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去巴黎公社牆，別忘了頭上戴朵花

我們用生命夢想烏托邦。

我們用死亡實現理想國。

Our life dreams the Utopia.

Our death achieves the Ideal.

——雨果

在巴黎短暫的逗留中能擠出時間到拉雪茲神父公墓的人，必定是個骨灰級的文青吧。至少在那樣一個臨近聖誕的日子裡，墓地里看不到太多的活人和很多的鮮花，而樹葉也全部掉光了。所以，當我告別了巴爾扎克和雨果，在斑駁的樹影下逡巡中，被烏鴉的叫聲驚醒，然後毫無預期地與巴黎公社牆迎面相遇時，那一瞬間，真的有一種「撞牆」的感覺。

面對著它我一時無措，不知作何感想。它一直只存在於那已經淡忘的中學課本中，是一段概念化的歷史，是我們並沒有來得及真正了解但已經匆匆告別的革命。而且即便我已經站在了它的面前，它也仍然是面目模糊的——它只是一段爬著枯藤的矮牆，和一塊記錄著時間的大理石紀念銘牌，上面沒有名字——無名紀念碑，不能確定它本意要體現的是無產階級集體主義的精神，還是資產階級對那些聲稱是他們的掘墓人的死者的不屑。

這便是我——或許還包括絕大多數中國讀者，無論是文青還是憤青、到過巴黎還是沒有到過巴黎——在有機會讀到約翰·梅里曼的這本《大屠殺：巴黎公社生與死》之前，對巴黎公社的認知狀態吧。

巴黎公社時期軍隊攻打公社社員

比如，我們知道這樣一些概念：巴黎公社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工人階級為此拋頭顱灑熱血，遭到了血腥的鎮壓。我們還知道，馬克思在公社失敗後，曾闡述和肯定了公社的原則。

但誰是那些拋頭顱灑熱血的人，到底什麼是公社的原則？那些自發組織起來的人，應該是一個個有名有姓的巴黎人，是畫家庫爾貝，是工人瓦爾蘭、銅匠泰斯，是用雙胞胎兒子的名字做筆名的女作家貝拉，是洗衣婦之子埃米爾·杜瓦爾，既是新教牧師埃利·雷克魯，也是他那無政府主義的親兄弟、地理學家伊萊沙。巴黎的工人階層也好，共和派及社會主義知識份子也好，他們是通過什麼樣的一份「自由商討的契約」（巴黎公社文告）凝聚在了一起？他們想要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到底是什麼？

又比如，在我們的知識體系中，對無產階級革命的血腥暴力，我們接受過灌輸，也經歷過對灌輸的顛覆和「告別革命」的思潮。但暴力究竟是誰的原罪？書中我們看到，在巴黎公社被血洗之前，包括共濟會在內的三家團體曾對凡爾賽政府施壓，希望政府能承認巴黎人的自治權利、認可巴黎公社向「民主和社會共和」邁出的第一步，從而達致談判解決爭端。「事實上，公社從整體上來說——如果忽略他們的語言暴力水平——是非常用心地顯示他們不會像（鎮壓巴黎公社的）凡爾賽軍那樣做的。」即使在最艱難的時刻，巴黎公社整體上保持了對法律的依附（如，沒有沒收法蘭西銀行的資金，而是申請了銀行貸款，儘管強制沒收易如反掌）。

一個多世紀以來，無論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在思想上是多麼對立，他們竟都不約而同地用暴力革命來定義巴黎公社。但本書作者以他佔有的史料指出，歷史終將向公社整體上的人性化致敬。

巴黎公社時期宣傳畫，意在頌揚女性社員

——因為，點燃巴黎公社革命之火的不是暴力和仇恨，而是在普法戰爭中積聚起來的、反抗外敵入侵的市民自救和反抗腐敗帝制的城邦自治，以及多元共和思想的合流。從巴黎的舞廳到城市邊緣的倉庫，讓巴黎人享有政治權利並成為自由的燈塔，這樣的思想一度深入人心。這些權利既包括義務的世俗教育，也包括集會和結社的自由。以爭取婦女權利為己任、堅持絕不能「將女性的地位與人道」分開的巴黎公社婦女運動先驅——或許也是歷史上最早的女權主義領袖——路易絲·米歇爾，在公社失敗後受審時，譴責了公社混亂中出現的處決人質的行徑，強調公社「絕對與任何暗殺或縱火行為無關」，社會革命才是它的目標。「讓我們永遠走向上的路，追求正義和智慧」，這種對公平、正義與善的嚮往，不也是柏拉圖的理想國的主題？

一名女子被控扔燃燒彈而被凡爾賽軍殺害

——因為，巴黎公社曾開啟了一系列基於公正與平等思想的重大的社會改革，包括推行普選、對婦女聯盟的認可等。然而一個承載著主權在民的認知與期許的自治城邦，僅僅存在了64天，就在13萬政府軍「血腥一周」的大屠殺中走向了盡頭。作者的結論是：真正血腥的是國家暴力，它是有組織的、系統性的：「法軍對他們自己的同胞進行的這場大屠殺，令接下來的一個世紀籠罩在不散的陰魂之中。你可能被殺，因為你是某人，因為你想得到自由——這可能就是1871年5月21-28日那個血腥之周、歐洲19世紀最大的一場屠殺的終極意味。」

經歷炮火及公社的失敗之後的巴黎市政廳

本書作者、耶魯大學著名歷史學家約翰·梅里曼的學術興趣和研究領域是國家恐怖主義的起源，因此本書的主要脈絡是凡爾賽政府軍針對巴黎公社的大屠殺。他指出，「如果1871年的巴黎公社可以被看作19世紀最後一場革命，那麼國家隨後進行的血腥的、系統化的鎮壓就無異於釋放出了20世紀的惡魔。可悲的是，這或許是巴黎公社留下的一筆更大的遺產，比普通大眾在此期間獲得的自由更大。」這是否可以解釋，為何巴黎公社之後，別國的社會主義革命都因此而篤信暴力手段，並在暴力革命成功後，仍擺逃不掉血腥輪迴的怪圈？

巴黎公社牆

掩卷之時，拉雪茲神父公墓的那塊無名紀念牌也不再面目模糊——上面沒有公社死難者的名字，甚至沒有死於這面牆前負隅頑抗的公社最後一批戰士的名字，答案或許與理論無關，而只是技術性的：「當報紙要求發布軍事法庭處死名單時，他們被告知，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些臨時法院不保留記錄。很多人乾脆消失了，成了無名的受害者。當有些遇難公社社員的屍體被認出來時，在長達4個月的時間裡，當局一直拒絕讓家屬來掃墓、放置鮮花或其它任何東西。

我不曾在春暖花開的季節造訪過巴黎公社社員牆，但不難想像1908年立起大理石紀念牌匾之後，法國歷經的社會和解的努力，和紀念牆前那些紀念的鮮花。實際上，在紀念牌匾出現之前的二三十年時間裡，社會主義政黨在法國才開始真正成形，法國工會得以合法化並成長壯大。公社的歷史不僅被視為共和國歷史的一部分，而且正如本書中揭示的，「已成為法國國家歷史的一個重大、積極的事件。」

更複雜的感受，在掩卷時欲說還休，聯想到的是曾對巴黎公社提出批評和質疑的雨果，在公社被血腥鎮壓後轉而譴責政府，並因激怒了梯也爾而被法國政府施壓驅逐出比利時。此後經年，雨果一直在為公社倖存者的營救和特赦而奔走，甚至還寫有一首詩，名叫《更偉大的英雄》，獻給獄中的路易絲·米歇爾。但我們也不能就因此說，雨果轉而支持革命的暴力，就像他反映法國革命的巨著《悲慘世界》，與其說是用人性的話語來詮釋革命，不如說是在詮釋人性本身，並以此喚起世人的同理心和對理想的追求：「我們用生命夢想烏托邦。我們用死亡實現理想國。」（本文選自《大屠殺：巴黎公社生與死》譯序）

《大屠殺：巴黎公社生與死》內外封書影

（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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