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奇：納粹的「美麗與恐怖」

希特勒自殺而死。但當天晚上10點，漢堡廣播電台卻是在莊嚴的勃魯克納第七交響樂後，這樣對外公布的：「我們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同布爾什維克主義戰鬥到最後一息，今天下午在德國總理府的作戰大本營里為祖國犧牲了。」希特勒及納粹黨曾以最美麗的言辭、最宏偉的藍圖動員、組織德國人為之獻身，但只不過短短的12年，就將德國帶到災難的境地。希特勒與納粹黨曾經宣揚的國家威望、民族利益等統統化為泡影。

然而，一些納粹分子，一些不了解歷史或沒有從歷史吸取教訓的後來者，卻另闢蹊徑，找到了一個詞，他們將納粹、希特勒與「理想主義」聯繫起來：戰爭失敗了，德國破碎了，但「理想」不能因此否定。幾乎所有為納粹，為希特勒體制辯護的人，都以「理想主義」為遁詞。

納粹主義是理想主義嗎？

納粹主義當然是一種理想主義。20世紀極權體制不同於古代的專制體制的特點之一，就是有其意識形態或「理想主義」。希特勒對其「理想主義」曾經有過說明。《我的奮鬥》在比較雅利安人種與猶太人種時，希特勒認為雅利安民族是征服低等民族的「主人」和文化的創造者和維護者，但因血統的混雜，雅利安人逐漸失去了純粹血統所獨有的抵抗力，所以這個種族也墮落了。說到這裡，希特勒提出了他的「理想主義」：「在德文中有一個準備服從義務的要求（PflichterFullung）的形容詞，這個字極能表明勇於負責、急公好義的意思。這種態度的基本意思，我們稱之為理想主義，這是用以來區分利己主義的。因為這個主義，是指人為社會、為人類而犧牲自己的。」這裡的「勇於負責、急公好義」只能在一個非常抽象的意義上才能說是「理想主義」，因為它並不內含什麼肯定性的、實質性的價值，而更多是一種工具性的品質和行為。問題還不在於希特勒對「理想主義」的界定，而在於他把理想主義指定為是雅利安人的品質，而把利己主義算作猶太人的特性，所謂「勇於負責」和「急公好義」也就成為種族主義與反猶主義的工具。

希特勒確有理想，但這是以無數人、包括德國人的死亡為代價的種族烏托邦，是一個與文明人類的普遍價值觀相悖逆的理想，也是一個根本不可能實現的理想。戰爭後期，有自己思想、了解內幕的高級將領和納粹要員都不再相信這一套說教了，但長期的洗腦是有效的，希特勒的種族之夢與德意志民族主義也有相似之處，所以仍有不少對納粹德國的真實情形了解不夠、對希特勒仍然迷信的人，還相信這一「理想」。希特勒臨終之際，不但戈培爾一家願意陪死，空軍上將格萊姆與傳奇般的女試飛員萊奇也願意在地堡里送死。萊奇的一生就是一個理想主義人格的悲劇。

「美麗與恐怖」

萊奇具備一個理想主義者的人格特徵。在納粹的追隨者與希特勒的支持者中，有兩位最有才華的傑出女性，一位是電影導演里芬斯塔爾，另一位就是女飛行員萊奇。兩人的一生，都可以用「美麗與恐怖」來概括。1912年出生的萊奇，從小就想當飛行員。1931年中學畢業後，在學醫的同時又報名進入滑翔飛行學校，次年通過飛行員資格考試。在希特勒重整軍備、戈林「以納粹黨特有的熱情和韌性」發展空軍的背景下，萊奇找到了用武之地。萊奇1935年就開始從事危險的試飛工作，1937年成為第一個駕駛滑翔機飛越阿爾卑斯山的女飛行員和世界上第一個女機長，是世界上首飛直升機、噴氣式飛機和火箭推進式飛機的女飛行員。她爭著、搶著承擔危險的任務，為納粹空軍裝備的研製、測試作出了特殊貢獻，理所當然地是「德國婦女的驕傲」，獲得過二等鐵十字勳章、一等鐵十字勳章等最高榮譽。同時，萊奇還以英雄模範的身份到處發表演講，鼓勵聽眾為國效力。萊奇是機智勇敢的，也是單純可愛的。在空軍總司令戈林的招待會上，帝國元帥戈林走進招待所大廳時，漢娜正站在幾個將軍中間。戈林四處張望著找她，發現漢娜後，戈林扯著大嗓門驚訝地說：「啊，這難道就是咱們著名的機長嗎？您的個頭兒這麼小怎麼開得了飛機呢？」漢娜對自己個子矮很敏感，她模仿著大塊頭戈林邁大步走路的模樣說：「難道要當飛行員就非得這樣嗎？」（安娜?瑪麗亞?西格蒙德《納粹女人》，十月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

萊奇的倔強、可愛都在這裡表現出來了。萊奇不贊同納粹的反猶主義，但沒有與納粹發生衝突；萊奇聽說滅絕營的事情之後，當面責問希姆萊，在希姆萊告訴她那都是惡意誹謗後，她也就相信了。

萊奇擁有「理想主義」的犧牲精神。1944年2月28日，希特勒在上薩爾茨堡的別墅里接見萊奇，祝賀她獲得一等鐵十字勳章。萊奇以多數戰鬥機飛行員的名義向希特勒建議，由那些明白沒有其它辦法可以挽救危局，並願意做自我犧牲的人，向英軍發動自殺性攻擊，以阻止盟軍的諾曼底登陸。希特勒拒絕了：「每個為他的祖國而戰鬥的人必須擁有倖存下去的希望，即便這種希望很渺茫。我們德國人不會像日本人的神風特攻隊那樣做自殺性襲擊。」這就是說，連從來不考慮生命代價的希特勒都不敢或不願做的犧牲，萊奇都敢提出並付諸實施。經過黨衛軍特種部隊領導人、營救過墨索里尼的奧托?斯科爾茲內的幫忙說項，希特勒最後同意萊奇搞一組試驗。不到兩周，代號「賴興貝格」的計劃就有了眉目：4種載人V-1飛彈裝配完成，樣機中有帶滑板的可以降落，也有不帶滑板的。萊奇和70名隊員簽署了生死狀：「我在此自願報名擔任載人飛彈駕駛員，參加自我犧牲行動。我明白，這次行動將以死亡告終。」

萊奇親自組織這70人進行訓練。在此過程中，萊奇的忠勇、義無反顧又一次顯示出來。宣傳部長戈培爾要為這些人授勛，萊奇認為根本沒有必要，為國犧牲本是志願的，不是為了勳章；有關部門要求為參與者進行體能與射擊訓練，萊奇認為完全沒有必要，這原本就是自殺性行為；一些教官滿口愛國主義卻不參加自殺行為，只能讓萊奇鄙視；黨衛軍領袖、大屠殺領導人希姆萊建議讓「厭世者、病人或犯人」參加自殺行動，萊奇對此感到氣憤，她認為這是一種非常光榮的愛國行為，只有健康男子，最好還是有家有口的正派人，才有資格操縱「賴興貝格武器」，表現不良者沒有資格為納粹德國犧牲。

令萊奇遺憾的是，這種載人V-1飛彈一直沒有投入使用，她為國捐軀的設想未能實現。萊奇不是納粹黨員，但在英勇無情方面超過希特勒，在無私犧牲方面超過戈培爾、希姆萊。戰爭結束後，里芬斯塔爾在美國戰俘營里見到萊奇，提到此事幸好歷史上沒有真的出現這血腥的一幕。我問漢娜：「您真的會這樣做嗎？」

「是的。」這個柔弱的女人用斬釘截鐵的口氣回答道。（萊尼?里芬斯塔爾《里芬斯塔爾回憶錄》，學林出版社2007年版）

願為希特勒陪葬的「理想主義者」

萊奇的「理想主義」還包括為希特勒陪葬。1945年，在決定留在柏林時，希特勒任命格萊姆上將為空軍總司令。儘管柏林已被圍困，希特勒卻不是用電報或電話通知格萊姆就職，而是召其來地堡面談。4月24日收到命令的格萊姆帶上據說是其妻子（一說是情婦）的萊奇，從空軍基地乘Ju-188飛到柏林以北90英里的雷赫林大空軍基地，在那裡耽擱了一天後，他們徵用了一個飛行員和一架Fw-190式殲擊機飛往唯一還掌握在德軍手中的柏林西部的加圖機場。這種飛機不但小而且只有兩個座位，身高只有一米五、身材纖細的萊奇從緊急出口爬進去，蜷縮在後艙。此行有40架戰鬥機護航，到達加圖機場時，座機機翼已被打得千瘡百孔，半數以上護航的戰機已被擊落。4月26日，格萊姆駕駛一架偵察機完成從加圖機場到地堡的路程，上面是盟軍飛機的襲擊，地面上正在開展巷戰，飛機幾乎是貼著樹尖飛過。途中油箱被擊穿，打壞了駕駛艙地板，格萊姆的右腿受傷。在他因失血過多昏迷過去時，萊奇伏身過來越過格萊姆，抓起操縱桿和加油桿，憑藉無數次訓練飛行獲得的辨別方向的能力，在猛烈炮火下成功降落在柏林正中心。此時，那裡的樹木和路燈柱被清除一空，在勃蘭登堡城門附近臨時清理出了一條跑道。萊奇叫了一部車，把她和受傷的格萊姆一起送進地堡。希特勒見到萊奇時說：「您真勇敢！這個世界上還是有忠勇之士的。」萊奇請求希特勒逃離柏林：「我的元首，為什麼你要留在這兒？為什麼要使德國失掉你？元首必須活下去，德國才能活下去。人民要求你活下去。」在遭到希特勒的拒絕後，萊奇堅決要求與元首戰鬥到最後一刻。4月28日，應格萊姆之請，希特勒給他們各一瓶毒藥：「漢娜，你是那些準備與我同歸於盡的人中的一個……我不希望我們當中任何人被俄國人活捉，也不希望我們的屍體被他們發現……愛娃同我決心把我們的屍體燒掉。你們想自己的辦法吧！」夫婦二人計劃在最後一刻服毒，並在服毒之後將緊綁在身上的重型手榴彈的引線拉掉。4月28日，斯德哥爾摩電台的新聞公開了希姆萊通過瑞典政府向英美求和的消息，希特勒命令格萊姆夫婦離開地堡去抓捕希姆萊。午夜時分，他們再次冒險突破蘇軍封鎖，到達雷赫林基地，格萊姆接管了空軍指揮權，然後由萊奇駕機，到各地與陸海軍將領會晤。如果不是希特勒的命令，他們一定會與希特勒一起死去。

萊奇的「理想主義」始終不渝，她的理想就是納粹的理想，納粹的理想就是希特勒的理想。5月1日，希特勒自殺身亡，萊奇帶著發燒的格萊姆趕到普倫，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鄧尼茨已經在那裡建立了德國新政府。也是在普倫，萊奇看到了希姆萊，她憤怒地指責他不應背叛元首，後者反駁說，他那樣做是為了德國利益，歷史會得出不同結論。在這個問題上，希姆萊是對的。希特勒之所以能動員德國人為之赴湯蹈火，在於他把「德意志國家」抓在手裡。按納粹主義的原教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希特勒之重要、之值得崇拜，是因為他代表著德國。在希特勒已經把德國置於滅亡的邊緣時，萊奇還在忠實於希特勒，毫無疑問是對德意志國家和人民的犯罪。德國投降後，格萊姆、萊奇夫婦被美軍拘捕，並給他們看了集中營里如山的屍體。萊奇的反應是：這是天方夜譚，她必須活下來，查清事實真相，為正直的德國人辯護，她也確實這麼做了。即使在納粹暴行大白於天下之後，萊奇還在回憶錄《巔峰和低谷》中回憶自己當時的立場：

德國飛行員以最勇敢、最光榮、最不怕死的方式出生入死。他們這樣做是為了拯救祖國，是出於對「元首」的信任，是出於對德國空軍和國家首腦的自豪。國家的領導層可能做得對，也可能做得錯，對此做出判斷不是我的事情。然而一個人如果是領導層的重要一員，他就必須準備好和它共存亡。（安娜?瑪麗亞?西格蒙德《納粹女人》）

對於萊奇，除了無知、盲目與頑固，我們還能說什麼呢？忠於國家，不怕犧牲，無怨無悔，其本身無所謂好壞，但在納粹德國，這些品格就可能被用於罪惡的目的。真正的理想主義者不計成敗，但不計個人成敗可，不計國家民族的成敗則不可；進而，不計成敗可，不計是非則不可。沒有是非的「理想主義」其實是虛無主義，它肯定的只是忠誠、信念、服從和犧牲，它無法提供這種理想之於任何一個方面的積極意義。希特勒和納粹的「理想主義」，早已被包括德國人民在內的文明人類所否定。

戰後的萊奇沒有太大麻煩。1947年12月15日，非納粹化法庭將她劃入「非涉案人」行列，因為她不是納粹黨員，也不是其他納粹組織的成員。萊奇認為，這一判決使她在所有被「無辜定罪」的朋友面前慚愧：因為和他們所有人以及千百萬德國人一樣，她僅僅是在自己的崗位上履行職責而已。活下來的萊奇一方面繼續其飛行事業並創造出新的成就，1972年被評為美國「本年度最傑出的飛行員」，1979年，她以67歲的高齡打破了她自己保持的重返起發點的定點滑翔世界紀錄。另一方面，她寫作回憶錄，為自己、也為納粹辯護。在萊奇的身上，我們看到了納粹「理想主義」實則是虛無主義的迷魅和可怕。

理想主義還是虛無主義

納粹的理想主義其實是虛無主義。在希特勒種種的「反」（猶太主義、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等）之外，他所肯定的只是自然性/生理性的「種族主義」，本身無所謂價值。希特勒確實追求德國的偉大，但其核心卻是其權力欲的充分滿足，更是與價值無關。希特勒留下的是現實世界的一片廢墟和精神世界的一片荒蕪。

納粹主義不是沒有成功的理想主義，而是把一切真實要求扭曲的虛無主義；希特勒不是帶來好消息的天使，而是把人間變成地獄的惡魔。1945年，在紐倫堡法庭上，美國記者夏伊勒再次看到五年前他在柏林經常看到的戈林等納粹要人。「我第一眼看到他們時真是震驚：他們個個無精打采，沒有了往日耀武揚威的氣勢。這些納粹惡魔，當他們所信仰的思想被清算，他們的權力被剝奪之後，看起來和普通人沒有兩樣。我甚至在心裡反問自己，這些看上去平庸、矮小、衣著簡陋、坐立不安的人，真的就是他們嗎？五年前當我離開德國的時候，他們還擁有令人恐懼的權力。我真的無法想像，眼前這些外表獃滯、連椅子都坐不穩的卑微的人，當年竟然掌控著整個德國和西歐的命運。」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沒有那麼多的偉大英明。一旦其指鹿為馬的權力被剝奪，這些納粹要人就不但是普通人，甚至連普通人還不如。

德國史家費舍爾總結說：「希特勒通常生活在非法活動的陰影中，他的前30年的大多數時間是在『反社會的環境』中度過的。在通往權力的道路中，他不斷地與合法的權力機構發生衝突，並受到了9個月的監禁，這些經歷都強化和證實了他的犯罪傾向。」費舍爾還認為，從希特勒到納粹德國的領導人，都有不同性質、不同程度的精神病。若是如此，我們能相信他們能為德國、為文明人類創造、實踐什麼理想呢？是他所掌握的權力、是群眾對他的崇拜，才使得他成為一個神，使得他的種種狂想妄念成為一個民族的「理想」。更為全面的說法或許是，這些人有比普通人更好的智商、勇氣和毅力，也有普通人所沒有的精神特質乃至疾病，所以能夠在特定的時空中翻江倒海，改變德國和歐洲。我們當然不能滿足於費舍爾所作的評價，但同樣不能把這些半是傑出、半是瘋狂者的理念和實踐說成是「理想主義」。他們的言論與行為確實與普通人不一樣，但絕非具有普遍歷史意義的「理想主義」，因為他們是竊國大盜，是亂世梟雄，是浩劫元兇，他們的理想，除了權力和控制，只是一片虛無。

（作者繫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博導）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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