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最懶的皇帝，許多大臣都不認識，為何還能做48年？

明亡於萬曆皇帝的說法由來已久。大家之所以有此觀點，緣於萬曆皇帝30年怠政，表現有所謂的六不做，就是「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

朱翊鈞做了48年皇帝，有近30年沒有上過朝，不少大臣連他長什麼樣都不知道，因為從上班到退休，沒有見過他一面。

與萬曆懶惰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明朝的開創者朱元璋，可是一個實打實的工作狂。據統計，朱元璋統治的洪武時期，洪武十七年一個八天時段，僅僅八天，內外諸司送到皇宮裡的奏章，就有一千件之巨。每件奏章里，有講一件事的，也有講兩三件事的，共計有三千多件事。八天處理一千個報告、三千件事。

但我們翻閱明朝的歷史就會發現，萬曆卻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如果他真的很懶，還能坐這麼久的皇帝嗎？那麼萬曆進30年不上朝的原因是什麼呢？

一、萬曆皇帝不上朝，是對文官集團的一種報復。

萬曆皇帝與文官集團的博弈中，我們不難看出：萬曆雖僅一人，但他是皇帝，擁有很大的權力；文官集團雖人數眾多，但單個權力不大，且未必團結一心。只不過，當他們在與皇帝的鬥爭中為了維護集團和各自的切身利益，能暫時擰成一股繩共同發力。

這樣的一種政治環境，讓萬曆皇帝很是無奈。尤其是他在位期間，透過東林黨爭和國本之爭兩件大事，已經發現君主想做點事情，就會被文官不厭其煩進行阻撓阻擋，故而他不得不萌生一種「君願不能遂，還要受人擺布」的悲觀情緒，逐漸喪失了年少時候對治國的熱情、對社稷的關注。於是乎，在與文官不斷抗爭卻常常不起作用的情況下，乾脆選擇了「無聲的抗議」做法，那就是了不再上朝。

二、萬曆皇帝不上朝，是對當時現狀的一種逃避。

萬曆時期社會此刻已經一塌糊塗，文臣多貪婪，武將多怕死。所謂的「東林七君子」，其實是腐儒誤國。試想，身為一介皇帝，九五之尊，看似貴不可言，大權在握，卻令不能行、禁不能止，連個心腹幹將都沒有，成為了真正的「寡人」一個，又能奈現狀如何？若與天下士子為敵，神宗不僅沒那個氣概，也沒那般能力。唯有「眼不見心不煩」，選擇逃避的方式，尚且可過得安生些。

三、萬曆皇帝不上朝，是對奢侈生活的一種沉迷。

據史書記載，神宗帝確實也是位酒色之徒。說好酒，他在17歲時，曾因為醉酒杖責馮保的義子，差點被慈聖太后廢掉帝位。對好色，他在萬曆十年（1582）的三月，就曾效仿其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間大選嬪妃，一天就娶了「九嬪」。不僅如此，他甚至還玩起同性戀的勾當，即玩弄女色的同時，還玩起了小太監。當時宮中有10個長得很俊的太監，就是專門「給事御前，或承恩與上同卧起」，號稱「十俊」。

四、過於寬仁的言官制度。

明朝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頗講言論自由的封建王朝。明朝推行言官制度，大臣們可以放開了提意見，上至國家大事，下至後宮瑣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儘管說來，不要害怕得罪皇帝。明代再殘暴的君主也不願背上「昏君」、「殺諫官」的罵名，實在氣極了，最多也只是「廷杖」，在言官的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頓而已。

明代言官普遍的作風是，立論唯恐不偏激，言辭唯恐不誇張，往往憑藉著捕風捉影、小道消息，就極盡聳人聽聞之能事。關心的並非所論是否屬實，而是能否憑藉刻薄的言辭嘩眾取寵，一舉成名。通過罵皇帝、罵重臣來證明自己存在的價值，以撈取政治資本。

崇禎時期，明朝危機重重，明代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袁崇煥照樣被「罵」，直至被凌遲處死後，罵聲還在繼續。清軍入關後，南明小王朝還有幾十萬軍隊，還有半壁江山，但那些言官不是專心對付來勢洶洶的敵人，還在繼續「罵」，繼續「內訌」，到了這個程度，明朝只有滅亡的份了。

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上《酒色財氣四箴疏》，幾乎就是對萬曆皇帝指著鼻子破口大罵，這以後，給萬曆皇帝上書進行無端謾罵的官員更是絡繹不絕，對這種群狼式的圍攻、暴風雨式的謾罵，皇帝沒了脾氣，只能裝聾子不理睬。雒於仁還有一個革職的處分，後來者，則乾脆什麼處分都沒有。萬曆皇帝選擇了沉默，選擇了躲避，選擇了「六不做」，任由他們去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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