一些學生，因為他們堅持把自己裹在氣泡膜包裝里。

「我不想讓你們在意識形態上感到安全，」他對他們說。「我不想讓你們在情感上感到安全，我想要你們堅強。這是不同的。我不會在叢林里為你們鋪路。你們得穿上靴子，學習如何應對逆境。」

「你們正在創建的這種自由主義，在穿過街道進入現實世界之後，它不僅是無用的，而且既令人討厭，又很危險，」他說。「我想讓你們在這個校園裡的每一天都感到被冒犯，深深地感到憤憤不平、感到被冒犯、感到心煩意亂，然後學習如何回應，因為這就是我們需要你們做到的。」

瓊斯批評的自由主義實際上並非自由主義，因為對於人們應該能夠說什麼和聽到什麼，它倡導的是壓制性的規則。2016年，一些憤怒選民就是以這種方式進行回擊和反抗的。大學由於沒有提倡多樣化的聲音，而促進了這種思潮。

「某些事情是不會被討論的，」哥倫比亞大學教語言學和哲學的約翰·麥克沃特(John McWhorter)教授說。他講的是很多地方都瀰漫著僵化的政治正確，但看到它在校園裡出現，尤其令他感到不安。校園應該是進行大膽探索和無畏辯論的地方。

談到明德大學的衝突時，他對我說，「不管是誰，若是聽到自己不喜歡的觀點，只會尖叫著說別人是血腥的謀殺者，那就已經辜負了他所受的教育。教育沒有使其明白歷史是凌亂的、社會是複雜的、真相是難以捉摸的。」

抗議本身不是問題。對於消除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恐同以及其他偏見，抗議非常重要。但是，給不完美的語言挑刺，企圖讓異議者噤聲，對異議者進行羞辱，是對這個目標的違背，而且也疏遠了需要獲得啟迪的旁觀者。

它比激情更加不現實，比情感的宣洩更缺乏策略感，部分出於此種原因，麥克沃特和社會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把它比作了一種宗教。

「當一件事變成一種宗教時，我們就不會選擇最有希望解決問題的行動，我們會做那些在形式上滿足感最強的事情。」紐約大學教授海特說。他是2012年暢銷書《正義的心智》(The Righteous Mind)的作者。

他還表示，在明德大學衝突的視頻中，他看到的是「現代的異端裁判所的判決：通過燒死褻瀆者來慶祝宗教儀式。」

抗議者沒有利用默里在場的機會，給予他最有說服力的、最無可辯駁的譴責，而是一窩蜂地發起辱罵攻勢。

麥克沃特回憶說，當《鐘形曲線》出版的時候，人們在一個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記者是否應該予以關注，為它帶來傳播。但他說，正因為他們採用了詳細材料，而不是僅僅給它標上褻瀆之名，從而使其領悟到了足夠多的東西，從而自己得出了結論：那本書中的說法是錯誤的——以及為什麼。

他和海特都屬於非正統學院組織(Heterodox Academy)，這是一個由數百名教授組成的團體，他們在加入時承諾要支持大學和學院里的觀點多樣性。該組織成立於2015年。當時和現在需要有這麼一個組織存在，這本身就很令人不安。

但在上周《彭博視點》(Bloomberg View)一篇文章中，耶魯大學法學教授斯蒂芬·卡特(Stephen Carter)說，用「可惡的行為」來壓制令人失望的言論，這種衝動是如此普遍，「以至於人們很容易不把它當回事。」

「那些喝止別人發言的人會繼續表現出令人遺憾的行為，」卡特寫道。「並且提醒我們其他人：走向專制的真正預兆不是出現在白宮，而是出現在學術領域。」

我不會延伸那麼遠。但我擔心，在非常多的時候，學術界更擅長於給學生灌輸不需費力的、令人陶醉的熱情，而不是讓他們做好準備，當社會不像校園那麼贊同他們的信念時，應該如何進行建設性的互動。

本文來源於《紐約時報中文網》，由土土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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