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礪鋒治學經驗談：功底與眼光

莫礪鋒先生

許多研究生入學以後，不管是碩士生還是博士生，經常會聽到這樣兩句話，一句是：「我們的功底很差，基礎很差，怎麼辦？」還有一句就是問：「我們發現不了問題，找不到題目，怎麼做研究？」這兩個問題實際上就可歸結為我今天要講的兩點，一個就是怎麼打功底，第二個就是怎樣培養鍛煉自己的眼光。我認為，中國古代文學學科，從根本上說是一個更需要勤奮而不是天才的學科。也就是說，即使你入學時候功底比較差，只要你在老師的指導下很勤奮地學習，都是可以補上的。那麼，作為一個中國古代文學學科的研究生，我們需要加強的是哪幾方面的功底？我想，主要是下面四個方面：

第一，文學是語言的藝術。無論是我們研究的對象，還是自己要寫個東西，都是用文字來表達的。所以，語言文字方面的功底非常重要。當年我考到南京大學跟程千帆先生讀研究生時，程先生第一個任務就是叫我寫三篇自傳，一篇用白話文，一篇用文言文，還有一篇用外文。寫三篇內容一樣的自傳，就是想了解我語言文字的功底、我的表述能力。

首先是文言文。中圍古代文學學科的研究生，將來要面對的文本基本上都是文言。除非專治古代的白話小說，不過裡面也夾雜些文言。對研究詩、文、詞的人來說，面對的都是文言的材料。但是古人留下的文言作品，並沒有做好標點、做好註解，我們要面對的是大量的原文，也就要求我們有一定的閱讀古文的能力。《禮記·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學了一年，要看你有沒有學好，就考查你離經辨志的本領怎麼樣。所謂「離經」，鄭玄註：「離經，斷句絕也。」就是給古文斷句。不能斷句，就表示你沒有讀懂，或者沒有讀通；而斷句有差，就會導致文章意思南轅北轍。所以在研究生階段，我們必須要訓練自己有比較強的對於古代的文獻進行準確斷句的能力。此外，還要注意詩詞格律的問題，它是古代漢語知識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南大，曾有一個碩士生同學來找我，說錢鍾書先生的《宋詩選注》里有一首蘇東坡的七言律詩前後押的韻不一樣，轉韻了，問這是怎麼回事。我說不可能，七言律詩一定是一韻到底。我把那本書拿來一看，原來是《宋詩選注》的初版本。這個版本是豎排，排在一起的實際上是兩首七言絕句，正好二十八個字一排，到頭就換行了，詩題中也沒有注出「兩首」，他就誤以為是一首七言律詩。我想，如果這位同學有比較紮實的古代漢語知識，學過一些詩詞格律，一眼就能看出這不是七言律詩，它中間兩聯不對仗，還轉韻，這肯定是兩首絕句。所以，我們一定要提高文言文的水平。

然後是外文。也許有些從事我們這個學科的同學比較輕視外文，說外語跟我們的學科關係不大。這種看法是不對的。因為在當前的形勢下，任何學術都是具有國際背景的。古典文學，包括古典文學在內的整個漢學研究，是一個國際性的學術。我們中國的學人在研究，外國的學人也在研究，他們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發表出來，當然主要是用外文發表，比如，日本的漢學研究，美國的漢學研究，都是不可忽視的。假如不懂外文，不太關注國外的文獻，也就不知道國外的同行在做些什麼、國際上現在關於這個問題已經發展到什麼程度，這樣就會使你的研究視野受到局限。當然，更長遠的目標也許是要用我們的學術去影響國外，把我們好的學術傳統、好的學術成果用外文的方式譯介出去，推廣出去。

第三，白話文也是重要的。同學們也許覺得白話文為什麼還要提，我都讀到碩士、博士了，難道白話文還過不了關？不是每個人都過關的。因為語言文字的表達，除了要文從字順以外，我們還希望有更高的要求。大家在讀聞一多先生的論文時，或者在讀李澤厚先生《美的歷程》這一類書的時候，會發現他們的文章除了觀點新穎之外，它的文字本身也是相當有魅力。古典文學的研究對象，應該說都是美文。既然研究對象是美文，你寫一篇論文來論述、分析這個美文，而你的論文本身卻寫得乾巴巴的，毫無文采，你的研究價值就會大打折扣。或者說，其他人讀了你的研究文章後，也許還沒讀到原典，就懷疑這個原典也許是不美的。所以，希望我們的論文能寫得比較通順，寫得比較美。

第二，校讎學，或者說是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也就是傳統意義上的文獻學。校讎學是指導我們治學門徑的一門學科、一種學問。也就是說，治學從什麼地方開始，在確定研究方向以後，從哪些地方去找文獻，找到資料以後怎麼來考訂這些資料本身的全、缺、真、偽的問題，那麼，這一門課就是教給你具體的方法。我們研究一個對象，首先必須要掌握全面的材料。我們有時候對同學們的論文，特別對本科同學的論文，最不滿意的就是還沒有讀過全部的作品，甚至只讀了一小部分，就輕易地大發議論。當然，我們處理文獻的時候，更重要的一個問題可能還不是全或不全的問題，而是真和偽的問題。因為全或不全會使你的結論片面，但是真和偽的問題可能會使你的結論荒謬。因為古代文獻中，白紙黑字的許多古書不完全是真的，它裡面有大量假的、錯誤的材料，比如《全唐詩》。

在《全唐詩》第四百五十七卷，有這樣一個詩人，叫牟融，他一共有六十九首詩。牟融生平無考，也沒有什麼材料，但是看他的文本，會發現蛛絲馬跡。在《全唐詩》六十九首牟融詩中，標題上出現了一些其他中唐詩人的名字，比如，樂府詩人張籍，還有朱慶餘等，像《贈張籍》、《答朱慶餘》，諸如此類。假如有哪位同學選牟融做題目，根據這些題目來考證一下，可以確定他的生活年代是中唐，說他跟張籍等有交往，然後再分析他這六十九首詩的內容、藝術等等，敷衍成一篇論文。如果做了這篇論文，那麼，你就大倒其霉了。為什麼？你受誤導了，原來唐朝根本就沒有牟融其人。他是不存在的。可怎麼會有一卷詩保留在《全唐詩》中呢？這是明朝人的偽造。清朝人批評明朝人，說他們一是學風空疏，還有一個就是「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為什麼？他們亂造。他們造假的古書，真偽摻雜在一起，弄得莫辨真偽。牟融就是這樣，他是明朝人偽造出來的一個唐代詩人。明朝文壇主張復古，「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所以就有這樣的不法書商，在明代詩人的中這裡找一首，那裡找一首，再把標題改頭換面，本來是《贈某某》，改成《贈張籍》，等等，偽造了一個所謂的唐代詩人牟融。現在這六十九首所謂的牟融詩，都已由學者在明詩中全部找出來了。清朝編《全唐詩》的時候，沒有仔細地辨別，就把他收進去了。這個問題學界已經證實了。湖南湘潭師範學院的陶敏教授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叫《證偽》，已經把他證偽了。這樣大的偽文本都收在《全唐詩》里，混雜在我們的古文獻里，那麼，我們在進行研究的時候，怎麼能不對它進行一番文獻學上的追問？如果不問青紅皂白，不追究一下它的來源，不考證一下它的真偽的話，怎麼能匆匆地拿起筆來寫文章？所以，文獻學的根底非常重要。特別是中國古代文學學科的同學，一定要把這一個本領學到手，要會自己做一些考辨的工作。我的導師程千帆先生有一個一以貫之的觀點，就是考據學的研究跟文藝學的研究要結合起來，他上世紀50年代就提出，批評要建立在考據的基礎之上，後來又說文獻學和文藝學要相結合，也就是要特別關注你所研究的這個對象的文獻真偽問題。

第三，要有比較廣泛的閱讀面。同學們讀書千萬不要只局限在跟自己論文有關的範圍。這是一種最不好的讀書方式。在研究生階段，我們都主張晚一點選題，不要一入學就選題，一選了題，你就老是讀和它有關的書。一開始還是要比較廣泛地讀書。關於治學，胡適之有一句名言：「為學要如金字塔，要能廣大要能高。」金字塔的根基太小的話，是建不高的，它要倒塌。一定要根基很大，才可能達到一定的高度。讀書也是這樣。當年黃季剛先生還在北大的時候，北大的同學為他們的文科教授編了一首七言詩，給每一個人編了一句七言的話。黃季剛教授那句話最不好聽，叫「八部書外皆狗屁」。就是說黃季剛只號召讀八部書，這八部書最重要，其他都不需要讀。這當然是歪曲了黃季剛的精神。但黃季剛特別重視八部書是對的。哪八部書？《毛詩》，也就是《詩經》，然後是《左傳》、《周禮》、《說文解字》、《廣韻》、《史記》、《漢書》，再加上一部《文選》。這是黃季剛在北大時候最強調的八部書。這八部書一定要非常仔細地讀，要讀得滾瓜爛熟。當然實際上，黃季剛終身治學遠遠不止八部書，他甚至幾次標點整部十三經。但即使是這八部書，裡面也包括經部、史部、集部，唯一缺少的是子部，他後來到了中央大學以後，就很強調《荀子》和《莊子》，就是說，他經史子集的書無所不讀。對古代文學的研究生來說，除了自己文學方面的書以外，也一定還要讀一點思想史、史學方面的書。因為在古代，學術是混沌一體的，文史不分家，學術就是一個整體，而且這些學術都是觸類旁通，互相有關聯的。史學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古代文學的文本發生背景，沒有一些史學常識的話，如何能知道這個作品是在什麼背景下寫出來的。經學，或者思想史的著作，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古代作家的心態、思想狀況。要是不了解這一點，又如何能分析他們的作品？也就是說，我們在讀書的時候，要盡量地把面放得寬一些，千萬不要只沉溺於自己論文的選題，這樣會影響我們所能達到的深度。

第四，讀書要讀得熟，特別是一些基本典籍，要下狠功夫讀。我很佩服朱熹的讀書法。關於讀書，朱熹有一個比喻，在他的《朱子語類》，就是他跟他的弟子們的談話中，兩次提到這個比喻。他說讀書像煮東西，先要「大火煮滾」，然後「細火文煨」，就是燒開後要用文火、慢火來煨，而不能一直用猛火燒。具體地落實到我們的讀書上面，就是第一步要猛讀一陣，要比較廣、多、快地讀；第二步從中間挑出一些最重要的典籍，或者跟你的研究方向特別有關的那些重要的書，慢慢地咀嚼、體會。這兩步缺一不可。沒有第一步，你讀書太少；沒有第二步，你沒有一本書是讀得精的，對治學都是不利的。對一些基本典籍，最好能達到熟讀成誦的地步。也許同學們不同意這個觀點，因為我們現在到了電腦時代，檢索很方便，什麼東西上網去一查就查到了。但電腦永遠不能取代人腦，它只能輔助人腦。從電腦屏幕上搜索來的東西，並不是你的知識結構中的東西，它是臨時性的、借來的東西，不屬於你，只有熟記在心的，它才屬於你。而屬於你的那些東西，在你的胸中盤旋，你久久地體會它，就會產生聯想，而一切學術的新觀點都是從聯想開始的。沒有聯想，就沒有任何新觀點。而電腦是產生不了聯想的。

上世紀初，當敦煌文獻剛剛發現的時候，古代文學研究界出現了一個新的問題，我們終於讀到了韋莊的那首成名作《秦婦吟》。但是，《秦婦吟》從北宋開始就失傳了，因為韋莊臨終前，在遺囑中交待弟弟韋藹，給他編文集不許收《秦婦吟》，沒有收也就失傳了。到了20世紀初，敦煌洞窟里發現了一個卷子，這個卷子沒頭沒尾，既沒有作者，也沒有標題，大家都不知道這個文本是什麼，後來這個卷子輾轉到了王國維手中。王國維一看就大喜，說這就是《秦婦吟》。為什麼大家都不知道這是個什麼卷子，而王國維一看就知道是《秦婦吟》？原來這個卷子中有兩句話：「內府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秦婦吟》是寫黃巢的起義軍攻破長安以後的那種殘破情形，裡面有兩句描寫當時長安的整個內府都被燒掉了，「燒為錦繡灰」就是指裡面堆藏的錦繡都化為了灰燼，「天街」就是長安的街道，「踏盡公卿骨」，唐朝的那些公卿都被殺死，屍骨拋在街道上。而王國維記得在五代西蜀詞人孫光憲的《北夢瑣言》里記載過這兩句詩。正因為王國維讀書讀得熟，記得牢，所以一看見敦煌卷子後，馬上認出這就是《秦婦吟》。然後才有陳寅恪先生研究到底為什麼韋莊不願意收錄《秦婦吟》，才有一系列的學術成果。假如沒有第一步，沒有王國維因為讀書廣又記得熟的話，這後來的一切都不可能發生。可見，記誦是相當重要的。

以上四個方面我把它概括為兩個字，就是「功底」。大家要儘可能地抓緊研究生學習階段，來打好自己的功底。因為只有研究生階段才是人生中最好的讀書階段。將來畢業以後，不管留校也好，做其他工作也好，你都不可能這麼集中地讀書了。

下面講第二點「眼光」，我也把它分成四個方面來講。

第一，治學要有懷疑的眼光。古人說讀書有隙，讀書善疑，就是讀書要能夠從字縫中間看出問題，能夠產生疑問。朱熹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朱熹所以學問做得那麼大，成為一代宗師，得益於他「好學深思」。他說：「某讀書皆嘗疑來。」只有具備懷疑精神，才可能發現問題。要是讀了所有的書都信以為真，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就發現不了問題，也不可能開展任何學術研究。

朱熹就非常敢於懷疑、善於懷疑，比如《古文尚書》的問題。《古文尚書》從古代直到朱熹那個年代，都被認為是儒家經典。《今文尚書》是經典，《古文尚書》也是經典。朱熹卻懷疑它不是原來的經文，不是先秦傳下來的。他怎麼會懷疑呢？當然，朱熹沒有像清初的閻若璩那樣用細密的考證來推翻它，他就是從感覺出發。他的一個基本的思路是，《古文尚書》是用先秦古文字寫的，它應該最接近先秦的語言文字。而《今文尚書》是經過幾代學者們的口耳相傳，再用漢代的文字寫下來的。按常理推測，語言文字越是距離我們近，越是容易懂；距離越是遙遠，就越是佶屈聱牙、古奧難懂。也就是說，《古文尚書》應該比《今文尚書》更加古奧難懂。但朱熹讀了以後發現恰好相反，《古文尚書》反而文從字順，反而接近他當時的語言。所以他懷疑這不是原來面貌的《古文尚書》。他這種懷疑非常深刻，發現了學術史上一個絕大的問題。

當然，我們現代學者也有在這方面做得很好的，比如復旦大學的陳尚君教授。陳教授做文獻學是做得最好的。他前幾年發表了一篇重要的論文《司空圖辨偽》。我想，所有的批評史、文學思想史，乃至中國文學史，在談到晚唐文學思想，在談到唐代詩學的時候，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是不能不提的，但誰也不曾懷疑，更不認為會有什麼問題。但陳尚君卻提出一個觀點，說《二十四詩品》根本就不是司空圖寫的，原來也不叫《詩品》。他認為這是明朝人的作品。當然，後來經過學界的反覆商討，現在比較多的學者認為是元朝人的作品。但不管是明朝、元朝，反正不是晚唐的，也肯定不是司空圖的。那麼，陳尚君怎麼會懷疑的？復旦大學的郭紹虞先生著有《二十四詩品集解》，把後代有關《二十四詩品》的注釋、批評等都收在一本書里。陳尚君讀過這本書後發現，司空圖是晚唐人，那麼，《詩品》也應是晚唐的作品，但是在郭紹虞的這本集解中，所收的關於《詩品》的材料最早的是明代中葉。也就是說，在整個五代、整個宋代、整個元代、半個明代，那麼長的一段時間裡，沒有任何人提到過司空圖的《二十四詩品》。而司空圖並不是無名之輩，無名之輩也許大家沒有注意，他是著名詩人，著名詩人寫的一部作品，不但深刻，而且優美，為什麼那麼長時間都沒有人提到過？他就開始逆向思維，提出懷疑，這是不是假的，是不是這本書根本就不是晚唐人的作品。然後他開始追索，追出來這樣一個公案，寫了這篇論文。所以，讀書要善疑，就是讀書的時候要深入思考，不要單純地接受，而要主動地去讀、去思考。

第二，選題的眼光。選題實際上是體現一種問題意識。對於研究生階段的人來說，我們的選題有兩重性。論文選題，除了注重學術價值以外，還要注意量的大小和難度的適中。

當年我們選題的時候，程千帆先生告誡我們說，不要一味地追求大，追求重要，太大、太重要的問題，你處理不來。他打過一個比方，說你們現在是初出茅廬的小貓，任務就是逮老鼠。假如你看見一隻長得特別大的耗子，覺得這耗子很有價值，就撲過去一口咬住。但問題是，雖然咬住了這隻耗子，可耗子比你還大，你拖不走它，它反而拖著你走。所以，選題忌太大、太難。根據自己的學力，經過一定的努力，用兩三年時間能夠完成的，這樣的題目才程度適中。

在這一點前提之下，我們還要選有一定學術價值的題目。即使你選的是一個從沒被研究過的唐代詩人，但這個詩人沒有任何代表性，他在整個唐詩發展史上不形成任何軌跡點，他的存在沒有多大意義，你的研究也就意義不大。所以，要選擇比較有學術價值的題目。當然這個話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我先舉個例子。程干帆先生一輩子寫的論文並不多，但他有幾篇論文的選題非常好，比如有一篇論文選了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為題。應該說，《春江花月夜》自從王闓運評它為「孤篇橫絕，竟為大家」，自從聞一多先生說它是「詩中的詩，頂峰上的頂峰」，自從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說它是由初唐到盛唐那種「青春精神」的代表等以後，我們就很難措辭了。我看過不下三十篇關於《春江花月夜》的論文，意思都差不多，不停地重複，說不出多少新意。而程千帆先生那篇論文究竟好在哪裡呢？他不作老生常談。他發現，雖然今天大家都公認《春江花月夜》是名篇，是唐詩中的代表作，可是，自從張若虛寫了這首詩一直到明代李攀龍把它選進《唐詩選》以前，卻沒有任何人注意過它，它也從來沒有得到任何評論，也沒有在選本中出現過。也就是說，這樣一首傑作為什麼長期以來被冷落了？而且，為什麼在李攀龍把它選進《唐詩選》以後，後來就很多選本都選它？大家對它的評價也越來越高？程先生追究的是這個問題。他通過一首作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之變遷來考察文學史上觀念變遷的問題。這是一個非常新的角度。老的題目，已經研究得比較多的題目，只要換一個新的角度，它就會變成一個新的題目。這就是選題的眼光。

第三，普查文獻的眼光。我們要培養儘可能掌握整個學術界的完整動態的眼光。眼光不能局限於一個角落，不能只看《文學評論》、《文學遺產》等是否發表過這方面的論文，還得看看所有其他的學報、刊物，甚至還要看看國外的。也就是說，選題時候，每選一個題目，一定要注意到關於這個題目，學術界已經產生了哪些成果，學者們已經進行過何種思考，得出過何種結論，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可以接著來思考。

古代文學是一個傳統性非常強的學科。可以說，我們一切有研究價值的問題都已經被研究過了，很難說一個有研究價值的問題還完全沒有被人碰過。一個完全新的、處女地的礦藏是沒有的，都是人家開採過的。要在人家開採過的這個礦里繼續開採出有價值的礦物，我們就一定要全局在胸，要對這個問題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了解。要是不關注的話，也許我們辛辛苦苦經過自己獨立思考得出的結論卻與學界已有的成果撞車，甚至完全一致，這個時候，人家會懷疑你是剽竊，至少說你是毫無獨創性。

大概是上世紀80年代後期，當時程干帆先生還在招研究生，有一年有個東北的考生來投考，那個考生基礎很不錯，也發表了幾篇不錯的論文。但程先生看了他其中一篇論文以後，就決定不錄取他。那篇論文寫的是北宋初期的詩人王禹偁跟西昆派的關係問題。當時的文學史有這樣一種表述，說王禹偁矯正了西昆派的不良傾向。西昆派脫離現實，不太關注社會，過多地關注典故，從書本文獻中去找題目，等等，而王禹偁則用他的寫作糾正了這種不良風氣。那個考生髮現，在《西昆酬唱集》編成的時候，也就是西昆派形成的時候，王禹偁已經去世了，也就是說，王禹偁的寫作年代要早一點，所以他不可能來矯正西昆派，而只能說他代表了一個不同的寫作傾向而已。但是，程先生看了這篇論文以後說：「這個學生不關注學術界的現狀，不了解學術界的動態。」他的這篇文章是發表在東北某師院的學報上，就在他這篇文章發表的兩年以前，學界已經有一篇同樣題目的論文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上，題目一模一樣，結論也差不多，而且人家還早兩年發表在一個重要的刊物上，他卻完全不看，不了解學界的現狀，自己閉門造車。程先生還說，由於這位考生年齡比較大，再矯正這種傾向也比較難，所以不願意招他。這是一個反面的例子，就是告誡我們要關注自己所從事的研究在學界發展到什麼程度了。

第四，關於方法的眼光。就是解決一個問題，要選擇什麼方法來解決。方法不是用得越多越好，也不是越新越好。方法本身的好與壞，主要體現在方法對於研究題目符合不符合、恰當不恰當。

朱熹在《朱子語類》談到治學方法，說有的人用車子裝著一車兵器，十八般武器都裝了，一會使槍一會使刀，一件件地輪換著來用，但是我只用寸鐵——一寸長的一把小刀就可以殺人。也就是說，只要擊中要害，很小的武器就能發揮效用。對於學術研究也是一樣，現在我們的研究生總認為，在古代文學這門傳統學科，憑功底，我們肯定比不過老一輩的先生。比如十三經，我們讀一遍就不錯了，但老一輩學者十三經正文全部背過，從頭到尾倒背如流。可倒背如流在乾嘉學者看來並不算學問，乾嘉學者是十三經註疏也背下來。這樣的功底我們是沒辦法達到的，肯定不如老一輩學者，而我們要做學術，又想要把學術往前推，該怎麼辦？大家就關注新方法，用老一輩學者不知道的方法，這樣肯定能超過他們。很多同學對方法傾注過多的熱情，總以為只要有了很好的新方法，就像神魔小說里的法寶一樣，一下制敵於死命，舊題目就做出新意來了，而不知道方法的實際意義是有限的。

方法一定要跟你的研究對象契合、適用。如果不適用，這個理論再時髦、再深奧，都是沒用的。我們在讀前輩學者的論著時，比如聞一多、陳寅恪、王國維的書，我們要學些什麼？接受他現成的結論？不是。大家看一看劍橋版的隋唐史，裡面到處在駁陳寅恪，好幾處都說他不對。為什麼？學術在進步，觀點也在不停地更新。讀老一輩學者的著作主要是從中吸取方法論上的啟發。比如，比較喜歡用新方法的王國維，無論用尼采，還是用叔本華，他都不是直接地引用別人的若干話、若干結論，而是採用那種觀察問題的視角來思考我們傳統的東西。同樣，聞一多先生在研究《詩經》、《楚辭》的時候，也用了大量國外的神話學、民俗學方法，可他幾乎沒有引用任何人的著作，而只是借其方法，學其精神。總而言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掌握好，研究問題就好；工具不對頭，往往是方鑿圓枘說不到點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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