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人深思：二戰以後的日本，是怎麼富起來的

五十年代的日本：曾和我們一樣貧窮

在二戰之後的日本，甚至到上世紀五十年代，日本還是和中國一樣的貧困，但是短短的幾十年，他們迅速崛起，本文為你記述，他們是怎麼富起來的，其實無非是以下幾點：戰後國民經濟非軍事化，政府得以集中有限的財力物力進行經濟建設。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大力發展教育，培養人才。美國的援助和扶植。

日本國民是怎麼變富的？

1964年的秋天，給新井一二三留下了人生最初的記憶。這一年的10月10日，新井一二三的家鄉日本東京，舉辦了該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屆奧運會。

四十多年後，已經成為專欄作家的新井一二三回憶這段兒時歲月時說，「雖然當時我才兩歲半，但是全體社會及其興奮的氣氛還是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當時父母不知道從哪裡弄來的一把比賽信號槍，成了新井一二三和她哥哥整個童年的「頭號玩具」，為了收看奧運比賽，家裡還特意添置了第一台樂聲牌黑白電視機。

新井一二三的童年恰逢日本經濟起飛：二戰戰敗的陰霾漸漸散去；東京、大阪兩大城市之間開通了東海道新幹線，這也是當時世界上首條時速超過200公里的高速鐵路；在東京中心區，則完成了首都高速公路網第一工程；電話、雙門冰箱、彩電等生活電器開始進入尋常百姓家。

開啟上世紀60年代日本經濟起飛奇蹟的，正是日本政府1960年頒布實施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以下簡稱倍增計劃)。

曾經主管商務部亞洲司對日經貿調研的金柏松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上世紀50年代，日本經濟遭遇到了總需求疲軟的麻煩，但是他們通過實施倍增計劃，化解了這個難題，為日本經濟起飛奠定了基礎。

從「強國」到「富民」

新井一二三出生的前四年，也就是1958年，日本社會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工廠運用新技術生產大批電視機、電冰箱、空調，但是這些物廉價美的生活電器卻無人問津，只好大批堆積在倉庫中。

商品賣不去，人民又無力消費，失業的陰霾籠罩在整個日本列島上空。到了1958年3月，日本的失業人口增加到92萬人。勞資關係也日趨緊張，在南九州島三池礦場發生了長時間的罷工。新井一二三父親開辦的印刷廠，也常常一連好幾周都沒有訂單。

此前，1945年到1955年，也就是「二戰」結束後的十年間，日本開啟了長達48個月的「岩武景氣」時期。此時的日本政府發展經濟重點是：壓低民間消費需求，把儘可能多的資源投向生產，發展出口經濟。

但進入上世紀50年代末期後，特別是從1958年開始，日本經濟發展遭遇了瓶頸，並暴露出經濟結構存在的諸多問題，比如雙重結構、過度依賴投資帶動經濟增長、人口紅利即將結束等。

現任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金柏松表示，這一時期的日本經濟狀況，與當下中國的情形頗有幾分相似之處：企業普遍實行低成本製造和擴大出口，帶來的經濟增長呈現粗放狀態，這種狀況隨著人口就業程度接近飽和，企業經營將無法持續。

日本經濟學界也意識到「壓縮需求，發展出口」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行不通了，得儘快啟動民間消費。

當時擔任大藏大臣的池田勇人，經常和一幫經濟學家在東京的一家酒吧聚會，就日本未來經濟增長的問題辯論。其中以中山伊知郎、下村治為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應大幅提升國民收入，刺激內需，這樣日本的經濟在未來十年才能夠繼續保持10%以上的增長。

中山伊知郎在1959年1月3日在《讀賣新聞》提出了「工資翻番論」，認為「收入翻番還可作為政策目標，福利國家應該是日本未來的面貌」。

金柏松認為，這有意無意當中糾正了戰前那種引入歧途的「強國論」定位，確立了「福利國家」的未來圖景，將日本發展經濟引入正確航向，實現了一次劃時代轉變。

1960年，池田勇人當選執政的民黨總裁後，他立即採納了中山伊知郎等學者的建議，宣布啟動為期1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並將這一計劃提升到法律層次，改造日本的宏偉計劃自此拉開大幕。

池田勇人提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主要目標是，通過十年時間，迅速地把國民生產總值增加一倍，從而謀求實現完全就業，大幅度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在計劃實施過程中必須縮小農業與非農業之間、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地區相互之間以及收入階層之間存在的生活上和收入上的差距，以期國民經濟和國民生活得到均衡發展。

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為核心

在倍增計劃實施的這段日子裡，新井一二三家在東京新宿區神田川邊開辦的印刷廠，原本只是一個人的小作坊，沒幾年工夫就雇請了很多員工。

蒸蒸日上的經濟形勢，令新井一二三至今難忘，「當時差不多每個家庭的收入都直線提高；不是一部分人發財，而是大家一同富起來。失業率幾乎等於零，大企業的終身僱傭制給上班族保證了一輩子的鐵飯碗。人們能夠毫無疑問地相信明天一定會更美好。」

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計劃，日本政府是如何實施的呢？

中山伊知郎曾提出，如果將勞動生產率提高一倍以上，資方就沒有反對提高工資的理由，因此收入翻番可以作為勞資雙方共同目標，而達到目標的方式就是齊心合力提高生產率。日本政府在落實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時，採納了中山伊知郎的意見。

「這等於逼迫企業放棄粗放式經營，必須轉變增長方式」，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金柏松表示，這要求企業依靠科技進步，加大力度自主研發提高勞動生產率。

由此，保護知識產權也被提升到國家戰略。知識產權在日本被普遍視為國家核心利益，司法和執法部門也以嚴格、徹底的司法、執法行動查處一切侵犯知識產權權益為己任。此舉促使日本企業大量投資引進技術並再研發，從而保證了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對技術的需求。

圍繞著如何提高勞動生產率，日本政府把倍增計劃劃分為五個方面：充實社會資本；誘導產業結構向高度化發展；促進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提高人的能力和振興科學技術；緩和雙重結構和確保社會安定。

在新井一二三看來，當時人們對於政府的印象也相當不錯。儘管日本政府對其經濟干預程度深入細緻，超出一般預想。在公共計劃部分列有詳細實施方案，並且還是指令性任務，必須完成。而對民間部分以預測、展望形式制定計劃目標，以政府公共行動推動、誘導、促進企業發展。

但在這一過程中，日本政府通過行會商會指導、推動、促進企業發展，完成計劃，原則上不觸及具體企業。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金柏松認為，相比之下，中國的中央政府不得不通過地方政府實行逐級干預，各地執行落實具體政策時不免「呈現豐富多彩狀態」，令企業難以適應。好的政策，執行卻達不到預期效果。此外，金柏松認為，中國缺乏獨立的行會和商會來監督和協調企業間關係，也會導致落後產能遲遲難以淘汰，產業升級受阻。

在國民工資的增長方面，日本政府也採取大量措施，一方面制定最低工資標準，並規定在企業內部，最高工資與最低工資之間的倍數嚴格限制在6到8倍，這無形中就起到了「限高」「拔低」的作用；另一方面，企業內工會每年春天所領導的「春斗」，在勞資雙方的談判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最終形成了科學的工資決策機制。

經濟發展以國民幸福為歸依

1968年，當新井一二三開始就讀小學時，日本已經先後超越法英德三國，躋身僅次於美國和前蘇聯的世界第三經濟強國，倍增計劃的各項目標也在1967年宣告完成，比預期提前了整整三年。

從出生到上小學的六年里，新井一二三家幾乎每年都會新添一種家電。到1968年，新井一二三的妹妹出生時，家裡已經擁有了連續劇中的美國家庭擁有的一切。新井一二三感嘆說，對曾經貧窮的日本有記憶的，他們可以說是最後一代。

從1955年到1970年，日本國民平均收入上漲了兩倍多，以藍領和白領為代表的社會各階層的收入差距漸漸縮小。此間，日本的社會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1958年日本中央政府施行的年度輿論調查中，72%受訪者自認為是中產階級。

從1960到1970年十年間，日本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速超過10%。這一年，日本國民財富總額比1955年增長了八倍之多，私人投資比1952年增長了近十倍。

日本國民生活和社會文化各項指標也飛速提升，如各種家庭耐用消費品彩電、冰箱、洗衣機、吸塵器、微波爐、熱水器、立體聲音響等等普及率甚至達到90%以上，每三個日本人中就有一個接受過高等教育。

「日本當時就是利用『收入倍增』這種明確的時間和數字預期來鼓舞人心。」清華大學中國企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高淑娟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表示，這種預期起到了很好的鼓動作用，獲得了民眾的大力支持，取得了預期的效果。

1993年高淑娟去日本講學時，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掀起一場「生活大國」的運動，政府號召要從「生產大國轉變為生活大國」，試圖大幅提高國民的生活品質，刺激已經稍顯萎縮的生產勢頭。

「生活大國」運動，也被視為是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某種延續。「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最終的落腳點應當是人，是國民的幸福感與生活質量。」長於中日經濟史比較研究的高淑娟認為，日本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也只是手段，它的最終目的是實現人民生活品質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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