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閃：純潔的信念會讓人失去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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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西閃

在談論觀念的重要性時，作家們常常引用經濟學家凱恩斯的一段話，我也不例外。凱恩斯是這樣說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的觀念，不管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其影響力都要比人們通常以為的要大。這個世界確實是由少數人操縱的。從事實踐活動的人常常相信自己決沒有受任何觀念的影響，然而實際上，他們經常是某些經濟學家的奴隸。那些迷戀權力而將觀念當耳邊風的人，其實正在踐行著若干年前某個蹩腳文人的胡思亂想。我相信，既得利益者的權力被大大誇大了，而觀念潛移默化的力量則被低估了……不管是對於為善還是為惡，最危險的遲早是觀念，而不是既得利益。」

當這段話再次出現在一本思想史著作的開頭，我不會感到奇怪。奇怪的是，由於這本書講述的大多數人在觀念上都可以稱為「凱恩斯的敵人」，因而這段引文多少顯得有些詭異。更詭異的是這本書的書名，作者丹尼爾·斯特德曼·瓊斯（Daniel Stedman Jones）將其命名為《宇宙的主宰》，諷刺的意味相當濃烈。

《宇宙的主宰》主要講述的，是一種觀念的生成、演變與實踐。這一觀念往往被人們稱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與通常的觀念不同，新自由主義的誕生有一個相當明確的時間與空間。它孕育於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歐洲，出生於瑞士韋威市（Vevey）的朝聖山（Mont-Pèlerin）。它起初命名於1938年，正式定名為1947年。就在這一年的4月，一群來自英國、美國、奧地利、德國、瑞士和法國的人齊聚朝聖山，決心把他們在二戰中被迫中斷的討論繼續下去，從而構建一種不同以往的自由主義理論，來回應這個在他們看來集體主義勃興、個人自由遭到威脅的世界。也就在這次聚會中，這群人（據說有39位）組成了一個信奉新自由主義的國際社團，名為「朝聖山學社」（Mont Pelerin Society）。

加入朝聖山學社的絕對都是精英。他們中既有堅定的經濟學家路德維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也有新銳的哲學家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還有淵博的化學家邁克爾·波蘭尼（Michael Polanyi），然而毋庸置疑的是，惟有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才是朝聖山的「宙斯」。 他是學社的召集人和組織者，是他吹響了集結號，把具有共同信念的精英們聚攏在一起，也是他籌措資金設置議程，讓大家的討論始終聚焦於一點：捍衛自由，並促使他們在創立聲明中如此發言：「朝聖山學社的成員對自由的理解的核心是，鼓勵、維持並保護自由市場資本主義。這才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定義性特徵。」

朝聖山學社1947年第一次集會

儘管「Neoliberalism」一詞隱含著復興古典自由主義傳統的涵義，然而無論如何，將自由與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畫上等號絕對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觀念。表面上，新自由主義者奉休謨、斯密和密爾為圭臬，但實際上這些思想家從未發表過如此激進的觀點。另一方面，把柏拉圖、黑格爾和馬克思一併視為自由的敵人，在此之前也聞所未聞。就像瓊斯寫到的那樣，任何聲稱啟蒙運動是新自由主義的天然盟友的說法都是謊言。新自由主義者這麼做，基本上是出於策略的考慮——把自己的觀念放入一個可以追溯到啟蒙運動的思想譜系中，顯然有助於掩飾新自由主義思想與啟蒙思想，乃至古典自由主義思想之間的歧異。

在這些問題上，瓊斯借《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官僚體制》和《通往奴役之路》這三本朝聖山學社的《聖經》，做出了很精到的分析，並揭示了新自由主義者的本質——他們並非求真的學者，而是信念的戰士。

朝聖山學社成立沒幾年，鐵幕降下冷戰爆發，戰士不再寂寞。新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反共思潮一起，構成了上世紀50年代西方政治的主流。到了70年代，它更是一躍而起，成為對西方（尤其是英美）政治、社會和經濟政策具有支配意義的思想力量。

這一切是自然而然發生的嗎？還是歷史的偶然？又或者說，還有某些因素在起作用？在我看來，《宇宙的主宰》最精彩的部分莫過於此。瓊斯抓住了要害——作為一種新穎的觀念，新自由主義從少數精英的頭腦散播到現實世界的諸多領域，絕不簡單。

我曾在《思想光譜》中指出，觀念是一種稀缺的思想資源。它就像電腦程序的源代碼，由少數人創造，經一些人傳播，為多數人共享。哈耶克就特別重視觀念的傳播環節。他把記者、教師、牧師、作家和藝術家等知識分子揶揄為「倒賣觀念的二道販子」，但同時又認為，這些人雖然不是某個領域的專家，卻崇拜印刷品，擅長概念的重複，因而是觀念傳播的關鍵人物，只要爭取到這一部分人，讓他們皈依某一套信念，就能通過他們的公共活動，把觀念傳播出去。所以，哈耶克完全贊同凱恩斯對觀念的表述。他除了引用這位學術對手的原話之外，還特彆強調：「長遠來看，是觀念，因而也正是傳播觀念的人，主宰著歷史發展的進程。」

事實證明，他的這個看法影響了不少人，並在新自由主義的傳播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過就實踐而言，哈耶克的力量在上世紀60年代大幅消退，直到1974年獲得諾貝爾獎時才「起死回生」。這一時期，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接下了傳播大任。這位朝聖山社員信念堅定，口才非凡，還具有強大的社會活動力，堪稱新一代的領袖。在他的領導下，新自由主義不僅成為強大的政治思潮，還構成了一個制度性的架構，從而在觀念競爭中傲視群雄。特別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身居要職的新自由主義者開出了大量政策處方，從而把他們的觀念像腎上腺素一般注射到了國家的體內。撒切爾夫人與里根治下的英美，特別能展示這一榮景。

然而正如我說過的，觀念既然是稀缺的思想資源，那麼它也會跟別的資源一樣，很難避免過度開發以至於衰竭的命運，新自由主義亦是如此。觀念衰竭的明顯特徵就是，在自身的傳播中，它會變得越來越扭曲，越來越教條，也越來越「純潔」與僵硬。與此同時，傳播觀念的人和運用這個觀念的人也都失去了想像力，只是依靠清單式的戒條，來維繫一種幫派式的認同和團結。

具體到新自由主義者，他們的戒條就是所謂的「華盛頓共識」：減稅、自由貿易、私有化、取消管制以及加強私有產權的保護。而這一共識在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等人批評為市場原教旨主義之前，已經遭到了卡爾·波普爾的質疑。作為朝聖山學社的創始成員，新自由主義的奠基者之一，他在晚年對媒體表示，自由市場被神化了——可惜他的抱怨早了二十多年。

【作者簡介】

西閃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獨立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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