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女子都要裹足？並非如此，我們都被小說和電視劇給騙了

關於中國古代女子裹足現象，大作家馮驥才在他的代表作《三寸金蓮》中通過對一個名叫戈香蓮小姑娘的刻畫而有具體且形象的描述。

在大作家的筆下，簡潔的幾段描寫，就讓生活在現代文明社會裡的人可以全面而詳盡地了解到裹足是如何的一種酷刑。這種酷刑，讓人不寒而慄，同時也讓人有足夠的理由詛咒發明裹足和倡議裹足的那些變態者。

不過，馮驥才在書中說：「歷史一段一段。一朝興，一朝亡。亡中興，興中亡。興興亡亡，擾得小百姓不得安生，礙吃礙喝，礙穿礙戴，可就礙不著小腳的事兒。打李後主到宣統爺，女人裹腳興了一千年，中間換了多少朝代，改了多少年號，小腳不一直裹？歷史干它嘛了？上起太后妃子，下至漁女村姑，文的李清照，武的梁紅玉，誰不裹？猴不裹，我信。」——關於這一段話，卻頗有考量的地方。

也就是說，在長達一千多年的歷史裡，是否真的「上起太后妃子，下至漁女村姑，文的李清照，武的梁紅玉」，誰都脫離不了裹腳的命運？

不是的。

實際上，裹腳並非全民的事。

甚至大清入關，在下剃頭令的時候，也曾經嚴令旗人不準裹腳、漢人必須放足。

這是大清入關後做的比較值得稱道的事。但要注意的是，這並不是大清統治者有什麼高尚的覺悟，從人性出發，愛護百姓。它那是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促進社會發展，充分利用一切有生勞動力。

試想想，女子要都裹腳了，連走路都困難，還能從事什麼樣的重體力活？不但不能為社會發展添磚加瓦，反而成了社會發展的一個巨大累贅，太虧了。

從這個角度出發，就不難想像，女子裹腳，一直以來，主要是富貴人家的事。貧苦人家，哪有經濟能力養一個只能消費不能創造社會價值的小腳女人？

要說，小腳女人行走不便，做一些純手工的活還是可以的，但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業是古代社會的主要生產部門，農業勞動有多少是純手工活？

所以，清人徐珂在《清稗類鈔?農商類》中說：「男女並耕之俗，廣東、廣西、福建最多，江蘇、浙江、江西、安徽亦有之，且有見於湖南者。」也就是說，他所遊歷的八個省，見到的農村大部分婦女都參加田間生產，這些婦女，都是不裹腳的。

徐珂也因此說：「蓋其地之婦女皆天足也，常日徒跣，無異男子。」

康雍間的官僚李紱到雲南赴任，在荊襄至常德的路上，見「婦女皆徒跣，治田疇」，「與男子雜作水田中」。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徐珂的見聞，湖南、湖北婦女都是下田幹活的。

而嘉慶年間的《松江府志》也記有松江府婦女「耘獲車灌，率與男子共事」的字樣，蘇州人沈德潛更寫有「磨鐮霍霍割上場，婦女打曬田家忙」的詩句，可見南方婦人參加農耕勞動是極其常態的事，則南方婦女大多和男子一樣是大足，沒有包裹過。

無怪乎順治年間的王沄到了福建，感嘆說：「泉漳之間，弓步絕跡。」

乾隆時的袁枚也在其所著的《隨園詩話》說：「江寧城中，每至冬月，江北村婦多渡江為人傭工，皆不纏足。」

光緒間的《奉賢縣誌》稱該縣「務農者多，婦女不裹足，不避寒暑風雨」，能肩負致遠。

獨逸窩居士所輯《笑笑錄》也說廣西「鄉村婦女率大足，肩挑負販，與男子同」。

與南方地區相比，那北方的情形又如何呢？

光緒年間的《玉田縣誌》明確記載有河北玉田縣婦女采棉摘豆、割禾打麥的勞動場景，河北蠡縣人李塨在《恕谷後集》提到有婦女「農時躬耨」的事。

但相對來南方說，北方婦女下田少，裹腳女人比較多。

錢泳在《履園叢話?裹足》里說：「足之小者，莫如燕趙齊魯秦晉之間。」

當然，宋元以降，統治階級都把纏足作為考察婦德、婦容的一項指標，認為只有三寸金蓮的女子才可能有教養，才美麗，則無論南方、北方，富貴人家都會有裹足問題上大做文章、嚴格要求。

名士方苞寫信給他的兄弟，說「余每見農家婦，耕耘樵蘇，佐男子力作。時雨降，脫履就功，形骸若鳥獸」。方苞認為女子不裹腳，脫鞋下地幹活，那是禽獸一樣的行為。

以前有一句揭後語，叫「懶婆娘的裹腳布——又臭又長」，說明裹腳布是比較臭的東西。可是，偏偏有人為之痴迷不已。

晚清怪才辜鴻銘就特別喜歡妻子的小腳，常常讓妻子脫掉鞋子給自己嗅，如聞花香。有時寫作沒了靈感，就讓妻子進書房，如痴似醉地嗅裹腳布的味道，用手捏妻子的小腳，自得其樂……

正是方苞、辜鴻銘之類臭男人的導引，上層社會人家的女子紛紛裹腳以迎合，終於構成了一個病態的社會階層——小腳婦女群。

不過，值得慶幸的是，這個病態的階層其實也並不是上層社會人家的全部。

誠如清代江蘇人錢泳所說：「兩湖、兩廣、雲貴諸省，雖大家亦有不纏者。」

吳震芳在《嶺南雜記》中也說：「嶺南婦女多不纏足，其大家富室閨閣則纏之，奴婢俱赤足行市中，下等之家女子纏足則詬厲之，以為良賤之別。」

所以，小腳女人，只是中國宋元以後女子中的一小部分，並非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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