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廷龍的學問

一、不盲從版本

1.版本不僅限於宋元古籍

在上海圖書館時期，顧廷龍先生認為版本學的研究範圍包括古今中外的各種本子。顧先生在1961年12月所寫的《版本學與圖書館》一文中指出：「我以為自有圖書以來，從時期說，年代久遠而獲得長期的流傳，是一書必有許多本子相嬗遞的；從空間說，傳播廣泛，無遠弗屆，國內一印再印，國外也有各種文字的翻譯。因此，要了解那個本子好和那個本子差，這個本子從那個本子派生而來，其中問題很多，事實上需要加以成立一門科學。」以往一談版本學多以宋元版本為研究範圍，顧先生指出：「版本的含義實為一種書的不同的本子，古今中外的圖書，普遍存在這種現象，並不僅僅限於宋、元古籍。」「不僅古籍有版本問題，新書、外文書同樣也有版本問題。」在版本學界較早地提出了新書與外文書的版本問題，從而擴大了版本學研究的範圍。（《顧廷龍文集》）

顧先生很早就重視舊平裝書和近代期刊的搜集與保護，並組織館員先後編製了《中國近代現代叢書目錄》和《中國近代期刊篇目匯錄》，前者根據上海圖書館館藏收錄了1902年至1949年出版的中文叢書5549種，包括各類子目30940種，後者根據全國51個收藏機構收錄了1857年至1918年間出版的中國近代期刊495種，1.1萬多期。充分體現了顧先生在文獻搜集保存方面的遠見卓識。

對於文獻採訪，顧先生十分重視當時尚不被重視的流行文獻，1988年他在為《天一閣叢談》作序中對如何突破傳統的眼光來進行文獻採訪頗有感觸：「及來滬上，每與朋好敘談，輒及天一閣往事，對東明先生之廣收當時通行之圖籍，歷年既久，咸成珍本，甚欽其遠見卓識為不可及。余自主合眾圖書館即效其法，搜求近時刊物甚勤，迄今視之，均似星雲，可遇而不可求矣。往從章式之丈獲悉海鹽朱旭初先生收藏清代貢卷甚富，曾由張菊生丈親函朱處作緣相讓，暨從吳縣潘氏歲可堂乞得一宗，遂成大觀。竊謂試卷於每人之履歷、直系親屬、近支統系，無不備載。尤可貴者，於師承傳授淵源，為它處所罕詳。自科舉廢后，均罹論斤覆瓿之厄，劫後所存，益覺難得可貴矣。蓋貢卷履歷，當以家譜之縮影視之。此亦取天一閣保存登科錄之義也。」（《顧廷龍文集》）四年之後的1992年，顧先生在為《清代硃卷集成》作序中進一步談到了硃卷的文獻價值：「共履歷比官刻的登科錄、鄉試錄、會試錄以及同年齒錄等所載詳細，不啻一部家譜的縮影。而作為應考者的檔案，其所反映的世系資料在一定程度上較之家譜更為真實確切。……硃卷的文章，是研究八股文的第一手材料。通過這類實物，人們還能形象地了解當時的考試形式、方法與考生的科場面貌；又由於清代的教育與科舉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繫，從試文與考官的評語、薦語及批語中，不僅可辨別清代取士的評判標準，更能窺視清代教育狀況之一斑。凡此種種，都說明硃卷是極待開掘的歷史文獻，其價值是毋庸置疑的。」顧先生感嘆道：「然而，具有這種對待歷史文獻眼光的人並不多，隨著科舉的廢止，這方面資料被大量遺棄，保存者寥寥，……。」（《顧廷龍文集》）但在顧先生等的努力下，前後數十年間，在經歷了合眾圖書館、上海市歷史文獻圖書館以及上海圖書館等不同的歷史時期後，館藏中共收集了硃卷八千餘種，不能不令人讚歎。

顧先生還把版本學與圖書館的採購工作與閱覽工作緊密結合了起來，他認為：「版本學與圖書館的關係最為集中，最為密切，因此，圖書館工作者特別應該加強研究。採購工作者，必須熟悉版本。」「閱覽工作者必須熟悉版本，根據不同讀者的需要，提供不同的書刊。」（《版本學與圖書館》）

2.明本之可貴誠不在宋元之下，清本或較明本為善

版本之可貴與否是一個歷史動態的概念。清代版本學界較為注重宋元本，發展到今天在理念上就要與時俱進，對於明本較之宋元，清本較之明本等，顧先生在合眾圖書館時期曾從四個方面闡述了版本新理念：「明本之於今日，其可貴誠不在宋、元之下，蓋清初去北宋末葉，與今日之距洪武紀元，其歷年相若，一也。經史百家之中，若鄭注《周禮》《儀禮》、《紀年》、《周書》、《家語》、《孔叢》等書，無不以明覆宋本為最善，賴其一脈之延，二也。又以前明掌故之作，特盛往代，後世鮮有重刻之本，足以訂補史乘之未備，而晚明著述輒遭禁毀，其中正多關係重要者，三也。橅刻舊本，惟妙惟肖，虎賁中郎，藉存真面，四也。（《明代版本圖錄初編序》）顧先生的這種版本學思想在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時曾力排異議並付諸實踐。當時對於善本書目的收錄範圍在編纂人員中曾有所討論，顧先生認為：「討論中有同志提出，書目只收宋、元本，……而我們過去講善本，只注重宋、元本，受了很大局限。單是著錄宋、元本的書目，過去已編了一些。我們現在除了宋、元本，還要著力發掘明本與清本。我主張明本一定要收，理由是我們現在之重視明本，正與明朝人重視前代宋、元本相同。」（《十年苦幹，搶救出善本書總目》）

3.注重稿抄校本

葉景葵先生生平即十分重視稿抄校本，故其藏書目也以稿抄校本為全目之最，顧先生曾論述了葉氏藏書的這一特點：「綜君所集，稿本抄本為全書之最，古人心血賴以不湮，後人鑽研有所取法。昔章君式之序君所印武進張氏《諧聲譜》有云：當今藏書家競收宋元舊槧，揆初則重老輩稿本及未刊行者。……蓋章君知君特深，故能道其苦心所在。至於名家校本，或訂補原著，或題識掌故，亦皆學海之珍聞，史料之上乘，所謂善本者此也，君之所以為重者亦在此。」（《杭州葉氏卷盦藏書錄跋》）葉先生的這種文獻識見，對顧先生也有所影響，從合眾圖書館始，顧先生即重稿抄校本和未刊孤本，與葉先生「重老輩稿本及未刊行者」是一脈相承的。葉先生對所獲稿本注重整理保護，精勤疏治，無論是一簽之脫還是一箋這碎，均手自檢理，心細如髮，付之裝治，從而使之恢復舊觀，觸手如新。顧先生為之感嘆道：「蓋所謂整理者，初非排比冊次卷序而已矣。」顧先生數十年的圖書館生涯，對於無數的稿抄校本，也都是如葉先生如此這般精心呵護的。

對於八旗藏書之家麟慶的嫏嬛妙境藏書目中注重稿抄本，顧先生在為此目所作跋文中認為這正是麟氏藏書的兩大特色之一：「麟氏藏書之可貴者，其一自為宋、元槧本，其二則為稿本、抄本也。稿本、抄本，以治河之作為尤多，蓋麟氏於河務獨有精研，集思廣益，故網羅甚富。如劉永錫之《河工蠡測》、熊煐之《淮揚下河水利集要》等皆未見有刊本者。」（《顧廷龍文集》）有些稿本在流傳過程中已不知流落何所，而據手稿錄出之本則「當以孤本視之」，這種思想突出地表現出顧先生對文獻遺產保護的拳拳之心。（《新詠樓詩跋》）

稿本中多有浮簽，顧先生多所經驗，他在《讀史方輿紀要稿本序》中對於稿本的浮簽與影印的關係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一般稿本，往往乞朋好斧削。斧削者夾浮簽於內，再經作者刪定，去其浮簽，錄於眉端。因此稿本中常見既有眉批，又有浮簽。浮簽與眉批未經審定，則並存。後來者更不敢妄加刪定。《紀要》稿本亦有相同情況。影印時，不得已，對原天頭上之批不動，照印；原有浮簽，則移作眉批或移於卷末。」（《顧廷龍文集》）這樣的古籍影印的方法，實為不可多得之經驗之談。

在上海圖書館時期，對於李一氓先生提出要整理出版《稿本叢刊》的提議，顧先生十分贊同，顧先生認為「首先是要摸清稿本的情況」，並提出了編選手稿書影的建議：「古人親筆手稿，大都旁行斜上，添注塗改，古字草體，不一而足，可供賞鑒，不便閱讀。為給後人一睹學者之手跡，似可先選編《清代名人手稿書影》，以資參考。」（《關於整理出版稿本叢刊的管見》）在顧先生這種思想的指導下，2002年8月，《上海圖書館藏明代尺牘》出版，2006年11月，《上海圖書館藏明清名家手稿》出版，而上海圖書館的稿本叢刊也出版在即，當年顧先生的理想正在逐步付諸實踐。

顧先生晚年對於抄校稿本依然十分重視，在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討論收錄範圍時他認為「乾隆以後的刻本就要選一些；至於抄、校、稿本則全收。」（《十年苦幹，搶編出善本書總目》）顧先生還專門寫了《中國古代的抄校稿本》一文，對抄校稿本的發展歷史、類別、特徵和文獻學術價值進行了分析闡述。顧先生認為影宋寫本「可使我們看到宋本的原樣，是無價之寶。」對於抄校稿本的鑒別，顧先生認為「難度是很大的」。如「鑒別名家手校本，首先得看筆跡，繼而是印記、紙張與其他因素。沒有字跡對比，即使是精於版本鑒定的前輩也容易失誤，不用說初學了。」「鑒別版本已從行款時代進入書影時代，抄、校、稿本重在手跡，有人甚至認為判別各家慣用的格子紙就能定為何家本子，未免太簡單了，因為專用的抄稿紙也往往有借用、贈送之例，不要說仿造了。」有感於此，顧先生建議應該編著抄校稿本圖錄，影印出版，認為這是「當務之急」的事情。（《顧廷龍文集》）

4.刻工是鑒定版本的重要依據

對於版本學研究中的刻工問題，顧先生也曾予以重視，在上海圖書館時期，他在研究唐宋蜀刻本的時候，曾提到刻工問題，顧先生認為：「蜀本版心下端一般都有刻工姓名。刻工中且多一族同姓之人，如單氏、任氏、文氏等。刻工是鑒定版本的重要依據。倘能將目前所能掌握的蜀本刻工姓名彙輯一下，今後推斷是否蜀本及其刊行時期就方便可靠，科學得多了。」（《唐宋蜀刻本簡述》）

顧先生晚年據數十年版本學之經驗，對一些版本鑒定中的實踐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重刻工也重書人即其一例。顧先生認為：「自雕版之業之興起，刻工皆記其姓名，往往在書口上，亦有在序跋後。明有記書手、鐫工於縫心者，如明正德六年刻十行本《孝經正義》雲『書手陳景淵謄，刊字工江操』是也。……前哲不僅重刻工又重書人也。近有僅憑刻工之籍貫，以定其書之刻地，未敢遽信也。」此皆經驗之談。（《古籍刻工名錄序》）

5.版本需考鏡源流

顧先生十分注重版本源流，他在整理古籍中，著力於將該書的版本源流弄清楚。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影印錢氏述古堂影宋抄本《集韻》時，顧先生便委託我進行了一些不同版本的校勘工作，顧先生在該書的影印本序中謂：「段氏據校之毛氏汲古閣影抄宋本入藏於今寧波之天一閣，錢氏述古堂影抄宋本今已歸之上海圖書館。此兩本皆出於北宋慶曆原刻。田世卿於南宋淳熙重刻之本，亦尚有兩帙，一為北京圖書館所藏，一為日本宮內省圖書寮所藏。即此南宋覆本，已屬人間環寶矣。……它日如能以淳熙本並鄧印傳，以供校勘，則更善矣。」（《顧廷龍文集》）則《集韻》一書之眾版源流與收藏，於此一目了然矣。又如顧先生在《歷代帝王宅京記跋》文中對該書的版本也作了考證：「按今所流傳之本：一為嘉慶間裔孫錫祉及方氏碧琳琅館所刻，一為朱氏槐廬所刻，皆題『歷代宅京記』；一為此本，與江寧鄧氏群碧樓藏抄本，皆題『歷代帝王宅京記』。鄧氏曾以校顧刻，頗有勝處。余以此本復校鄧本均同，是善本也。」（《顧廷龍文集》）

對於清代段玉裁提出的「定底本之是非」之難的觀點，顧先生補充道：「所謂『底本』，又稱『必先定底本之是非』，是謂究極根源，求得其祖本，以明其是非。」可見，校勘的功夫是要通過考鏡源流，在流傳的各種本子中來確定眾本源頭的祖本，然後進行是非的判斷。（《版本學與圖書館》）

6.孤本不孤

顧先生無論是在其合眾圖書館時期還是歷史文獻圖書館時期，無論是在上海圖書館時期還是晚年時期，都積極主張「孤本不孤」的思想，並身體力行，積極付諸實踐。如合眾圖書館時期顧先生所主持編輯的《合眾圖書館叢書》就是體現出早期顧先生「孤本不孤」的思想，他在叢書第一集跋中談到了叢書影印的志趣：「本館叢書之輯，志在使前賢未刊之稿或刊而難得之作廣其流傳，顧非一館之藏力所克勝任。」在具體的編輯方針上，顧先生也主張「謀集腋成裘之舉」，「勿偏持門戶，勿執一繩百」。（《合眾圖書館叢書第一集跋》）

顧先生注重在文獻採集過程中將一些孤本珍籍抄存庋之，如1940年顧先生在《孫心青行狀跋》中云：「來薰閣賈持刻本一冊，索價五元，可謂奇昂，即付倪介眉傳抄一本存之。」（《顧廷龍文集》）又如1941年顧先生《袁塽秋京卿日記跋》中也云：「聞近有人分載報章，又有人慾為排印，均未獲見，先傳抄一本庋之。」（《顧廷龍文集》）所謂「多留一本種子，且俟來日」。（《葯園文集跋》）

在上海圖書館時期，顧先生孤本不孤的思想漸趨成熟，並將這種思想融入了整理文獻的系統計劃之中。顧先生在談到他與上海圖書館的歷史時回憶說：「當我跨入上海圖書館大門第一天起，就提出使孤本不『孤』的印書計劃，並特地籌建了上圖自己的影印工場，從五十年代末至『文革』前，先後有三十餘種館藏珍貴文獻公諸於世。」顧先生比較贊成用影印的方法，他認為「影印出書快，既可應學人研究之急需，又保持了版本原貌，不致傳訛；而排印出書較慢，且整理質量較難保證。故自1978年以來，上海圖書館與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等出版單位合作影印館藏古籍的工作幾乎未有間斷。其中不乏孤本秘帙。」（《我和圖書館》）如1962年影印了明抄本《分門瑣碎錄》，「現影印若干冊，以便於農學遺產研究工作者的參考，並資文獻的保存」。（《影印分門瑣碎錄後記》）1963年影印了清道光刊本地方農書《浦泖農咨》，「這書刊行以來距今雖說不遠，而傳本極少，頗為難得。我館現將原刊本重付景印，以供從事家事研究者參考」。（《影印浦泖農咨後記》）當年張元濟先生影印《四部叢刊》的整理方法，顧先生對此也感觸頗深：「當先生初辟圖書館，以為只便閱覽，未足以廣流傳，遂發願輯印善本，博訪周咨，採摭牉合，成《四部叢刊》、《百衲本廿四史》等，皇皇巨編，嘉惠來學。先生嘗言：景印之事早十年，諸事未備，不可也；遲廿年，物力維艱，不能也。（《顧廷龍文集》）元刊本《農桑輯要》為當世僅存的孤本，1979年曾予以影印，「將這部稀見的元刻本古農書影印出版，以供農業科學工作者之參考，希望能對農業現代化有所貢獻」。（《影印農桑輯要說明》）

在影印文獻中還值得一提的是顧先生晚年主張「存史實之真實」，1993年11月他在為《民國名人手跡》作序中講道：「此冊所收，人物眾多，或有可爭議商榷者，然以文獻觀之，存史實之真實耳，非存其人焉。況有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人之古訓乎？」（《顧廷龍文集》）

顧先生認為文獻化身千百可採用先進的方法，他在《張元濟書札跋》中講道：「龍從事圖書資料之搜集保存工作有年，初亦有此同感，且謂保存固難，搜集實尤不易。既而思之，今日縮微照相之業日益發展，若隨手採獲，即付攝影，亦可化身千百，以垂久遠。」（《顧廷龍文集》）

到了晚年，顧先生「孤本不孤」的思想更加豐富。1989年，顧先生在北京北苑明確提出了出版界對古籍必須擇其稀見者為續命之謀，從而使「孤本不孤，秘本不秘」。（《宋人佚簡序》）1996年，顧先生在北京北苑多次談及盛宣懷書牘的整理，認為應當將這些書牒全部拍照複印，孤本不行。（王世偉《盛宣懷檔案名人手札選序》）顧先生還提出了文獻人為自毀之論，他認為：「今日之管理善本，重在重印，使其化身千百，代代相傳，不至淹沒。昔人所用之紙為手工製造，可以經久。嘗見敦煌寫經六朝用紙，至今千年後披展如新。凡古書之損毀，皆出於人為。今日機器製紙印本，質脆不能耐久，出於自毀，典藏者皆應知之。」（《天一閣叢談序》）這對於數千年文獻流傳過程中的存毀聚散，實為入木三分之言。

7.片字隻字，亦均珍同球璧

在整理歷史文獻過程中，顧先生對片字隻字都十分珍視並有切身體會。在「文革」中，顧先生曾被派往上海市文物圖書清理小組參加抄家圖書整理工作，其中有許多名人手稿，如劉半農、姚石子的日記，魯迅的手札，老舍的手稿，張元濟的批註本等，但都未署名，但顧先生因熟識這些人的筆跡，「遂知為某人之物」。顧先生當時便提出將這些手跡別存，「意欲使其不致與普通書混雜一處，免遭遺失。再三考慮，即夾小條標明某人手筆，俾此後一再轉手遷移，或可不致遺棄」。「文革」結束後，張元濟的批校本由張樹年先生領回，書中當年顧先生的小條尚在，並經後人加批雲「此條可能是顧廷龍親筆」。顧先生對此感嘆道：「余欲使後人重檢得此，知所珍護。時越多年，人手數更，留一小條，確能令人注意之，喜慰莫名。」（《張元濟訪書手記輯錄小引》）這樣的例子並非個別，如《元詩選癸集》原稿本中曾有夾簽小紙，注有「原空」二字，又一注有「原有某句」，顧先生據此認為「這可說明此本系從另一原本傳抄而出者」，可見片紙隻字的重要性。（《顧嗣立與元詩選》）王紹曾先生也曾回憶起當年顧先生整理家譜時逐頁翻檢的情景：「猶憶1955年先生於化漿池畔清理出大批珍貴文獻，雖塵垢滿面，汗流浹背，仍一往無前，將廢紙包逐一解捆，逐紙逐頁翻檢，即使片紙隻字，絕不輕易放過。」（《顧廷龍文集》王紹曾序）

晚年時期，顧先生更是明確提出了「片紙隻字」說，他在《宋人佚簡序》中明確指出：「古代文獻，為研究歷史、保護文物者所重視，即片紙隻字，亦均珍同球璧。」顧先生還例舉了宋版書多以官府文牒翻刻其背印以行的例子，其紙堅厚，背面光澤如一，故可可兩用。「觀於《王文公文集》之用紙，均鈐有『向氏珍藏』之記，何能以廢紙視之！。」（《顧廷龍文集》）歷史文獻的訪求保存，還來自於對文獻重要價值的識見。顧先生晚年回憶道，他曾見「明季溫體仁內閣時所擬批文曰《票擬簿》，雜棄於將作卷爆竹之廢紙中，適為識者所見，亟保留之。此乃私家所散出之重要史料，幾成灰燼！」（《民國名人手跡序》）可見文獻識見對於「片紙隻字」保存的重要性。

二、校史與求本

1.校書需講版本

顧先生認為：「校書需講版本，才能比勘文字。」其中有校讎家言版本的，有藏書家言版本的。（《版本學與圖書館》）整理校勘歷史文獻，最要者是廣搜善本以作校勘之資。對於這一點，張元濟先生在輯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為學界樹立了榜樣，顧先生晚年曾對張先生當年的校勘工作進行了如下的評價：「每校一史，先生必廣羅眾本，隨手記其異文，匯為校記，然後比勘異同，拔取殊尤，如獲更勝之本，則捨去前者，有抽換至一而再者。……夫校史之難，首在求本，善本難求，自古而然。先生獨不辭勞瘁，持以堅毅，『招延同志，馳書四齣；又復舟車遠邁，周曆江海大都，北上燕京，東抵日本，所至官私庫藏，列肆冷攤，靡不恣意覽閱。耳目聞見，藉記於冊。海內故家，聞風景附，咸出篋藏，助成盛舉。』此中甘苦，傅沅叔前輩知之最深，不有記述，後人將無由知成書之難與先生校史之勞。」（《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序》）

顧先生十分重視文獻的校勘，對於校勘學的一些經典文獻也胸有成竹。1979年，王紹曾先生編有《古籍版本校勘文選》（油印本），曾寄給顧先生指正，顧先生在1980年2月22日和10月30日先後復函，提到了建議增補的校勘學文選，其中包括傅增湘《校史隨筆序》、余嘉錫《四庫提要辨正序》、《藏園群書題記續編序》、張元濟《寶禮堂宋本書錄序》、《顏氏家訓-書證》、《九經三傳沿革例》、郭沫若《影印永樂大典序》等。（《顧廷龍文集》王紹曾序）

顧先生求眾本之欲，貫穿始終，直到晚年，先生還時常為求不同版本而奔忙。在先生去世前數月，他在所寫《宋刻宋元明遞修本北齊書跋》中談到：「嘗聞老輩言三朝本諸史，其修補之版各不相同，余頗欲採購三朝本之一史詳加檢閱，但值抗戰時期，已不易得，未能實現。今則可向各圖書館借觀，當可得之。日前在廠肆獲睹百衲本《史記》，不同時期不同版式，洋洋大觀，希望好古之士謀以景印流傳，供版本學之研究，不其盛與！」（《顧廷龍先生文集》）對於年譜之作，顧先生認為難於資料之搜集，「必點滴積累而成，非一蹴即就之業。勤采博訪，偶遇一事，如獲至寶，亟以入譜，深恐一縱即逝。在同好者見之，自能稱賞；在不事考證者見之，往往以為繁瑣，此乃見仁見智之異也」。（《文衡山先生年譜序》）而校勘工作正是建立在求眾本、廣博採、相比勘聽基礎上的。

2.每得異本，必手自整理

顧先生十分重視文獻的校勘工作，每得異本，必手自整理比勘，隨見、隨記、隨抄、隨校。這種文獻整理的方法在顧先生燕京求學和燕京圖書館時期就已形成了。如1934年春假中顧先生在綏遠通志館書架上發現了《歸綏遠道志》稿本，顧先生隨手把書中引用書目中少見的書名抄錄了下來。（《綏遠方誌鱗爪》）又如顧先生1939年離京南下之前在北京的「隸古定居」曾對《朝鮮紀事》的上虞羅氏刻本和從書肆獲見的舊抄本進行了互校，「與羅本相校，頗多佳勝」，在《朝鮮紀事校記》中詳細地條記了顧先生的校記。（《顧廷龍先生文集》）上海圖書館時期，顧先生曾為葉景葵先生書跋序，對葉先生的校勘工作進行了描述，實際上用來形容先生自己也十分恰當：「每得異本，必手為整比，詳加考訂，或記所聞，或述往事，或作評騭，或抒心得，而以鑒別各家之筆跡，眼明心細，不爽毫黍。」（《卷盦書跋後記》）

3.校勘不能擇優而從

古籍整理校勘中時常有「擇善而從」的說法，顧先生對此頗不以之為然。他在1988年3月20日寫給王紹曾先生的信中說：「近讀古籍整理校勘第二期中有一文極校勘不能擇優而從，甚是甚是！擇優而從，伸縮性太大。況現代學者與古之學者所見差距尤大，豈能一言為定，沒有作過校勘工作者，他不理解，真所謂夏蟲不可與語冰。思誤一適，豈可與外行道哉！。」（《顧廷龍文集》王紹曾序）但對於這一點，顧先生也不是絕對這樣的認為，在他給張元濟先生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序》中曾講道：「先生校史，不獨定異文是非，助援據眾本，擇善而從，融死校活校於一爐，自盧（文弨）、孫（星衍）、黃（丕烈）、顧（廣圻）以來未嘗有也。當有清乾嘉之際，治史校史之風浸盛，然厲樊榭、全謝山、杭大宗等咸專治一史，自嘉定王西庄、錢竹汀並肩崛起，校勘全史，形勢為之一變。王氏《商榷》，錢氏《考異》，其博大精深，後人論之者眾矣。然王、錢均以過人的精力，以推理校勘為主，而宋元舊本，未獲多見，故雖能舉其疑誤奪失而無所取證。……先生所加斠語，少則一二字，多至數百言，無不執中至當，動中奧竅。其詣力所到，時與王、錢諸人相發明，而精審且或過之。蓋先生以本校本，均以善本互校，故其改正謬誤，咸有依據，與王、錢推理校勘有所不同。」（《顧廷龍文集》）故顧先生表揚張先生的「擇善而從」，是基於他「援據眾本」、「以本校本」、「善本互校」這一前提的。

4.不宜輕改前人之說

在燕京研究院畢業後，顧先生便開始了數十年的整理歷史文獻工作。在燕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期，他在《雪夜校讀圖跋》中對前輩所論「考據之學，務求證富，驗其通假，始能成說」之論十分贊同，「若單義孤證，徒炫新奇，何足徵信。年來考據之風甚熾，類多游辭不根之談。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並認為以上這段話為當時「針對時病之論也。」（《顧廷龍文集》）然今日讀來，又何嘗不是針對今日時病之論呢？！

在上海圖書館時期，顧先生因擔任《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主編之職，與天津周叔弢先生在版本鑒定問題上有所交流，顧先生曾謂「鑒定版本，非見真憑實據者，不宜輕改前人之說，舉以相質，承許鄙言為不謬」。（《自莊嚴龕勘書跋》）

5.版本優劣校勘後可知

對於眾本之優劣，顧先生認為必校勘而後可知。當年顧先生曾遇《春秋繁露》明弘治本，檢讀數章，誤字觸目，因未議價即還之。或以為弘治本世不多見，認為顧先生失之交臂，於是顧先生取《四部叢刊》所收清影印聚珍版詳校一過（因聚珍本曾經《永樂大典》本校補訂正，實沿宋本而出，稱為善本），「於是確知其一無佳勝也」。「然清刊諸本若聚珍版書本、乾隆十六年董氏刊本、抱經堂本、嘉慶乙亥刊本，均較明本為善。……噫，舊本之優劣，必校勘而後可知，非舊本盡善也，或有佳槧，歷年既久，滄桑屢經，流傳遂少，自甚可貴。至若當時坊本，雕板既劣，校字未精，而善本漸多，乃為淘汰之未盡者，傳至今日，雖同罕覯，事實霄壤，倘執迷於舊本為必善，不加審擇，不亦傎乎！。」（《春秋繁露跋》）顧先生早年即對《集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上海圖書館時期曾將上海圖書館藏之錢氏述古堂影宋抄本予以影印，並將錢抄與毛氏汲古閣影宋抄本進行了對校，從而得出了如下校勘的結論：「今就毛抄與錢抄言之，兩本版式行款完全相同，應為從同一底本所出」，「可知祖本則一，印本有先後耳。」（《影宋抄本集韻跋》）

6.文字是版本目錄學研究實踐的基礎

顧先生自小對文字學十分感興趣，早年曾師承外叔祖王同愈：「龍早年往來外叔祖王公栩緣家，時見其伏案檢校，蓋補正《說文通檢》之末一卷，名曰《說文檢疑》。後龍學作小篆，往往為疑難字所困，讀公書始有所獲。公為吳愙齋先生大澂之高弟，於文字音韻訓詁之學深有研究，以數十年之力累積而成。1927年春，公聘龍為館師，乃得侍坐左右，時蒙教誨。」（《小篆疑難字字典後記》）故顧先生文字書法，也可謂曾師承吳大徵，從喜而摹之吳氏書法入手，更得研求吳氏之學術。以後又編有吳氏年譜。進入燕京研究院學習時期，曾問學於胡樸安、聞宥等著名文字學家，燕京研究院畢為時的研究生論文《說文廢字廢義考》正是研究古文字學的，他在論文的序中講道：「余弱冠始習許書，從事段、桂、王、朱之書，得識文字之義例。四年而後讀器銘卜辭，其文字則真商、周遺型矣。……據《說文》以溯金文、甲骨，是為階梯。」（《顧廷龍文集》）燕京研究院畢業後，顧先生還專門編纂完成了《古匋文孴錄》一書，「余夙好古文字，以匋文未有專錄，刻意搜訪。……於是手撫孴錄，分別部居，汰其復重，選其完整，慎校闕蝕，嚴區真贗，凡傳摹之字概不敢卒然收入，誠恐豪釐之失遂成千里之謬。」（《顧廷龍文集》）聞宥先生在《古匋文孴錄序》中講到：「起潛平居治學宗其鄉吳愙齋先生，故書中多采其說。」

在上海圖書館時期的1961年，顧先生還參加了沈尹默先生倡建的上海書法研究會，當時選舉研究會理事七人，包括沈尹默、郭紹虞、沙彥楷、潘伯鷹、朱東潤、王個簃、顧廷龍等。

顧先生自燕京大學畢業後，由於其頗好書法，顧頡剛先生便以《尚書文字合編》屬顧先生相助，顧先生欣然應命，後法國伯希和來訪，顧頡剛先生就以敦煌本《尚書》攝景事面託，而顧先生好唐人書法，精心映摹，頗以為樂，自覺不工，則重寫之。（《尚書文字合編後記》）後因戰爭和編纂《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等，此事暫告停頓。胡道靜先生在為《顧廷龍文集》所寫序中謂：「學長晚年，由公子誦芬迎奉在北京憩養，仍不廢學術研究，著力於《古文尚書》之探索，著《尚書文字合編》，為唯一之《古文尚書》研究力作。」（《顧廷龍文集》）通過對《古文尚書》的研究，顧先生認為，敦煌寫本和舊抄本與後來的唐寫本在字體上有所不同：「最初的隸古定本都是用正楷寫的古文，但後來的本子就有別體和俗字混淆其中。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條例》說：『《尚書》之字本為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求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今皆依舊為音，其字有別體，則見之《音》內，然亦兼采《說文》、《字詁》，以示同異者也。』我先後所見敦煌寫本及日本舊抄本，與《經典釋文》所說，完全相符。敦煌本《釋文》所作古體字，乃真『隸古定』字，無別體和俗字。唐寫本中別體、俗字和隸古字夾雜在一起，不僅《尚書》如此，《史記》和《漢書》也是這樣，……因此，唐寫本多異體字是一普遍現象。這些異體字也有一定的規律可尋，……。」（《尚書文字合編前言》）顧先生這裡提出的文字的異體演變是一個研究者尚不多見的課題。顧先生早年所研究的古陶文字，其重要之點正是據以取甲骨、鐘鼎及各種文字比而觀之，以察文字變遷之跡。顧先生晚年對於這一課題發表了他數十年來整理文獻的心得。他認為：以漢代許慎的《說文解字》為例，其中曾收集當時所存篆籀古文九千多字，其所據則為漢代字書與戰國的古文，「而經過長期轉展傳抄，字形幾經變化。繼由篆文隸定，往往又以字形相近者互相混淆，以異體演變之跡不可據以揭示，惟有從甲骨、鐘鼎和竹木簡帛書等實物材料中尋其蹤跡，引補其謬缺。」而各種文字各有其眾多的異體別字，「異體字者，或曰別體，或曰俗字，或曰佛教難字，若從各體分別搜集而總匯之，庶可明辨其孰為隸古，孰為沿誤，孰出意造，孰為變體，詳察其演變之跡。此當為研究文字學者之重要課題。」顧先生的這一識見，對於歷史文獻的整理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這從二十世紀以來出土的大量文獻整理中都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沈子它簋拓本題記》）顧先生晚年致力於整理舊稿，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尚書文字合編》。他在1985年7月19日寫給王紹曾先生的信中講道：「龍已退居二線，擬整理舊稿，否則身後盡成廢紙，昔日沉浮雜務這中，文字久荒，假我數年，重溫舊業，則幸甚矣。」（《顧廷龍文集》王紹曾序）

顧先生本來能夠對異體字進行系統深入的研究，但由於工作太忙，一直未能集中精力於此。顧先生去世前三年，他在給我的信函中感嘆道：「我頗感異體字問題很有研究。但須吃飽飯，沒有任務，才能為之。我有條件，而老不中用耳。——唉！」（《顧廷龍致王世偉函》1995年5月26日）這是令人非常遺憾的事情，顧先生在這方面多有心得，原本是可以在異體字專題上作出很大的學術貢獻的。

正是這種文字書法上的造詣，使顧先生在鑒定版本時往往能據文獻中的字體筆意提出鑒定的識見。如早年顧先生在孫伯淵處見到吳大徵至王懿榮的信札墨跡數巨冊，十分逼真。但在借歸傳抄中「因諦視其筆跡語氣之不類也。及至論甲骨一通，系節錄王靜安語，於是破綻畢露。既得明證，遂即輟筆。」（《簠齋尺牘跋》）又如1950年初，古今逸史本《華陽國志》徐森玉和趙斐雲兩先生審定為何義門手校本，而非惠棟所臨校。「余核惠跋筆跡，與何來類，復參閱潘博山兄《藏書家尺牘》所采義門手札，筆意相同，徐、趙兩先生之言可信。」（《華陽國志跋》）

這種根據字體筆意鑒定版本的例子在顧先生晚年也時有所聞。如1987年秋，上海古籍出版社為出版《古本小說叢刊》，假濟南開會研討，顧先生應邀前往，順訪山東省圖書館，時任寶楨館長取一寫本請顧先生鑒定，展卷後，先生從首頁中指一「也」字，謂此為唐寫本，闔座為之驚嘆，此即據字體鑒定版本之一例。（《顧廷龍文集》王紹曾序）顧先生晚年在給《讀史方輿紀要稿本》所作序文中談到了當年葉景葵所藏《讀史方輿紀要》稿本曾請杭州的張其昀教授鑒定，「張則專研地理，搜采顧氏遺事甚勤，其所藏顧氏尺牘極有價值。先生正欲覓致顧氏墨跡，以便與稿本對證。獲此尺牘照片後，即細檢全書，發現稿本中字跡與尺牘相似者，不下數百處。進而考察稿本中其他字跡，按所書不同字體，其中最易區別的有五種，有褚書、蔡書、歐書、趙書，以及字體在歐、褚之間者。而所表達內容，多屬彼此相互商訂、刪改、校改、加簽、加註等用語。……從而斷定『此書體大思精，採摭宏富，重修之役，分任眾手，能以一人鑒定之，而又綱舉目張，秩然不紊，此可就一貫之精神而決其為生前手定者也。』換言之，他根據對字體的鑒別和對體例的分析，確認此稿本乃集眾人之手，由顧氏生前手定的重修本。」（《顧廷龍文集》）

在數十年的歷史文獻整理工作中，顧先生對於文字學在古籍整理中的重要作用有了更深刻的感受：「竅謂校讎之學，自漢劉氏向、歆父子導夫先路，千載而下，文字形體之變遷，傳寫摹刻之訛譌，遞演益形紛繁，自非殫見洽聞，無能為之疏通證明。」（《涉園序跋集錄後記》）同樣，顧先生認為，整理古籍必先識字：「要整理古籍、整理稿本，不識字怎麼行？稿本和親筆尺牘，都是很重要的資料，假使字不認識，以意改之，全失真意：必致誤己誤人。」（《古籍整理二三事》）

對於古籍整理中普遍進行的標點工作，顧先生認為須加以完全的標點符號：「編校古書，必須加以完全的標點符號，人名、地名必須加專名號，如中華書局出版的《資治通鑒》及《二十四史》那樣。以前出的標點古書，人名、地名都無標號，實際上是點而不標。（《整理出版古籍小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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