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記錄第一次與俄羅斯的相遇

本文摘自《動蕩》，（德）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貝格爾（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著，姚月 譯，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12月

圖源於網路

儘管地址不完全正確，那封信還是被投進了我的信箱：Budal Gar, Tome, 挪威。義大利人對他們的文字中沒有的字母使用起來總是有困難。我無法立即搞清楚信封上的寄信人，因為那是一個縮寫：Comes。信上寫著：「親愛的朋友」，那位友善地給我寫信的人叫吉安卡洛·維戈雷利，署名是羅馬《歐洲文學》的雜誌出版人和主編。這時我才想起，我與他是一年多前結識的。在義大利像他這樣有才華的人並不少。他的抱負、智慧，以及與各黨派間的良好關係幫助他賺到了錢，當然，這些錢的來路並不十分清楚。他用這些錢成立了一個協會，取名為「歐洲作家協會」。不懷好意的人將他與黑幫老大或馬戲團團長作比，但這並不十分合情合理，因為他的舉措是很有功績的。在冷戰期間，周圍並沒有人像他一般如此積極和愉快地跨越敵對雙方的障礙，尤其是在文化領域的鴻溝。為此，他曾經組織過一些「西方」和「東方」作家的交流會。

現在我的手中拿著他給我的邀請信，這是一場將在列寧格勒舉行的見面會。我並不清楚我怎麼會在維戈雷利的邀請名單上。因為，這份名單給我的感覺是，作家們來自許多國家，他們中還有好幾位名人。維戈雷利能想到西德人並不是顯而易見的事。列寧格勒這個並不在附近，而是在很遠的東方的城市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神奇的地方，如果我們不把它看作是禁區的話。原因之一是曾經有一支德國軍隊在20年前包圍、佔領了這個地區，並造成極大的饑荒；原因之二是雅爾塔會議給這座城市拉上了一層幕布，且不能被輕易地揭開。柏林牆兩側的情緒是敵對的，而且被抹上了一層對兩大陣營對峙升級而恐懼的毒藥。

德國，當時是兩個被保護的國家，一邊是溫吞水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另一邊是「地區」。我對這個地區並不抱什麼幻想，給我打預防針的是我的所見所聞和我早期讀過的文獻：漢娜·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奧威爾的《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以及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被禁錮的頭腦》。還有就是在弗萊堡耶穌會成員的幫助下，我也了解到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那就是古斯塔夫·維特，他像食人者吃嬰兒那樣仔細研究了兩冊《辯證唯物主義》。在冷戰期間，是他的「活體解剖」出來的東西給了我啟發，但我缺少的是書中也沒有完成的「驗屍」。我想通過自己的眼睛看一看，那邊到底是怎樣的情況，不是在衛星國，而是在俄羅斯，那個很長時間以來只被稱作CCCP的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

於是就有了八月的某個下午——我還記得那是一個星期六——我乘坐蘇聯的飛機並降落在列寧格勒。讓-保羅·薩特、西蒙·波伏娃、娜塔麗·薩洛特、安格斯·威爾遜、威廉·戈爾丁、朱塞培·翁加雷蒂和漢斯·維爾納·里希特已經到達。東方的客人有米哈伊爾·亞歷山大羅維奇·肖洛霍夫、伊利亞·愛倫堡、康斯坦丁·亞歷山大羅維奇·費定、亞歷山大·特瓦爾多夫斯基、葉夫根尼·葉甫圖申科、波蘭的耶日·波特曼和匈牙利的提波爾·戴瑞。東德當時也有人參加，漢斯·科赫，據說他是東德作家協會的秘書。英格博格·巴赫曼在最後一刻取消了她的行程，而烏韋·約翰遜堅決不願與東德和俄羅斯的官員在一起。

儘管如此，人們還是希望能夠有那麼幾個聯邦德國的人參加會議，因為外部世界對我們在政治上的隔離正在逐漸消失。但是請哪位德國人呢？馬克斯·弗里施或許是合適的人選，但他是瑞士人。不是還有已經出名了的漢斯·維爾納·里希特嗎？四七社的奇蹟已經在莫斯科傳開。官方討論會的論題：「當代小說的問題」並不使人感到為難。但為什麼是我，這個從未寫過一本小說的人呢？我想，對我有利的重要因素是我的出生日期。人們估計不會碰到在納粹時期的一些讓人不舒服的細節，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說，我是「左派」，無論這意味著什麼。

在此之前，我沒有去過俄羅斯。我也從來沒有了解過那裡的風俗習氣。因為這次會議的主辦方是蘇聯作協，所以我們被視為代表團成員，也就可以算作是國家貴賓。我們被安排在這座城市最高級的酒店：歐洲大酒店。酒店坐落在涅瓦大街。大堂鋪著真正的高加索、布哈拉和波斯的地毯。暖氣燒得過於熱的浴室中，托著龐大的浴缸的是獅爪形狀的鑄鐵底足。甚至還有擺放著棕櫚樹的玻璃溫室。房間內陳舊的華麗裝潢，吊燈和沉重的書桌，已經不再是給像屠格涅夫和柴可夫斯基，或是後來的高爾基，或馬雅可夫斯基等這樣的人使用，而是迎來了一批新階層的客人。

有一個小報亭出售各種語言的報紙，但我只能讀懂《新德國報》《團結報》和《人道報》。而其他報紙，我連它們的名字都無法識別。那是蒙古語、亞美尼亞語和塔吉克語嗎？我還是信賴《真理報》吧，因為，儘管我的俄文很糟糕，但我還是能讀懂頭條新聞，而且也能猜到會有什麼報道：產量的喜報和資本主義世界的壞消息。我想要一份地圖的願望根本沒有人能理解。實際上也沒有人對地圖感興趣。提出這樣的問題已經使得他們感到驚訝了。只有間諜才會尋找這類國家機密。

為了由領隊漢斯·維爾納·里希特和我組成的這個「代表團」，他們委派了兩位陪同，這在後來被證明是一件幸運的事。儘管這樣的嚮導主要工作是翻譯，為外國人提供幫助，但他們還有另外的任務。他們不僅要保護客人，甚至還要保護國家，防止不必要的事情發生。上頭當然期待著他們關於這些外國人的行為和思想的報告。列夫·金茲堡是一位沉著冷靜、學識淵博的德國文學學者和翻譯家，他只是臨時接受了這項工作。另一位，他的名字是康斯坦丁·波加特葉夫，似乎也不熱衷於執行公務。意識形態辭彙被他像討厭的蒼蠅一樣趕走。他甚至很快就表示出對他的政黨和領導人的鄙視，而我卻在想，是否他們給我們安插了姦細。在現實中無所不在的監視下得出這個結論也是必然的。但很快我意識到，我的揣測是錯誤的。

克斯特亞，康斯坦丁這樣稱呼自己，是一位身材修長，似乎有些營養不良的30或35歲的男人，可以看出他經歷過艱苦的歲月。他對秘密機構十分熟悉，而且知道我們有怎樣的限制和特權，哪些店是為特權階層準備的和有什麼樣的優惠。當我問他，他的牙齒為什麼已經壞了的時候，他冷冰冰地回答說，這是勞教所的紀念品。他斷斷續續地、不帶任何錶情地給我講那些犯人——他也是其中之一——在比烏拉爾還要遠的地方度過的幾年。從那以後，他就對牙科非常熟悉了。這也被證明是有用的，因為有一天的半夜，漢斯·維爾納突然牙痛，兩天都不能參加活動。

克斯特亞的愛好從來不是政治，而是詩歌。或許是他的這種態度招致了厄運，或許是他抄寫了被禁的詩句並轉給了別人。依據是他會背誦並摘錄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的詩句，同樣還有里爾克的《杜伊諾輓歌》——甚至是用德語。

像這樣的例子在俄羅斯的知識分子中屢屢可見。克斯特亞體現了一群人的精神，他們視詩歌為生命，而這種崇拜在我們中早就不存在了。

有些事情我也是知道的，在聖彼得堡，或者稱彼得格勒、列寧格勒，這被遺忘的美麗地方，每隔兩條街道就會有文學家的靈魂出現。然而在會議日程安排上，普希金、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謝拉皮翁兄弟，而詩人像克列寧可夫和卡姆斯並沒有被提及。

康斯坦丁·費定，他是一位相當有影響的人，可以說他是最有威望的作家協會主席。他指責喬伊斯、普魯斯特和卡夫卡，法國人捍衛新小說，官員讚美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唯有雖然沒有被正式任命，精神上卻相當於蘇聯代表團團長的伊利亞·愛倫堡給會場帶來了一些活力。這也不奇怪，1954年出版的他的小說《解凍》可以說是第一部在謹慎時期批評斯大林的「教父」級作品。作家協會的老兵們都討厭他。「我們的作家，」他說，「並不是因為他們主張社會主義而寫不好小說，而是因為上帝沒有賦予他們才華。在蘇聯，已經看不到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訶夫了。但是我們有許許多多沒有才華的作家。」儘管我們必須有這樣的作家，他們為成千上萬的人寫作，但也會有其他的人需要俄羅斯文學，我們也有必要僅僅為5000人寫作。即使新小說在這個場合被讚揚，他個人也還是不喜歡新小說，但他認為我們大家要尊重嘗試的權利。這就是這場爭論的最高點。

再沒有人回到他的話題上，他自己也不再繼續下去。這位見多識廣的人更喜歡與漢斯·維爾納·里希特談論德國，甚至願意花時間與我這個在俄羅斯完全沒有名氣的人交談。

但是，會議終究還是會議。因此我們，克斯特亞和我，只要有可能就逃離會場。當然時間很有限。我們參觀了「阿芙樂爾」號巡洋艦。1904年到1905年，這艘軍艦參加了日俄戰爭。紅色的旗幟疲憊地掛在桅杆上。我覺得軍艦很小，而且已經生鏽了。然後我們又去參觀冬宮，那是1917年布爾什維克起義的地方，或者你也可以把它說成是政變。我們還去看了海軍部的金尖塔。當然我們也沒有更多的選擇性。

應該是在??，也許是第二天吧，有一個大型招待會，我記得自己是坐在一位身材魁梧的人旁邊，他穿著氣派的紅色艦隊海軍上將的制服，戴著一隻大戒指，戒指上有白色的浮雕。當我問他這個浮雕的意義時，他大聲笑著說，這是他崇拜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頭像。交談間，宴會在許多賀詞中開始了。伏特加酒沒有被倒滿到杯口上是絕對不可能的。薩特坐在貴賓位置上，他似乎不能應付這種酒。席間，他不得不放棄品嘗還將被源源不斷送上來的菜，一位謹慎的保鏢把他帶到了安全的地方。後來聽說急診醫生都被找來了，但對這些人們在過道上說的悄悄話我們也不必相信。

最後一天的晚上比較輕鬆。我記得是葉夫根尼·葉甫圖申科安排的，他比我小三歲，相當清楚在列寧格勒的夜晚可以去哪裡玩。他帶我們去的地方是由廢棄的廠房改建而成的小劇場。那裡有一支小樂隊，他們不僅演奏搖滾樂，還懂得西方最新的時尚。他們驕傲地展示他們的皮夾克和或真或假的藍色牛仔褲。那些年紀大的人很安靜，顯然已經喝得很醉，而年輕人則跳著扭擺舞直到凌晨。後來我才明白，那些青年是如何掌握最新消息的：自由電台或BBC對蘇聯的廣播，他們從那裡聽到貓王和披頭士的歌。他們很了解怎樣避開蘇聯的干擾電波而接收到短波。

……

作品簡介

《動蕩》，（德）漢斯·馬格努斯·恩岑斯貝格爾（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著，姚月 譯，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12

偶然在地下室發現的塵封半個世紀之久的日記，促使八十五歲高齡的恩岑斯貝格爾重新串聯起他生平所經歷的東西方重大歷史事件。他在20世紀60年代兩次深入探訪蘇聯、古巴、柬埔寨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記錄下與赫魯曉夫、卡斯特羅、西哈努克、杜布切克、聶魯達等眾多政治領袖和文學名人接觸過程中鮮為人知的生活軼事。

足球戰爭、布拉格之春、德意志之秋、越南戰爭、尼克松訪華······前所未有的政治、社會、文化、道德衝擊，高漲的學生思潮、工人罷工、婦女運動，甚囂塵上的反戰吶喊、個性解放、反主流文化······作為一個「舒適的左派」，恩岑斯貝格爾用自己十年來東西方遊歷的經歷，為我們展現出了徹底震撼世界的動蕩的20世紀60年代……

(本文為騰訊文化簽約的合作方內容，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