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最早並不是秦始皇建造的！

長城工程的艱巨為可想而知，問題是：為什麼要興築這道城牆？

對於這個問題，很多人都會提出公式化的一個答案：「秦始皇造長城以防胡。」

外國學者的看法也相同，他們接受了古代羅馬人為防禦北方蠻族而自紀元八三年以後，陸續建築從梅因茲沿萊茵河至多瑙河上游的長城系統，而以中國大長城與之相比擬。

然而，這個答案與中外學者的另一個共同的問題：長城非秦始皇所「造」，不過他在統一中國之後，以戰國北方諸國原已分段建築的城牆連貫起來而已。

長城既非秦朝始建，則長城作用如解釋為防胡，時間上也應往前溯向分段建築的戰國，而非秦朝。

長城的最初性格———國境線

戰國列國間普遍流行系列性築城運動，系在紀元前四世紀前後，當時這項運動的突然興起，各國都顯得特別熱心，而且時間上也正隨著北方胡人開始出現之後。

但是，胡人出現地區限於北方，戰國時代的築城運動，卻須注意非北方漢族國家特有地方現象，此其一；其二，北方國家且非率先領導，反而還是追隨了內地國家才築城。

在如上情形之下，只有一種解釋為合理，便是說：長城系戰國列國出於相互間對抗需要而構築的大規模防禦工事。

這些防禦工事存在於北方的，對象便非漢族國家而轉向為胡人。依此了解，可明了當初建築長城，本質上並不含有偏重防胡的意義。

而且恰恰相反，長城還是漢族自身間基於相互對抗需要的產物。

北方長城較內地長城開始構築年代要晚到一個世紀之久的事實，史學界往往容易忽略，事實上，這卻是交代史實的關鍵，至少說明了當時漢族眼中的敵人，主要還是漢人自己。

儘管早在紀元前五世紀北方已有足使漢人驚訝的胡人出現，也逼迫漢人放棄一部分傳統文化而非學習胡化不可。

但是，胡人壓迫的危機，卻未令漢人恐懼到必須建築一道堅固防禦工事抗拒的程度，相反，這個時期所見的胡漢鬥爭，胡人侵略漢人，還不如漢人侵略胡人嚴重，「胡化」最熱心的趙國，大將李牧便曾製造一次戰役殺戮胡人騎兵十餘萬人的慘烈場面，北方諸國於戰國後半期開拓的新領土，也全奪自北方胡人。

趙國取得陰山—黃河間走廊地帶的「北河」之地，以後於秦國進行「中國」統一戰爭期間雖回復胡人支配，但待統一成功而秦朝大帝國建立時，這一地區不但立即再被收復，更在卓越軍事家蒙恬指揮之下，連同奪取了胡人發源地的整個鄂爾多斯或當時所謂「河南」與今日的河套。

這種漢族對胡人當時壓倒性的軍事攻擊力，乃是必須注意的事實之一。

之二，又須注意北方列國北長城的興築，都是合并奪自胡人新領土的直接後果。

北方長城，作用自始非只消極面的防禦，而另有其更主要的積極原因才興建。

這個原因，須從長城為什麼構成為北方新領土，以及新領土為什麼開闢和為什麼建設而得知。那便是漢族勢力繼續膨脹之下，漢式農耕環境擴大與凈化趨向的再延長。

漢族從游牧胡人手中奪取土地，是為了這片土地適合於農耕，這片土地既加入農耕中國，便拒絕胡人再予游牧化，拒絕部分必須有個標誌，這個標誌，便是長城。

長城在一系列建設新領土措置中擔當的任務，也即在此，而代表了漢族巨大的壓制和嚇阻力量，一種向胡人警告止步的指示。

換言之，站在漢族片面與主觀立場，用人力划出與強制對方接受的一道漢胡國界或國境線，而非純粹的國防工事或國防線。

國境線雖非不能兼為國防線，長城的本身也不可否認必帶軍事色彩，但至少當時長城的要塞性國防線意義，已隱蔽在國境線性格背後。

前引《史記》匈奴列傳兩見「拒胡」字句，「拒胡」（拒絕胡人）迥非後世所謂「防胡」「御胡」的示弱性可比擬，這是個充滿了驕傲與自尊的字樣，與秦始皇本紀中「斥」「逐」相呼應。

最初的長城，便這樣拒絕和阻斷了胡人———軍事的，也是政治的。

長城國境線性格，戰國時代後半列國分段建築的北方長城已經具備，到秦朝漢族大帝國建立而愈突出與明朗。

秦朝是中國歷史上革命、毅力、效率和進取的代表性朝代之一，也是充分表現漢族誕生期勃發朝氣的偉大時代，非常重視國境觀念，是其特徵。

秦始皇五次巡行全國，刻石謳歌皇帝豐功偉業時，國界四至往往陪伴鐫以明文，如：「皇帝之往，存定四極」，以及「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

意思是說：一統的完成，國家東、南、西、北四個方向，都已到達了「極」。四極之中，兩個方向有海洋作為自然界限，另兩個方向，便以長城———人為的國界線為界。

秦朝大長城，這條略呈弧形而劃定當時漢族意識中「中國」與「非中國」界限的大工程，主持者便是蒙恬，他是攻佔鄂爾多斯草原的最高統帥，以及郡縣與移民政策的執行人。

雄偉的秦朝大長城，乃是漢族人定勝天的戰鬥精神結晶，憑雙手與決心，創造並達成了「極」的構想。

大長城的所以為「極」，正因為國界恰恰符合自然地理。從大體而言，漢式農耕事業已到達很難利用的真正草原為止。

長城以外，斷然放棄，長城以內，便是被圈定可供農業發展的所有土地，這些土地，秦始皇和他的政治家們確認必須統一划歸「中國」。

全面隔斷草原—耕地的萬里長城，也便代表了農業漢族最大限度利用空間的界線。

長城的建造，既表示那些土地應該保持在漢族所認定的「中國」以內，以供漢族利用，則相對而言，也便具有其他土地漢族不該涉足的意義。

事實上，長城之為「極」，「極」的本身意義，便代表了限制。所以，長城的作用是雙重的，非只對外，同時也具有對內性。

關於後者，便是設定了一道漢化極限，一方面，限定農業社會最大限度的活動範圍，凡漢族一律必須居住長城以內，私越長城線，罪名等於叛離中國，懲罰可能非僅僅判處徒刑；另一方面，也為漢族定型後所建立的統一農業社會新秩序，設定一個界限。

四「極」觀念所以被秦朝重視，長城所以必須陪伴新領土擴大而立即重建，與統一政治的建設都有關係，四極以內，必須車同軌、書同文，相反，這些也以至於「極」為限。秦朝長城國界線意義，從這方面而強烈表現。

後代人所以相信秦朝長城防胡，最大原因可能受了見到如今日真正「防胡」作用的長城影響。

事實上，古今長城，不但位置不同，性格也在變遷。長城防胡這一答案，如果用來說明後代長城的效用，可謂正確，但如用以解釋長城的起源，以及建築長城最初的用意，那便不恰當了。

換言之，長城「防胡」的作用是以後才轉變而成的，當初並非如此———秦朝與秦朝以前不是，漢朝也不是。

漢朝攻勢長城與後代防禦長城

長城之作為國界線，其性格至漢朝仍然明朗，這從漢朝政府與匈奴間往複公文的內容可明示。

文帝對老上單于的復文：「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漢書》匈奴傳上），便確切說明了兩國間系以長城為國界。

一直到匈奴已經服從漢朝的紀元前後，烏珠留單于致平帝的文書中，仍還重申這層意義：「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為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漢書》匈奴傳下）

所以，無論秦、漢，長城的國界觀念同樣發達，漢朝長城也便直接繼承自秦朝。

但是，秦漢間長城繼承，並非一成不變，須注意還是經過修正了的。為什麼修正？關係到紀元前二〇二年漢朝建國前後國際局勢的推移。

秦朝二世而亡，鋒芒和強盛有如彗星般一掠即逝。相對的草原方面，匈奴卻正如旭日升空，在秦朝過渡到漢朝的漢族中國動亂期間，所有喪失的游牧土地，所謂「新秦」，迅速回到匈奴人手中。

加以漢朝初年北方漢族將領頻頻叛變倒向匈奴，局勢嚴重到漢人連企圖退縮維持戰國趙、燕北長城一線都不容易，所以《史記》匈奴列傳有「（單于冒頓）南並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的敘述。

匈奴絕對優勢逆轉的關鍵年代是漢武帝元朔二年（紀元前１２７年）。這一年，漢朝反攻再奪下河南地，才使長城線恢復推展到秦朝原址，便是《史記》匈奴列傳所說「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

然而，如果注意匈奴列傳的另一段記載：「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可知即使至此階段，秦始皇事業的中段長城還是變了形，造陽以北地區已被放棄，由今日多倫地方退到赤城縣。

換言之，改依了原先燕長城的界線。這是漢朝長城比較秦朝長城不同的第一處———這一段長城，便是熱河赤峰長城考古所引述張家口的一線，張家口即與赤城縣相近。同時，也是現在長城與古長城線唯一符合之處，所經過赤城縣北方的獨石口，成為現在長城全線北方最突出部分。

漢朝較秦朝長城位置不同的第二處為東端起點。

當武帝一代，漢朝勢力續向鴨綠江以南伸展而完成半島北、中部統一支配時，樂浪等四郡開闢，漢朝領土於是東向面臨了日本海。這個形勢，使當初圈劃半島西北一部分領土的秦朝長城，失卻了國境線意義。

所以，漢朝半島勢力的躍進，相對現象，反而是長城線的撤出半島。

自紀元前二世紀末以後，漢朝長城的東方起點或終點，已從原先秦朝長城線縮回鴨綠江以北，自今日遼北省昌圖縣到吉林省樺甸縣的一段，也便是後來半島四郡之一玄菟郡轉移到今日安東省境後所見的「玄菟長城」。

如《三國志》魏志東夷傳所記：「夫余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此即改與東夷諸族分界出漢朝長城新起點。

秦漢長城線的第三處不同，也是最大的不同處，在於西方。漢武帝規復河南地後，對匈奴次一步制裁行動是佔領河西，以及控制西域各國。因此一道完全脫離秦朝長城範疇而以全新姿態出現的西長城被興築。

紀元前二世紀末與前一世紀初之間，隨軍事行動開展而這一系列長城工程，自金城（今甘肅蘭州）、令居（今甘肅永登）方面向西延伸，橫貫今日甘肅全域與新疆東部，歷史上有名的玉門關和陽關出現，便是此期間的成果。

現在長城大體沿襲其原線，只是西端以敦煌為中心的東、西部分，已被切廢。被切廢的這段「敦煌長城」，以及自敦煌向羅布大道延長入新疆的亭、障系統，均有遺址、遺迹發現。

漢朝西長城的增築，對長城意義轉變的關係至為重大，自此而長城顯著增大其國防線效用。

敦煌長城或漢朝西長城，本質上便是軍事開展的產物。掩護行軍、切斷匈奴—羌族間聯繫、控制新疆和保護中國—西域間交通安全，主要作用全在於戰略性，此其一。

其二，長城工事的非限於主線，由線而推展到面，這一特色也以這一段戰略長城為最明顯。駐防部隊瞭望哨性質的「亭」，更多和更遠脫離主工程，被廣泛分布到長城線左、右、內、外。

《史記》匈奴列傳有段說明：「（太初三年）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障列亭至廬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強駑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這一類部署，分明已造成長城即要塞的格局。

同時，漢朝西方新領土越出長城線以外的現象，也與國境線長城大相異趣。

國境線長城的位置必須在領土邊緣而非領土以內，換言之，長城線與國境線相符合，附帶的意義，又是長城以外無漢人。而敦煌長城，北則居延亭障的配列，以及居延有名的受降城建築，可以使漢族部隊由甘肅通過寧夏，沿額濟納河一直推展到漠北，西則自玉門關順著世界史上著名的絲道北線至於天山，所在皆布防駐屯，國土邊界已遙遙超越於長城線以外。這種情形，與秦朝長城，區別極大。

然而，儘管漢朝西長城與秦朝長城間已有區別，儘管西長城已非國境線性質，卻仍然不能與「長城防胡」這個論調混為一談。

因為，這一段長城所代表的精神是積極的、進取的，非只不是防禦，相反還是執行前進政策的工具，是戰略性的攻勢長城。

長城何時成為一道如今所見似全然防禦性質的工事？答案是至四世紀末南北朝形成前夕、北魏建國時才有跡象。距離二世紀末漢朝統治開始崩潰，中間相隔整整兩百年。

這中間兩百年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長時間大分裂和大動亂時代。

一世紀以後，因漢朝對匈奴鬥爭獲得全面性勝利，而後漢—魏—晉政府採取了長城開放政策，允許服從與願意接受保護的游牧民族移居到長城以內。

這個事實使長城原系代表國境而非後此心目中的國防線的觀點更獲得支持，否則，開放長城，引進外人來到國防工事背後，將無法解釋其理由。

到「五胡亂華」，也便由這些因移住長城以內而轉變了生活習慣的原先異族而後來又是被同化者，領導割裂北方中國，在黃河流域分別建國，其時長城在中國史料中未再被重視。

待長城歷史中斷兩個世紀而再被重視，便已是大動亂近尾聲，四分五裂局面初步被合并為南北對立的兩個政權時代。

再出現的長城，材料已改用磚，所扮演的角色，也全然成為「防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