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理国故」到「国故整理」——九一八后中国学术研究的新趋向（二）

二

九一八后，学术界兴起了一股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热潮。以文化研究为例，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出版的有关文化和中国文化史著作大约50种，其中大部分出版于九一八事变后。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以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的自信力，这是九一八事变后「许多学者研究文化史的目的。」

王德华的《中国文化史要略》出版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在该书的「叙例」中就这样写道：「中国人应当了解中国文化，则无疑问，否则，吾族艰难奋斗、努力创造之历史，无由明了，而吾人之民族意识，即无由发生，民族精神即无由振起……兹者国脉益危，不言复兴则已，言复兴，则非着重文化教育，振起民族精神不可。本书之作，意即在此。」

张君劢于九一八事变不久即著《中华民族文化之过去与今后之发展》一文，重点论述了中国文化的特点以及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他指出，除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丝、茶、瓷器等这些为西人所津津乐道的东西外，中国文化在宗教、社会、学术和美术方面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如浩繁的史籍，为他国所罕见，美术、文学被西方人视为神品。

尤其值得中国人骄傲的是，「中华文化之生命，较他族独长。与吾族先后继起之其他文化民族，已墓木高拱矣，而吾华族犹巍然独存」。他并就此与古印度、古希腊、古埃及和古罗马文化进行了一番比较，以说明中国文化历久长存的原因。

傅斯年认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不是一个可以被人「灭亡」的民族和文化，「历史上与中国打来往的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固皆是一世之雄而今安在？中国人之所以能永久存立者，因其是世界上最耐劳苦的民族，能生存在他人不能生存的环境中，能在半生存的状态中进展文化」。

具体而言，他指出，以智慧论，中国人「虽不十分优越，却也是上等中的中等，固曾以工商业及美术文学及大帝国之组织力昭示于历史」；以政治论，虽然在二千多年的帝制统治之下，社会犹如一盘散沙，但在「南北东西各有万里直径的方土中，人文齐一，不分异类」，中国现在所缺少的是「政治重心，一有政治重心，中国是能有大组织的」。

1932年9月1日创刊的《复兴月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华民族之复兴与世界之关系》，在谈到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贡献时认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有四个方面非其他民族及其文化所能企及的特性：

1.爱好和平，反对战争，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孔（子）老（子）学说，以不争为原则；

2.敢于反抗外来侵略，富有民族气节；

3.有很强的文化同化力，对于各种文化能兼容并包；

4.勤生节用，极富生产力，曾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华民族的这些特性正是中华民族能够实现复兴的凭借；

如果说九一八后文化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以文化史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力的话，那么，研究历史的目的则是为了宣传民族主义思想，直接服从或服务于反对日本侵略斗争的需要。

比如，顾颉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三省、策划成立伪满洲国之后，即提出要加强中国民族史与地理学的研究，并与谭其骧、冯家升、史念海等人发起成立「禹贡学会」，出版《禹贡》半月刊。

顾颉刚还创办过一份颇有影响力的通俗杂志——《大众知识》，辟有论文、传记、漫谈、文艺、书评等栏目，其中「传记」所介绍的人物里有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孔子、出使西域沦落匈奴不改节的苏武、出使西域开创丝绸之路的张謇、威震匈奴的李广、平定安史之乱的战将郭子仪，等等，这些历史人物多表现出优秀的民族气节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顾颉刚还亲自撰文，发表《石敬瑭和赵德钧》《赵延寿和杜重威》等文章，利用历史上汉奸的丑恶罪行讽刺当时投降者的行为。

和顾颉刚相似，作为现代科学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傅斯年一向反对「学以致用」的提法。然而，九一八后日甚一日的民族危机，使他的学术思想为之一变，决心以自己的学术研究为反对日本的侵略服务。

为了驳斥日本人所散布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之谬论，他邀集史学同人合撰《东北史纲》一书，并亲撰第一卷。在「卷首」引言中，他用大量的确凿史实，揭露日本人称「东北」为「满洲」的险恶用心。

他指出，「满洲」一词，「既非本地名，又非政治区域名」，它是随着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而通行起来的，其中「南满」「北满」「东满」等名词，「尤为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毫无民族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根据」。

因此，「东北」不能称之为「满洲」。他还通过对东北自远古以来历史文化的考证得出结论：「人种的、历史的、地理的，皆足以证明东北在远古即是中国之一体」，「东北之为中国，与江苏、福建之为中国又无二致也」，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所谓「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之谬论，只是「名白以黑，指鹿为马」的妄说，根本不值一驳。

傅斯年撰写的《东北史纲》第一卷是研究「古代之东北」，主要叙述上古至隋代以前东北地区的民族分布、民族迁徙、区域关系、地理沿革等。尽管该书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不足，但它的学术价值尤其是它的政治意义得到了学术界的充分肯定。

该书出版后，由著名学者李济将其主要部分译成英文，送交当时正在中国考察的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从李顿调查团后来提交给国联的报告看，他们虽然偏袒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但也承认东北「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和各国共认之事实」。无可否认，调查团得出上述结论的依据是多方面的，但傅斯年等人所著的《东北史纲》也起了一定作用。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希祖，面对九一八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痛感国难深重，于是重新研究南明史乘，以发扬民族精神。为了揭发日寇以华制华阴谋和汉奸们为虎作伥、卖国求荣的恶行，他又勾稽两宋史料，先后撰成《伪楚录辑补》6卷、《伪齐录校补》4卷、《伪齐国志长编》16卷，借古喻今，以昭告国人。

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江苏镇江人。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图书馆学家、书法家。中国近现代史学先驱，中国文化学的奠基人，现代儒学宗师。1929年重返南京，任教中央大学（后更名南京大学）。并曾任南京图书馆馆长、考试院委员、江苏省参议员。以柳诒征为南雍双柱之一的南京大学，是现代儒学复兴的策源地；以其为国学支柱的学衡派，成为后世新儒家的学术滥觞。

另一位史学家柳诒徵同样激于民族大义，于九一八后印行《嘉靖东南平倭通录》《俞大猷正气堂集》《郑开阳杂著》《任环山海漫谈》《三朝辽事实录》《经略复国要编》《经武七书》等书，或为了说明东北蒙古自古代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整理历史上抗击异族入侵的民族英雄事迹，借以激发国人的爱国守土热情。

著名史学家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写于九一八之后，他在书中「特‘严夷夏之防’」，高扬以天下为己任的宋学传统，大力表彰明末清初诸儒的民族气节和操行，希望人们能加以继承和发扬。

后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的范文澜，于华北事变后开始偏离他长期信奉的正统汉学家的治学道路，而注重「学以致用」，尝试以自己的史学作品来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1935年12月到1936年间，他编写出《大丈夫》一书，热情歌颂历史上那些用「血和生命」保卫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英雄人物。他在书前的《凡例》中写道：「本书志在叙述古人，发扬汉族声威，抗拒夷狄侵凌的事迹，所以历史上尽多堪作模范的伟人，因限于体例，概以省略。」

「每当外敌侵入中国的时候，总有许多忠臣义士，用各种方式参加民族间悲壮的斗争。有的事迹流传下来，有的连姓名都湮没了。他们拼出血和生命，去保证民族的生存，是永远应该崇敬的。本书所举二十余人，只是取其声名最著，做个代表的意思，读者千万不要忘了其余无数的忠义人。」该书1936年7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后，受到读者热烈欢迎，成为教育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年积极爱国、投身抗日运动的好材料，至1940年10月印行了四版。

与此相联系，九一八后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重视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通史的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是这个国家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就说过：「灭人之国，先必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

章太炎曾用庄稼与水分来比喻民族主义与国史的关系，认为要提倡民族主义就必须重视国史的研究，从数千年的历史中发掘出可供人们以资借用的民族主义材料。他还指出，一国种脉之存续多依赖于本国的历史，「国与天地，必有与立，非独政教饬治而已，所以卫国性、类种族者，惟语言、历史为亟」。

对历史于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意义，九一八后的历史学家们也有充分的认识。朱希祖曾论说「国亡而国史不亡，则自有复兴之一日」，认为中国「民族之所以悠久，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因而他主张开馆修史，「借历史以说明国家之绵延，鼓励民族之复兴」。

柳诒徵在《国风》半月刊第5卷第1期上发表《从历史上求民族复兴之路》一文，认为要讲民族主义，发挥爱国主义精神，就必须研究中国历史。他还认为，讲民族主义，鼓励民族精神，不能只讲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林则徐等悲剧式的英雄人物，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的衰弱时代，讲得太多，「不免使人丧气」，而应多讲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汉唐，用他的话说：「欲求民族复兴之路，必须认清吾民族何时为最兴盛，其时之兴盛由于何故，使一般人知今日存亡危急之秋，非此不足以挽回溃势」。

历史学家缪凤林和邓之诚同样十分强调历史研究的重要性。缪凤林认为，「爱国雪耻之思，精进自强之念，皆以历史为原动力，欲提倡民族主义，必先昌明史学」。邓之诚指出：「二千年来，外患未尝一日或息，轩黄胄裔，危而复安，弱而能存，灭而再兴者何？莫非由群力群策得来。其艰难经历，非史事何由征之？故欲知先民缔造之迹，莫如读史」，「今诚欲救亡，莫如读史」。

正是基于对国史于民族和国家之重要意义的上述认识，这一时期的史学家们都十分重视中国史尤其是中国通史的研究，先后有缪凤林的《中国通史纲要》、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王桐龄的《中国全史》、章嵚的《中华通史》和吕振羽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一批通史著作和断代史著作出版。

除了重视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通史的研究外，这一时期史学研究的另一趋向是重视边疆史地的研究。近代以来，中国有过两次边疆史地研究高潮，一次是晚清的「西北史地学」研究，一次是民国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政学」研究。

据初步统计，民国时期成立的中国边疆学术研究团体共27个，其中24个成立于三四十年代。九一八事变后学术界之所以纷纷成立学术团体，出版刊物，重视边疆史地研究，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日寇侵略引起的边疆危机的不断加深，促使学术界关注和研究边疆史地问题，从而为抵御日寇侵略、解决边疆危机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寻找方法和出路。

比如，顾颉刚、谭其骧等人在《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中就写道：「本会之创立，目的在研治沿革地理，并进而任实地调查工作，以识吾中华民族自分歧至混一之迹象，以识吾中华民族开辟东亚大地而支配之方术，以识吾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以保存其种姓之精神，蕲为吾民族主义奠定坚实之基础，且蕲为吾全国人民发生融合统一之力量」。

按计划，他们先想做一些古代地理学研究的准备工作，但在「强邻肆虐，国之无日」的情况下，「遂不期而同于民族主义旗帜之下；又以敌人蚕食我土地，四境首当其冲，则又相率而趋于边疆史地研究」。因为「求民族自立而不先固其边防，非上策也」。而要「固其边防」，就必须「使居中土者，洞悉边情，以谋实地考查，沟通其文化，融洽其感情」，这样才能「隐患渐除，边圉以固矣」。

边事研究会的发起人朱霁青、唐柯三等人表示，「边疆问题，就是中国的存亡问题」，他们发起成立边事研究会的目的，是要「研究边事问题，唤起国人注意边事，促进政府开发边疆，以期巩固国防、复兴中华民族为宗旨」。

未完待续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史学月刊》2017年第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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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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