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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球員到主席,「反叛者」姚明一直是中國籃協的大拐棍

從球員到主席,「反叛者」姚明一直是中國籃協的大拐棍



主席來了。

一身黑色西裝,扎一條亮灰色條紋領帶,大個子姚明在眾人簇擁下走入北京天壇飯店4層新聞發布廳,隨後,他坐在台上最中間的位置。


這天是2月23日,兩個小時前,中國籃球協會第九屆全國代表大會上,37歲的姚明毫無懸念地全票通過,當選為籃協主席。


他現在落座的地方,距離中國體育的權力中心僅有一步之遙。體育總局大樓,就在馬路對面。一場體育制度改革的風暴正在大樓里颳起。姚主席剛剛走進風暴中心,看似平靜,卻被各種利益糾纏。在中國的經濟改革中,體育改革歷來是最緩慢、最艱難的領域之一。姚明曾多次與這個僵化的體制交手,最終都不得不妥協而歸。


開了一上午的會,姚明臉頰泛紅。他手掌托腮,側耳聽記者提問,思忖一陣兒後才做出回答。往日的幽默和機敏消失了,人變得不苟言笑。

「極其謹慎,極其沉重。」媒體人王猛說。王猛曾在美國跟訪姚明六年,參加過數不清的姚明發布會,他驚訝地發現,當選籃協主席這一天的姚明,和以往任何時候都不同,嚴肅,拘束,甚至心事重重。


「來個一步到位」


自去年夏天起,那場轟轟烈烈「揭竿而起」挑戰籃協的大戲落幕後,姚明沉寂近大半年,等再次引發輿論關注,是因為新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苟仲文的一席談話。


2016年10月31日,原北京市市委副書記、市委教工委書記苟仲文出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苟仲文並無體育圈背景,但上任伊始就劍指體育改革。12月底,苟仲文作出「十點批示」,包括籃協改革、聯賽賽制和普及層面等,最引人注目的是第二點,「建議請姚明擔任中國籃球協會主席」。


一時間,新聞鋪天蓋地,平常快人快語的姚明則沉默以對。

「其實早在一年半之前,就有人找到姚明了」,王猛向本刊記者透露,大約在2015年秋季,有中央級別的領導找姚明談話,希望由他來推動中國籃球的改革,並擔任中國籃協主席一職。


一開始,姚明並未答應。「他說非讓乾的話,先干副主席,先學習幾年」,籃球評論員徐濟成接受財新採訪時說,但各方仍在積極勸說他接受這一職位。


從這個制度里走出來,姚明自然知道籃協問題的複雜性。之前CBA也曾有過多次改革衝動,最終卻大都以失敗告終。在很多人看來,CBA甚至像是中國改革的一個縮影,它牽扯到制度、利益分配、行政體制與市場關係等錯綜複雜的因素。


據「姚之隊」總負責人章明基對本刊透露,對於要不要最終答應,姚明諮詢過包括他本人在內的很多人,最終才應允下來。

從球員到主席,「反叛者」姚明一直是中國籃協的大拐棍


2月23日,北京,中國籃球協會第九屆全國代表大會在京召開,姚明以籃協主席身份出席新聞發布會。(IC圖)


雖然應允,姚明還是說要先給他一段時間進行全國性的籃球調研工作,學習並積累新知識,畢竟由一支球隊的老闆成為一個國家籃球事業的掌門人,轉變太大。CBA目前有20支球隊,遍布各地,近半年來,姚明挨家挨戶上門,了解情況,詢問訴求。


「這一步跨得很大,超出了他的想像。這是姚明的第一反應,」章明基對本刊記者說,「但是,他也非常興奮,這個興奮不是他要當籃協主席了,而是他終於看到了中國籃球改革的步伐加快了。」

後來,又更快了一點。原定於今年3月底召開的籃協第九屆全國代表大會突然提前了一個月。據北京奧林匹克俱樂部總經理王奇分析,體育總局要趕在兩會開幕之前,做出點改革的實際動靜來,「管辦分離提了這麼多年了,一直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東西,走得很緩慢,苟仲文局長要給籃協來個一步到位」。


「反叛者」困局


對籃協而言,姚明曾是一個挑起「政變」的造反者。


2016年1月16日,作為上海東方大鯊魚籃球俱樂部的老闆,姚明邀請其他俱樂部的管理層商量籃球改革。在此之前,他已經和這些俱樂部有過多次溝通、聯絡。深圳隊副總經理劉宏疆向本刊記者回憶道,姚明曾找到自己,溝通成立新公司的存在價值、定位等問題,「他希望大家要有一個共同的認知」。


這次會商的結果是,20家CBA俱樂部有18家決定出資,成立中職籃籃球職業俱樂部(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簡稱「中職聯」)。2月14日,這家公司正式註冊成功,姚明出任公司董事長,並暫代總經理一職。


章明基接受本刊採訪時透露,其實在姚明這次「揭竿而起」之前,CBA就已經在醞釀改革了。大概在2015年秋天,有一個改革的方案已經交到體育總局,但拖了很久,體育總局一直沒有答覆,後來,有了足球的改革。體育總局的意思是看足球的改革推進情況,再動籃球的改革。聽到這個消息,姚明急了,整個CBA聯盟俱樂部都急了。新的CBA商業談判即將開始,「大家認為如果還不推動改革,我們又錯過了一個窗口期,一拖又是5年時間」。


這一次,姚明與其他俱樂部聚首目標明確,就是通過「中職聯」與中國籃協談判,推動體制改革,爭取聯賽商業運營的話語權。公司成立後,姚明便向籃協提交申請,希望能與之對話。


對話不易。


4月7日,在籃管中心會議室里,「反叛者」姚明這一方與籃管中心和籃協官員一談就談了三個多小時。會談結束時,姚明和中職聯同事非常樂觀,認為「籃協認可中職聯的積極意義」。但不知道是中職聯會錯了意,還是籃協後來又變了心,12天後,情況忽然逆轉。


4月19日雙方再次談判,中職聯公司提出的「整體加入CBA聯賽公司」、「授權獲得商業運營權」等訴求,全部遭到否定。「與第一次溝通時完全不一樣,有很大的出入」,姚明接受媒體採訪時甚至表示,已經和籃協失去了溝通基礎,CBA改革只不過是把現行體制包裝了公司化的外殼。


這多少讓人想起了1978年的小崗村改革。安徽小崗村18位村民冒著「坐牢割頭」的風險,簽下「包產到戶」的契約。這個舉動甚至震驚了中央,但終於在鄧小平、萬里等人的支持下,才以此揭開了中國改革的序幕。而這一次,據《財新周刊》報道,姚明等人的契約聯盟,也令籃協官員非常不滿,籃協直斥中職聯成立是一場拉幫結派的「密謀」。


事實上,這並非CBA俱樂部的第一次「造反」。1998年11月,上海男籃與遼寧、山東等其他六傢俱樂部老闆就曾私下結盟,成立「職業籃球俱樂部聯盟籌委會」,希望推進聯賽的職業化進程。當時姚明才剛剛加入上海男籃不久,還是CBA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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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這場有媒體稱之為「另立中央」的籌委會計劃,很快就夭折了。據媒體報道,籌委會的消息傳到體育總局後,有關領導還摔了杯子,認為籃管中心對某些俱樂部管理過於寬容仁慈。在體育總局的支持下,籃管中心不但下文給各地體委,否認籌委會的合法性,而且還給俱樂部施加壓力。僅過了一個月,籌委會便宣告解散。這場行動非但沒有達到改革初衷,而且這之後,很多俱樂部不願意再談改革話題。


18年後,姚明自己走進了同樣的困局。姚明與中職聯進無可進,退無可退。「我們哪怕是退半步,都是和原來一模一樣。」姚明接受《新京報》採訪時說,「我們希望改進目前的狀況。」


然而,「目前的狀況」也很糟糕。眾多俱樂部常年虧損,少則兩三千萬,多則七八千萬。而與此同時,CBA的贊助費卻一直水漲船高,但因為在規則制定、商業運營、發展規劃等方面缺乏話語權,一位俱樂部老總曾無奈表示,「籃管中心是越賺越多,我們俱樂部卻是越賠越多」。


最緩慢的一角


2016年4月27日,CBA聯賽委員會暨聯賽投資人會議在山西太原召開,姚明也參加了。這次會議的一項重要議題就是關CBA聯賽「管辦分離」的改革。在這次會議上,姚明聽到了籃管中心主任信蘭成強調的兩個「必須」:必須要注意避免出現CBA聯賽國有資產流失問題,必須堅持在體育總局和行業主管部門領導和主導下推進改革。


「信蘭成就是一個典型的計劃經濟時代下的政府官員。」楊毅在《姚明傳》中寫道,在他的意識里,無論是CBA聯賽還是運動員本身,都要為國家需要讓路。為了保證國家隊的集訓,CBA賽程甚至幾經壓縮,到現在常規賽只有38場。


這一點,姚明早就領教過了。2002年,姚明獲得去NBA參加選秀的機會,但為了能夠成行,他和家人與上海隊、籃協、籃管中心展開了艱難的談判。最後與時任籃管中心主任信蘭成的談判,差一點以失敗告終。


信蘭成原本就對NBA不感興趣,加上當時在NBA的王治郅拒絕回國為國家隊效力,一位美國女記者用「叛逃」一詞來定義這起事件,引發一場政治風波,信蘭成更是不願就這樣輕鬆放姚明出去。他要求休斯敦火箭隊簽署承諾,讓姚明隨時能夠回國效力。遭到對方拒絕後,籃協和籃管中心也拒絕放行姚明。到NBA選秀前兩天,姚明找到信蘭成,表示自己簽署承諾,保證只要國家隊徵召,一定會參加世錦賽、奧運會、亞錦賽、亞運會。


「這四項大賽都參加,就意味著姚明每年夏天都不能休息。」楊毅分析道,從此之後姚明就只能連軸轉了。後來,姚明在打了9年NBA之後被迫因傷病退役,有媒體分析,就與這種得不到喘息的比賽壓力有關。而即便如此,一直等到NBA選秀當天凌晨,籃協才最終同意姚明去打NBA。


雖然體育看似是市場化最容易的一個領域,但這個領域反而成了中國經濟改革最緩慢的一角。


1994年12月,中國籃協決定實施籃球賽制改革,成立甲級聯賽。這之後,各傢俱樂部才相繼成立。到1997年11月24日,籃管中心成立,它既是籃球項目行政管理單位,又是中國籃協辦事機構,一個機構兩塊牌子。籃管中心又出資成立北京中籃體育開發中心作為法人機構,經籃協授權,獨家代理籃球商務資源的管理與開發。此後,中國籃球的這種制度就一直沒有太大改變。


姚明一直期待的是,能夠效仿NBA,把CBA聯賽交給市場,由俱樂部投資人做聯賽主體。這無疑是一種理想的做法。由北京市體育局、首都體育學院和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中國體育產業發展報告》顯示,CBA與NBA在產業規模和賽事推廣方面均存在巨大差距,CBA每賽季約產生的經濟收益約為8億元人民幣,而NBA聯賽每賽季產值約為CBA的30-40倍。毫無疑問,CBA有著巨大的潛在市場。


但中國籃球體制過於複雜,使姚明這個目標阻力重重——經營上,籃管中心與籃協都深度介入;俱樂部更是有國企、民營、體育局+企業以及八一隊這樣帶軍方背景的不同身份。管辦不分、行政權力與市場利益交錯,CBA越是發展,其內部的關係越是複雜。想要把如迷宮般的關係重新理清,並不容易。


果然,在太原召開的CBA聯賽委員會暨聯賽投資人會議上,中職聯的訴求再次遭到了否定。甚至按照籃協公布的改革方案,中職聯也要被拆分。唯一令他們欣慰的是,籃管中心和籃協透露出可以繼續商談的姿態。之前強硬表示失去溝通基礎的姚明態度也柔和下來:「我們非常高興看到籃協這樣一個轉變,就是說我們可以去討論這件事情。我們一直說籃協應該是主導這次改革,而且也拿出了非常開放的態度。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重新開始吧。」


「中國籃球的一根大拐棍」


3月7日中午,本刊記者與章明基在上海見面,他戴一副黑框眼鏡,語速緩慢,言辭謹慎。他正忙著幫姚明出售上海男籃。


章是美籍華人,祖籍上海,芝加哥大學MBA畢業,1996年開始參與安排姚明的體育事業發展及商業活動。2002年,姚明準備去NBA時,姚明與上海男籃、籃管中心和籃協進行艱難談判,章明基就發揮過非常重要的作用。後來,章明基成為姚之隊的總負責人,除了他之外,這個團隊還有另外五人,共同負責姚明的諮詢工作、商業規劃、法律和媒體公關等事宜


籃協代表大會開幕當天,姚明同時宣布,即日起將不再過問上海男籃俱樂部事宜,並將賣掉自己的股份。2月27日的第一次採訪中,章明基還向本刊記者透露,姚明已經從董事會退出,並啟動股權出售工作。對於球隊估值5億人民幣、黎瑞剛或是馬雲有望接手等傳聞,章明基拒絕回應。


「姚明是希望為這個球隊找到一個好東家」,章明基說,好東家的意思並不僅僅是對上海隊發展有利,而且也要能重視上海隊所承擔的責任,「任何一個球隊它其實不是一個老闆所擁有的,它是這個城市所擁有,是一個公共產品」。


2009年,姚明打算接下上海隊的爛攤子時,這支球隊已經虧損到發不出工資的程度。離開上海隊去NBA之前,姚明帶領上海隊拿到了唯一一個CBA冠軍。到2009年,這支球隊仍然只有這一座冠軍獎盃。擺放獎盃的榮譽室,天花板年久失修,到處都是窟窿。


據《財新周刊》報道,姚明當初買下這支人們都不看好的球隊,很大程度上是源於「市裡領導的建議」,姚明出於責任和承擔才最終接手。


就像去NBA之前他簽下承諾,以及這一次答應接下籃協主席的職位一樣。姚明雖然希望讓CBA脫離體制的束縛,但他自己卻願意隨時承擔起體制希望他承擔的責任。

從球員到主席,「反叛者」姚明一直是中國籃協的大拐棍



2002年,姚明以狀元秀身份被NBA的休斯頓火箭隊選中。


在NBA歷練後,姚明越來越像個領袖。雅典奧運會,姚明立志要帶國家隊闖進八強,並許下豪言,不進八強,半年不刮鬍子。結果首戰西班牙,中國隊慘敗而歸。姚明接受採訪,怒斥隊友:「我們只是換了一張皮,心並沒有換。我感覺不到希望,我對國家隊失去了信心。」


「別說中國的運動員,就是全世界也很少有運動員公開說出帶有這麼強刺激性的話。」楊毅在《姚明傳》中寫道。當時的姚明血氣方剛,還經常意氣用事。這次發怒後,隊員和教練一度不跟他說話。後來,姚明才慢慢明白,作為球隊的領袖,除了厲聲怒吼之外,自己還有很多要做的事。光靠喊和自己玩兒命,不可能把大夥團結起來。


2008年2月,火箭隊主場贏下對陣公牛的比賽,姚明受重傷,左腳腳踝腫脹,脫鞋都困難。第二天,醫生確診他的腳踝骨裂,需要動手術,姚明首先反應是:還來得及打6個月後的北京奧運會嗎?


「如果因為傷病,沒法在今年夏天征戰奧運會,將會是我職業生涯最大的損失。」姚明說。他請求醫生制定治療方案時,一定要把趕上奧運會放在頭等位置。手術前,不能進行對抗練習,他就騎自行車,同時鍛煉上肢力量。手術後,他通過游泳以及在泳池跑步,恢復身體機能。最後,姚明身體恢復的速度,整整比醫生的計劃提前了一個月。


平日,這個大個子幽默,隨和,沒有大牌明星的架子,你若因此認為姚明是個溫和的球員,那就錯了,前中國籃管中心主任李元偉評價姚明,一個統治力極強的人,特別善於用自己的影響力去激勵身邊的人。而對當時的姚明來說,能激勵隊友的方式就是回到國家隊,「背負起做好領袖的角色,為其他人樹立榜樣」。他雖然知道自己傷痛隱患仍在,「的確是冒著危害職業生涯的風險」,但仍然登上了當年8月份的五棵松賽場,率領中國男籃闖入八強。


姚明在中國籃球界的重要作用,也逐漸得到國家領導們的讚許。備戰北京奧運會期間,中央政治局委員劉延東特意前往訓練局探望姚明。3年後,姚明因傷退役,劉延東又在北京接見他。據新華社報道,劉延東當時稱他為新時期中國運動員的傑出代表之一,並希望他在退役後,能繼續發揮自身的影響力和感召力,為中國籃球運動和中國體育事業的發展做出新貢獻。


說起來,2002年姚明就開始走進國家高層領導人的視野了,那年他打入NBA,成為休斯敦火箭隊歷史上的首位外籍狀元。當年10月份,時任主席的江澤民訪美,抵達休斯敦後,美國前總統老布希與江澤民興緻勃勃地聊起了姚明,隨後,姚明被叫來與兩位領導人合影。


憑著在NBA的努力,姚明成為中國籃球的一張世界名片。2013年,劉延東訪美時,姚明就曾坐在她旁邊一同觀看公牛隊與山貓隊的比賽,成就了當時中國「體育外交」的一段佳話。後來中國申辦2019年男籃世界盃,國際籃聯官員還曾建議姚明能夠代表中國出任國際籃聯委員,並在中國籃協擔任領導職務。甚至,他還相繼被推舉為上海市政協委員和全國政協委員,履職期間,陸續提出與體育改革、籃球發展相關的提案和建議。

從球員到主席,「反叛者」姚明一直是中國籃協的大拐棍



當地時間2013年11月18日,美國夏洛特,劉延東與姚明一同觀看公牛隊與山貓隊的比賽。(@視覺中國圖)


如今姚明的形象正面、積極,也得益於他在公益慈善領域的耕耘。2008年,他發起成立了「姚基金」,這項慈善公益基金致力於助學興教,促進青少年健康與福利等社會公益慈善活動。他還參與野生動物保護的公益活動。有媒體人分析,高層領導其實一直在對姚明進行考察,考察他的能力、影響力與人品等。


《休斯敦紀事報》有位叫比林·伯利的媒體人,他和姚明很熟悉。姚明在火箭隊打球時,兩人就經常聊天。2008年,姚明率領國家隊打奧運會比賽期間,比林·伯利也在北京採訪。他和姚明吃飯時說,「我看了你們的比賽,你就像是中國籃球的一根大拐棍。他們總要有放下拐棍的那一天。


比林·伯利沒想到的是,9年之後,中國籃球又要依靠這根大拐棍往前再進一步。


「嚴重碰撞的階段」


「在中國做事你肯定要接地氣,你不能一廂情願地說美國怎麼做」,章明基說。在這方面,姚明和姚之隊有過很多教訓。當初接下上海隊的擔子時,姚明和團隊打算用NBA的模式改造這支球隊,結果並不完全成功。「過多地用了NBA的方法,而忽視了一些中國籃球的特殊情況,但這個東西一定要找到一種平衡。」


比如球員管理,NBA對球員「散養」,賽後自由生活,但在中國,姚明發現這一點行不通,體制內成長起來的運動員一旦放鬆,自我管理及約束能力並不強,上海隊就採取了一種混合機制,允許結了婚的家在上海的球員回家住,但如果是單身的,則必須住宿舍,且有嚴格的規章制度。


「姚明是一個挺務實的人。」章明基談到姚明的性格時說,「多年的征戰生涯,使得他明白,做一些事,會得到一些東西,也會失去一些東西。」


這種務實感,在籃球改革的問題上也體現出來。眼看與籃協硬碰硬並沒有太大進展,姚明改變了策略。「姚明對我講過,改革就是改變現有的狀況,這個過程中,不是全盤否定,而是改變思維方式和管理機制。」章明基說。


2016年4月的那場會議後,姚明帶領中職聯又與籃協展開了數輪艱難談判。據深圳男籃俱樂部副總經理兼領隊劉宏疆向本刊介紹,與籃協和籃管中心談完,中職聯就註銷了。接下來,到2016年11月,籃協成立了CBA公司,籃管中心以中國籃協名義佔股30%,20傢俱樂部每家持股3.5%,姚明得到了一個副董事長的職位。


「CBA公司的成立,是在座所有人的努力和碰撞下,才走到今天」,姚明在CBA公司成立儀式的致辭中說,「說實話,我現在感覺壓力很大……就好比一個孩子,經歷了小學、中學、大學,終於邁入了社會。從學校邁入社會後,會發現跟想像中的是不一樣的,我們需要很多時間去調整,去適應。」


新的方案已經與姚明等人當時的方案有了很多相似之處。根據中國籃協「兩步走」的改革方案:第一步是將聯賽的商務開發權和賽事推廣權,授權給CBA公司;第二步則是適時由籃協將聯賽競賽組織等辦賽權,授權給CBA公司。兩步完成後,CBA公司將全面負責包括競賽組織、裁判選派、商務開發、賽事推廣等聯賽事務運營,中國籃協將轉變為監督管理和業務指導的角色。


這之後,就有體育總局新局長提名籃協新主席。2016年發生在籃球圈的紛爭,似有結果。

從球員到主席,「反叛者」姚明一直是中國籃協的大拐棍



對姚明來說,職業生涯的致命一擊發生在2009年5月9日,火箭隊主場迎戰湖人隊比賽中,姚明腳部骨折。(IC圖)


「姚明是中國籃球符號性的人物,就像當年的穆鐵柱一樣。」深圳男籃俱樂部副總經理兼領隊劉宏疆說,「在籃球改革的關鍵點上,他能做這樣一個旗幟性人物,是由自身的經歷和他在社會上的身份決定的,他非常適合這個角色。他能夠當選主席,就已經表達了國家對於想要改變籃球體制所做出的改變。」


上海交大經濟學專業畢業的姚明,又拿起了經濟學著作和企業管理類書籍,一有空便翻上幾眼。他還與多位經濟領域內有建樹的人士商討,話題不再是一支球隊,而是整個CBA職業聯賽的經營與發展。


「姚明不是一個冒險家,他是一個非常謹慎行事的人」,章明基說,他是考慮好再行動的人。


但姚明也清楚籃球制度改革的艱難。「新秩序的建立也還需要一些探索,而探索正是雙方最終博弈的結果」,2016年12月4日,姚明在一個體育產業論壇上談到了改革的困難之處,「各方面對體育的需求非常複雜,而且利益並不完全統一。具體到中國當前的結構,協會和政府很多時候是一體的,某種程度上,長期效益會造成一種扭曲」。


要解決這種扭曲的局面,並不容易。2月23日籃協代表大會上審議並通過的《中國籃球協會章程》中,姚明所擔任的籃協主席職位,獲得了絕對的人事權和決策權,在今後主持全國代表大會和理事會工作時,還擁有一票否決權。有圈內人士稱,他將握著這把「尚方寶劍」為改革探路,這也得到了高層領導的首肯。


但這把「寶劍」在改革中能起到多大作用,還有待觀察。「籃球的進步與改革,不是靠一個人能做到的,」北京奧林匹克俱樂部總經理王奇說,「他一旦做到這個位置上,事無巨細,要乾的事太多了。」現在姚主席不但要面對上級領導,還要面對成分複雜的20傢俱樂部。


姚主席上任沒兩天,憂慮就出現了,網上有新聞曝出,籃協代表大會上他提出的延長聯賽、縮短國家隊集訓時間和取消亞洲外援三條改革方案,均遭代表們的否決,大家認為不符合國情。甚至有人開始質疑,姚明一上任就被架空了。


新聞很快又被闢謠。3月7日,全國兩會上,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苟仲文主動提及了這一話題。「姚明也不能說今日上任,明日就出台一系列政策,而是要有一個過程。」苟仲文說,「當前體育處於計劃體制和市場體制嚴重碰撞的階段」,大家要給一些耐心。


這當然是個漫長的轉變,中國體育是這樣,中國亦然。不過既然籃筐明確地高掛在那兒,就需要進球。


姚明上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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