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幹了票大買賣，當時感覺很嗨，之後悔的直跺腳

俄羅斯是一個有著悠久集權政治傳統的國家。從早期的莫斯科公國，到沙俄，再到蘇聯，集權幾乎貫穿了俄羅斯的整個政治發展史，成為嵌在其骨子裡的一大基因。

但隨著蘇聯的分崩離析，情況發生了變化。解體後，今日之俄羅斯聯邦，至少形式上已經完成了以分權制衡為特徵的西式民主政體轉型，採用聯邦民主制，以俄羅斯聯邦憲法與法律做基礎，依照資產階級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又彼此制約、平衡的原則履行職能。

當然，在很多人看來，俄羅斯的所謂三權分立不過是虛有其表罷了。現實中，聯邦總統之權力，凌駕於政府、法院與議會（杜馬）之上，被形容為「超級總統制」。從這種角度看，俄羅斯政治上依然延續了明顯的集權基因。

當然，這種看法也有其依據。不過深入分析，這種總統權力的越界，並未從根本上顛覆俄羅斯聯邦的西式民主政體。畢竟無論總統有多大的權力，但其權力之合法性來源，依然是全民選舉——這跟沙俄、蘇聯兩朝還是有很大不同的。雖然現實中總統權力邊界有所擴大，但這頂多不過是引入西式民主政體時，所做的一些改造或修正而已。

為什麼有著悠久集權傳統的俄羅斯，會突然接受與歷史傳統與基本國情都不甚吻合的西式民主政體呢？雲石君覺得，這主要是因為以下幾點原因：

首先是國民對蘇聯時代的極端逆反心理。蘇聯對集權的運用有些過於極端，嚴重逾越了正常的尺度與範圍。過度公有化，對國民從出生到死亡的高度控制，長期忽視民生，乃至以克格勃、政治清洗等恐怖政治，這些做法，儘管在特殊的時代環境下，也的確起到了促成俄羅斯國家崛起之效果，但由於過分嚴苛，因此引發了民眾的強烈反感。

當然，蘇聯的搞法，是對集權的無節制過度運用，並不能代表集權體制本身錯誤（任何體制極端化都會適得其反），但這種行為在民眾心目中造成的負面影響，的的確確擴散到整個集權政治體制，導致民眾這種本屬於社會治理模式正常之一種的集權體制感到反感。再加上西方在意識形態上長期不懈的和平演變，以及冷戰後期東西方陣營在物質文明發展水平的巨大真實差異，以及蘇聯末期經濟崩盤、民生艱辛的現實，這種種因素匯聚在一起，導致俄羅斯民眾對集權政體出現了高度反感。這種國民心理的形成，為西式民主在俄羅斯的落地奠定了民意基礎。

當然，普通民眾由於地位、知識結構、視野範圍等局限，看待事物時過於感性，容易受外界的煽動的影響。不過就精英階層而言，照理說它們學識儲備更豐富，閱歷和視野更廣闊，因而更有能力透過現象看本質，更能理性的從規律、邏輯層面，來看待政治體制的利弊得失。

而從理性視角來看的話，集權與民主，不過是社會治理的兩種不同方式而已，本身並沒有優劣，只看適用與否而已。

而俄羅斯的地緣條件與基本國情，乃至歷史經驗都已經充分說明，這個國家對集權制度的長期採納，是有其道理與依據的（否則也不至於在採用西式民主二十年後，又出現「超級總統」的回歸）。

而從歷史經驗來看，東方的不用多說，即便是西方文明的淵藪——古羅馬從共和制向帝制的轉型，以及帝制時代羅馬達到其國家文明發展巔峰的事實，也充分證明：集權並不是完全不適應人類發展需要。蘇聯集權模式的失敗，只是因為它的搞法極端太過罷了（不管哪種政治制度，極端太過後都會適得其反），並不代表著制度本身就一定有原罪。

可即便清除這一點，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精英階層，卻並沒有繼續堅持傳統的集權制度，而是一窩蜂的投入西式民主懷抱。

這又是為什麼？直接原因是當年那種過分的蘇式集權，同樣讓精英階層心有餘悸，而蘇聯解體的現實和西方常年的價值觀輸出，以及東西方物質文明的懸殊差距，導致即便精英階層，他們的理念與認知也出現了偏差和搖擺。

再者，蘇聯解體前後，精英階層中的傳說集權派很多都被順勢清洗，新的精英階層即便不是認同西式民主，但至少也是打著要民主的招牌上位的。

這種精英階層短時間內的集中性搖擺和洗牌，一個後果就是，這個階層的整體社會科學素養和認知水平嚴重下滑。再加上平民階層對集權的高度反感，導致別說民主派精英了，就是那些本不過是利用民主化理念進行政治投機的傳統政客，也不敢在這種形式下說出自己的真實想法，而只能「明智」的隨大流而東。西式民主制度便是在這種情況下，於俄羅斯落地生根。

此外，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也確實出現了一些有助於西式民主進程推進的客觀條件：

首先，國內地緣和人文結構相對更加單純。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喪失了中亞、東歐西部以及南高加索三個邊緣板塊。這其中南高加索和中亞，區位太過偏南，游離於俄羅斯東西向的國家地緣主軸之外，是典型的邊疆地區，地緣結構相對獨立；至於東歐的烏克蘭等前蘇加盟共和國，雖然與俄羅斯的東歐本部核心區地緣關係比較親密，但它們身處西方、伊斯蘭、俄羅斯三大文明體系交匯，所以受其他外部因素影響較大，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俄羅斯文明的影響。

這種地緣格局，體現在人文結構層面，即中亞、南高加索、東歐西部這三個地方的土著民眾，相當程度上延續了自身的傳統民族特徵以及宗教信仰——並未被俄羅斯文明和東正教有效同化。

也正是由於這種邊緣板塊的較強分離主義傾向，以及當地民眾的高度獨立民族特徵（上世紀70年代末，蘇聯總人口中俄族比例才剛剛超過50%），導致蘇聯這個國家內部一直存在強大的離心力，這也是蘇聯採用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的原因之一——它有必要通過政治上的高度中央集權，來抵消國家在地緣、人文結構方面先天缺陷所連帶的分離主義負面影響。

蘇聯解體後，東歐西部、南高加索、中亞這幾個邊緣板塊紛紛脫離二區，獨立成國，今日之俄羅斯聯邦，其地緣結構比蘇聯時代已經規整許多，民族成分也相對單純（現在俄羅斯族的國家人口佔比已上升到77%）。雖說現在的俄羅斯境內，依然有車臣、韃靼共和國存在地分離主義傾向，不過跟蘇聯時代比，威脅已經小了太多。

當然，這種所謂威脅降低，是用蘇聯解體，俄羅斯地緣收縮換來的——這個代價實在太高了。不過一碼歸一碼，至少現在的俄羅斯聯邦，通過政治上的中央集權，來抵消地緣、人文離心力的必要性業已有所降低。

以上是從俄羅斯內部結構而言。而從外部環境看，隨著蘇聯解體，雖然西方仍然延續了對俄羅斯的進逼，但力度上畢竟更冷戰時不可同日而語，強勢對抗的程度總體降低許多。

外部壓力的相對下降，意味著俄羅斯集中國家資源以應外侮的必要性也有所降低——折射到內部政治結構，就是俄羅斯對權力集中的需求也相對下降。這也為分權制衡的西式民主在俄羅斯的上位，提供了一定的戰略空間。

最後，俄羅斯的國運走勢，也不利於集權制度的捲土重來。蘇聯崩盤後，俄羅斯的國運進入下行周期。隨著下行周期的持續，俄羅斯社會動蕩愈發嚴重，階層、族群矛盾也越來越激化。面對這種危局，國家若要穩定秩序，一般只能採用兩種手段：

第一是政治高壓。通過政治強力壓制不滿，強行遏制衝突，確保社會秩序的穩定。

可俄羅斯不能用這招。當時俄羅斯的經濟與社會危機已經非常程度，絕非單靠一個政治高壓可以擺平——如果能的話，蘇聯也就不會滅亡了。俄羅斯聯邦政府的政治強力再厲害，莫非還能厲害的過昔日的蘇聯？

既然不能堵，那剩下的唯一選擇，就只有疏。而疏的具體辦法，便是民主化。通過引入民主這個緩衝閥，把群體間的矛盾與衝突，最大限度的控制在體制內，局限在議會鬥爭等政治博弈範疇內，這樣便能夠有效降低社會衝突與暴力的風險，進而最大限度的維持穩定。

國民心理的促動，國內外安全形勢的的需要，還有國運下行的倒逼，這三大因素，共同造就了俄羅斯由蘇式集權向西式民主的迅速轉型。

當然，不管俄羅斯政治機制的轉型有多少種原因，但其中最關鍵的，還是要重振經濟，發展民生——這是廣大民眾上街推翻蘇聯的最直接動力。

可惜，俄羅斯的良好願望落空了。雖然政治上，俄羅斯拋棄了蘇式集權，接受西式民主，但這種改變並未給他們帶來夢想中的幸福生活，甚至下場更不堪——終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綜合國力大幅下跌，經濟體系幾乎崩盤，社會矛盾嚴重激化，人民生活水平更是急劇下跌。而這種不堪局面之所以形成，著名的「休克療法」可以說是罪魁禍首！

那麼，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為什麼會迫不及待的採用「休克療法」？這種迫不及待背後，又有什麼樣的隱情？俄羅斯人為何找來找去，最終卻給自己找了這樣一幅毒藥，幾乎讓自己一命嗚呼？關注微信公眾號：雲石，下一節中雲石君繼續為您解讀。

本文為雲石地緣政治系列第127章——俄羅斯之第16節。對地緣政治和國際關係感興趣的朋友，請用微信訂閱公眾號：雲石，收看雲石地緣政治系列全部原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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